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宋学家批判汉学的学理脉络

作者：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廿六日乙丑

          耶稣2024年10月28日

“汉宋之争”为清中叶学术史的一大聚讼问题。学术界关于“汉宋之争”的既有研究多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主要关注汉学家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而对理学阵营的声音则较少关注。笔者以为，从理学家的角度对“汉宋之争”进行反思，厘清宋学家批判汉学的学理脉络，或许能更好地把握“汉宋之争”的关键所在。

桐城派集矢于汉学的“卫道”之论

乾嘉时期理学阵营中最早向汉学发起批判的当为桐城派。桐城派坚守程朱理学，以“文以载道”相标榜，其代表为方苞、姚鼐。方苞与人交往，凡非议朱子之学者皆被视为异端，尝谓：“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并极端地认为“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与李刚主书》）。其卫道之心显露无遗。继方苞之后，姚鼐将卫道的矛头对准汉学家。

姚鼐曾经想师事戴震，但被戴震婉拒后提出“交相师”的说法。此段公案学界多有论述。刘师培说：“自桐城姚鼐以宋学鸣于时，为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汉学，桐城文士多和之，至失其真。”其实，姚鼐对汉学之批评主要与其在四库馆的经历有关。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四称：“乾隆中开四库馆，惜抱预校录之列，此其拟进书题，以《提要》勘之，十仅采用二三。”郑福照所著《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记：“于是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于此种风气之下在四库馆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故入四库馆不到两年即被迫称疾请辞，离开四库馆。姚鼐于是年撰写《赠钱献之序》对汉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宗汉学者“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他讥讽汉学为“窥隙”，是“细”，仅是枝节问题。姚鼐晚年对汉学的批评更加激烈，其锋芒甚至直指戴震：“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此种语气已近乎谩骂，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争鸣，卫道色彩较为明显。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方东树为姚鼐弟子，为学宗主程朱，尝自叙学行说：“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方东树因愤懑于《汉学师承记》对汉学的表彰及对程朱学说的批判，撰成《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序例》将汉学家分为“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他认为汉学有害于“世教学术”，故“思有以弥缝其失”，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言论，然后在条目之下附辨正之语。所辩驳之人自毛奇龄始，包括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戴震、焦循、汪中，以至于阮元。

方东树对汉学家关于程朱之学的批判尤为不满，他在《汉学商兑》卷中云：“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邪！”但方东树也具有深厚的“汉学”能力，于汉学家的许多观念都能以考据的方法进行反驳。如辨毛奇龄关于“道学”名目源于道家的说法，即通过考据的方式指出“道学”名目渊源于孔孟。又如，阮元认为“克己复礼”之“己”即是“自己”之“己”。方东树指出，“此全祖述毛奇龄《四书改错》。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离悖诞，亦皆与之相类”。接着，方东树通过对《论语》字义的辨析，并引古人“言各有当，随举自明”为说，证明“克己”之“己”系“私欲”，而下文“为人由己”之“己”则为“自己”，两者并不矛盾。

李慈铭评论方东树说：“颇究心经书，以博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梁启超则认为《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

“汉宋之争”所争在一“理”字

乾嘉时期“汉宋之争”最后聚焦于思想论争。如前述，方东树即娴熟于作为方法的考据，并不排斥“汉学”的方法；而汉学家也并未放弃对“义理”的追求。惠士奇手书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也就是说，就“学”而论，尊崇“汉学”；就“行”而论，服膺“宋学”。

戴震向以擅长考据学示人，但却对义理情有独钟。在以义理为旨归的《原善》中，戴震有言：“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晚年更是自述“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又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此正可以见戴震于义理之旨趣。戴震身后，学者对其治学精神的认识颇有出入。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唯洪榜“以为功不在禹下”。焦循则认为：“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在“汉宋之争”中，宋学家所极力反对的正是汉学家对“理”的批判和改造。方东树指出“汉学之人，有六弊焉”，其中“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他对“东原自得之义理”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云“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戴震释“理”为“腠理”，方东树批评说：“不知言各有当，执一以解经，此汉学所以不通之膏肓痼疾。”

汉学家凌廷堪和阮元均主张 “以礼代理”。凌氏云：“不知圣学礼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乱真之有哉！”阮元则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方东树反驳道：“礼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则万事万物咸在。”在方东树看来，“‘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因此，他反对以“礼”代理。可见，“理”与“礼”何者为先是汉宋学的争议焦点。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可谓道出乾嘉“汉宋之争”的关键所在。在乾嘉汉宋学的论争中，既有“争”的一面，又有“不争”的一面，“不争”意在双方都承认“考据”的方法论意义，而其所“争”则在义理的内涵以及具体指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启超所谓清学“乃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或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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