明清以来的孔府旧藏音乐文献

作者：张兆成

来源：《走进孔子杂志》

春秋之时，孔子以“六艺”教学，删定六经，阐明六教，开创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阙里孔氏作为圣人后裔，尤重六经之学。“乐”作为六艺之一当然备受孔府重视，孔子后世子孙习礼演乐，弦歌不辍。历代统治者为表示对孔子的尊崇，也多次向孔府颁赐礼乐器。因此，阙里存有大量与“乐”相关的文化遗存，如孔子博物馆藏清康熙八卦鎏金编钟。除乐器文物外，孔府还注重音乐文献的收藏。乐类古籍虽不如乐器文物立体直观、精美夺目，但它们蕴藏着孔子乐教的精义。目前保存于孔子博物馆的明清时期孔府旧藏音乐文献，就是孔氏后人致于礼乐、继承孔子乐教思想的表现。

一、有典有册：孔府旧藏音乐文献概况

孔子博物馆现藏古籍图书6400余种4万余册，主要来自孔府旧藏，以儒家经典和孔氏族人自刻书籍为主，是阙里孔氏“诗礼传家”的历史见证。根据《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现存音乐文献有数十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刻本，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祭祀礼乐、乐谱乐学与戏曲音乐三大类，具有鲜明的特色。

曲阜孔庙诗礼堂

（一）祭祀礼乐类

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学备受尊崇，孔子的地位与祭祀等级也被不断提升，祭孔成为国家的重要祀典，清代皇帝曾多次亲往阙里致祭。祭孔同样也是孔氏后裔每年例行的重要活动。由此，孔府积累了一批祭祀礼乐文献。孔府旧藏的祭祀礼乐类书籍如下：

《圣门乐志》一卷（清康熙五十五年孔传铎刻本）、《文庙乐舞全谱》三卷（清乾隆十一年刻本）、《圣门乐志》一卷（清光绪十三年孔令贻刻本）、《丁祭乐章》一卷（清刻本）、《皇朝祭器乐舞录》二卷（清刻本）、《文昌庙乐章》（清刻本）、《直省释奠礼乐记》六卷（清刻本）、《乐志补遗》一卷（清宣统三年石印本）、《雅乐讲义》（中华民国刻本）、《音乐讲义》（中华民国影印本）、《音乐讲义》（中华民国刻本）等。此外，阙里志书如《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等文献中也存有部分相关内容。

《圣门乐志》书影

（二）乐谱乐学类

“诗礼传家”是孔氏家风的核心，因此，孔氏后人不仅编录祭祀类礼书，还注重收藏重要的乐谱、律书。收藏乐谱乐学类文献，一是为丰富孔氏家族的藏书，二是用来订正完善祭孔乐舞，三是教授子孙音律，使之以乐涵养身心。此类藏书较少，包括：《乐律全书》四十八卷（明万历郑藩刻本）、《琴律谱》一卷（清刻本）、《五知斋琴谱》八卷（清刻本）、《春草堂琴谱》六卷（清刻本）、《羯鼓录》一卷（清刻本）、《乐府杂录》（清刻本），另有研究古代乐律与宋词音乐的《词源》二卷（清刻本）等。

（三）戏曲音乐类

明清时期，藏于孔府的音乐文献不只雅乐、琴曲，也有供士庶消闲娱乐的戏曲音乐类文献。戏曲音乐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孔府中收藏了一些明清传奇文本与昆曲曲谱，相关藏书有：《桃花扇传奇》二卷（清康熙刻本）、《南柯记全谱》一卷（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牡丹亭全谱》（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纳书楹曲谱》（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桃花扇传奇》（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牡丹亭还魂记》（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烂柯山》不分卷（清刻本）、《寻亲记》二卷（清刻本）、《曲苑》（清刻本）、《长生殿》二卷（清刻本）、《紫钗记全谱》二卷（清刻本）、《昆曲谱》不分卷（清抄本）、《牡丹亭》（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等，另有《天雨花三十回》（清刻本），为明末清初的长篇弹词，属于曲艺音乐。

另有少数文献，如《皇翰嘉礼雅乐录辑要》（清光绪刻本）、图画歌谣集《孔孟图歌》（清光绪三十年石印本）、元代散曲《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中华民国影印本）等未归入以上三类。另有部分文献，如孔传铎《安怀堂全集》（清奎文阁抄本）、蔡方炳《广治平略》（清刻本）、孔广森《礼仪器制考释》（稿本）等，其内容虽涉及音律，但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故也未被列入考察范围。

二、家国人文：圣裔藏书的文化属性

弘文传道是历史赋予孔氏子孙的血脉使命，乐教思想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氏子孙当然也有传承之责。所以，对音乐类文献的收藏，既是孔氏家学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崇礼重乐的文化追求与圣人后裔的身份担当的具体体现。

（一）家学传承的内在要求

孔子自身精通音乐，曾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与鲁国大师谈作曲之道，能击磬、鼓琴、弹瑟，《诗》三百皆能弦而歌之。孔子不仅重视音乐在社会教化与君子求仁方面的作用，也具有极高的音乐鉴赏能力，提出了“尽善尽美”“思无邪”“放郑声，远佞人”等音乐美学思想。在孔子看来，乐是君子修身的必要功课，故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诸侯争霸、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活动寄托了他修己安人的人生追求与礼乐大同的社会理想，有着深刻的现实观照。时过境迁，孔氏后裔备受历代统治者尊荣礼遇，其音乐活动相较孔子多了一丝消闲娱乐的意味。但是，这些活动仍是儒家道德修养之学问所在。孔氏以诗礼传家，学诗书、习礼乐是孔氏家学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孔氏后裔的文化自觉。明天启二年（1622），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言：“庶几承诗书礼乐之传，永坚国干。”（《阙里志》卷二三）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言：“盖礼乐者，道德之菁华而政治之奥蕴也，是故人之不可以不学也。”（《琴苑心传全编·叙》）这两位衍圣公的话语均表明，孔氏后人已经具有传承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

《阙里志·乐舞图》（局部）

就音乐方面而言，孔氏后人的造诣虽难及孔子，但是也出现了一批精通音律之人，如深于乐理的衍圣公孔传铎、撰写《律吕管见》的孔尚任、编纂《琴苑心传全编》的孔兴诱等。古琴作为“四艺”之首、弦乐之君，为孔子所重，自然也成为孔氏后裔的必修课。孔子博物馆所藏《孔兴燮行乐图轴》等衍圣公行乐图中多见古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夫人陶氏曾聘请诸城派古琴大师詹澄秋教孔德成学习古琴，此皆是孔氏后裔重视古琴的历史见证。如此，孔府收藏古琴曲谱亦是家学相传之义。

（二）崇礼重乐的文化追求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儒家认为礼乐涵盖了天地万事万物，统筹着世间的所有条理与秩序，故“孔子以礼乐之道垂教天下后世”（《文庙礼乐考·序》），构建了一套以礼乐为内核的从个人到天下的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孝经·广要道》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一方面，礼乐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秦汉以来，礼乐并举的思想被统治者固化到国家意识形态中，在治国理政、教化百姓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元璋曾言“淑人心而出治道”“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同时告诫官员要重视礼乐，不要“徒以礼乐为虚文”。（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另一方面，礼乐与个人的修身立德紧密相连。在孔子的理论中，“成人”的终极条件是“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学礼用以克制自我，学乐用以激发情感。礼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的文化追求，“所谓崇礼先师，增辉圣德，非一家之私荣也”（《重刊礼乐志·总序》）。作为孔子后裔，孔氏更应在传承礼乐文化中发挥表率作用。孔氏后裔积极致力于礼乐传承、收藏礼乐典籍，是孔府彰显其文化价值追求的重要表现。

孔府的祭祀及日常活动皆围绕儒家礼乐而展开。孔府对关帝、喜神等神灵的祭祀，孔府的婚丧嫁娶等活动，皆要依礼行事。孔府祭祀时需要演戏酬神，婚庆时需要音乐助兴，丧葬时需要音乐致哀。礼乐相和是孔府活动的重要原则，孔府也通过音乐文献的收藏进一步发扬了“诗礼传家”的家风，塑造了“圣人家”崇礼重乐的形象。

（三）圣人后裔的身份担当

衍圣公作为圣人后裔，世享恩荣，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双重属性。对衍圣公来说，继承祖训家风、弘扬儒家伦理与宣扬政治教化是一体贯通的。明清两朝的皇帝多次通过面谕、颁敕、批折等方式，要求衍圣公在修德谨行、正己率人的同时，重视对儒家礼乐文献的典藏。明嘉靖三十年（1551），明世宗在孔贞幹袭封衍圣公的诏敕中说：“惟秉心寅慎乃可以对光灵，惟制行光明乃可以表姻族，惟礼物恪修乃可以系四方之望，惟文献不坠乃可以为百世之征。”（《阙里志》卷一五）衍圣公为圣人之后，“系四方之望”，其对礼乐文献的收藏既是维系儒家“文献不坠”的应有之义，也是孔氏作为圣人后裔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戏曲类文献集结的主要是民间俗文化，对此类文献的收藏似乎与庄重典雅的孔氏圣裔形象相违和。但就其实质而言，孔氏此举并未违背孔子“诗礼传家”的遗训。刘源在《清代曲阜戏曲研究》中指出：“有清一代，在前人的基础上，许多文人都从戏曲本身的特性来重新对其进行定位，认可其‘有补世道人心’的教化功能，这也迎合了孔府文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之需求。”戏曲“有补世道人心”的价值定位与孔子“移风易俗”的乐教思想及“兴观群怨”诗教思想一脉相承，它在宣扬道德伦理、弘扬礼乐教化等方面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采风成诗与观戏藏曲都可以观察风俗人心，在这个意义上，戏曲与诗并无雅俗之别。因此，孔府收藏戏曲类文献符合圣裔的家学渊源，这种收藏活动也没有脱离孔府所应承担的“礼乐教化”的责任范围。

三、百世之征：音乐文献的历史价值

就孔府藏书行为与藏书内容来看，其本身有丰富藏书、保存文献、教育子孙、规范祀典的作用。孔府藏书并不局限于收藏这一行为本身，孔府的特殊地位也赋予了其藏书更深刻的人文意义和历史价值。

（一）为古乐研究提供文献支撑

朱熹曰：“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中庸章句·序》）衍圣公延续圣人血脉，是儒家道统的重要精神象征之一，而“道”之所传的物质基础便是文献，因此，文献收藏是孔府所应肩负的重要职责与使命。得益于孔府的特殊地位，其藏书得到了较好的充实与保护。藏书事业彰显了孔府的崇文宣化之义，于文化而言，减少了“文献不足”带来的认知困境。《重刊礼乐志·总序》言：“俾欲适鲁观庙堂者，手披是编，如睹三代之法物，聆九成之箫韶焉。”通过孔府典藏的礼乐文献，后世之人可以了解三代之典制和上古之乐章。

孔府旧藏的音乐文献内容广泛，包括乐器形制、演奏技法、曲谱乐章、乐律乐制、历史沿革等，并与礼学、文学、戏曲等密切相连，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撑。目前学界在研究祭孔礼乐时，都将孔府旧藏书籍作为重要参考；《琴律谱》所记“十二调定弦法”、《乐律全书》所记“十二平均律”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律的重要资料；多版本的《桃花扇传奇》《牡丹亭》等书，为研究同一文本内容的变化提供了可能。孔府旧藏音乐文献虽难称卷帙浩繁，但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知识体系的庞大与华夏礼乐文化的灿烂深厚，是礼乐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源。

《桃花扇》书影

（二）孔氏后裔习礼演乐的见证

在清代，孔府每年各类祭孔活动多达50多次，礼乐类藏书的编纂刊刻与此密切相关。《圣门乐志·序》中提到其成书之缘由，言：“凡躬与祀典者，不可不留意声音，殚心名物，窥其美善，以仰承陶淑万邦之雅化也。”《圣门乐志》《文庙乐舞全谱》等古籍的编纂、刊刻与收藏本身是孔府习礼演乐的产物，也为相关活动提供了文本参考。《雅乐讲义》《音乐讲义》等书是民国时孔德成所设立的古乐传习所的雅乐教材，是“奉祀官”在民国时期维持祭礼的实践遗存。

戏曲类文献的收藏也可以佐证孔府戏曲活动的相关史实。明清时期，孔府内部经常演戏，并有专门的戏班，衍圣公孔昭焕、孔宪培、孔庆镕、孔令贻等皆好听戏，他们集听曲、写曲、唱曲、藏曲于一体。在《孔府档案》中还存有孔府的戏曲单子与说唱戏词散页，多与昆曲相关。清光绪二十年（1894），孔令贻偕母彭氏与妻陶氏入京为慈禧太后庆寿，在宫中听戏时，慈禧太后问彭氏和陶氏：“你们懂戏不懂戏？懂昆腔不？”对曰：“懂。”（《孔府档案》5476卷）从二人答话之谨慎小心推测，这里的“懂”绝非仅仅来自当时的听曲，孔府的《纳书楹曲谱》《昆曲谱》等藏书应当是她们“懂”戏的知识根底。

《孔府档案》散页（戏曲单）

（三）展现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

书籍是一个时代变化的缩影，音乐文献的收藏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以祭祀礼乐类书籍为例，它们是清代国家祭祀体系的历史见证。通过孔府的收藏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统治者的“尊孔”政策、举措以及孔府的态度与回应，历史研究者亦可以从中提取到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曲阜圣庙乐学讲习所暂行简章规定》：“该生毕业后由本爵府咨行各省长官，遇有其他县治文庙整顿古乐之时，得挨次延聘充当教员。”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浙江巡抚张鹏翮曾“移咨圣府，聘师教习”。通过这两条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至民国，曲阜孔庙作为祭孔礼乐典范之地，发挥着为其他地方文庙培训和输送礼乐教习人员的作用。

礼乐乃盛世之典，各类音乐文献的刻印与收藏表现了孔府“安富尊荣”的生活状态，是孔氏后人崇礼重乐的外在表现，也是尊孔崇儒的古代社会最后太平清景的历史见证。

结语

孔子以诗礼庭训教子传家，诗书礼乐成为孔氏后人的修身齐家之道。孔府旧藏音乐文献是明清以来孔府相关活动的历史孑余，也是明清时期崇礼重乐的重要见证。这些乐类文献虽非“乐”经，但其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孔氏家学的知识体系，丰富了儒家的乐教思想，为孔氏子孙修身法祖、承担礼乐教化之责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参考，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