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学记（下）

——北宋湖州两进士的科举之路

作者：庄华、遽玦亮

来源：湖州发布

时间：西历2022年6月4日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文化到北宋进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北宋统治者汲取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教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形成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的格局，经过北宋初的积淀，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走上历史舞台，正式取代了唐末以来在社会动乱中消亡的贵族阶级。士大夫政治出现的基础之一，是科举制的成熟。

科举制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后一直延续至清。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宋代是一个变化更革相当大的时期，也是一个科举制度趋于完备、成熟的时期。较之唐代，宋代教育的重要发展不仅在于科举制的日渐成熟，也在于宋朝统治者对学校建设的持续投入，创造性地将科举与学校合并。北宋湖州的两位进士莫君陈与贾安宅的科举之路，呈现出两种迥异的形态。

宋仁宗坐像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朝廷照例开科取士，距离上一次科举已有五年之久，大批学士名儒涌现，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最后进士及第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惠卿等，这些人中苏轼、苏辙、曾巩均位列“唐宋八大家”，程颢、张载深刻影响了宋朝理学的发展，吕惠卿、章惇则成为了北宋政坛的重要人物。距离北宋开国九十多年的这次进士榜，人才辈出，被后人誉为“千年龙虎榜”，湖州的莫君陈名列其中。

按《安定学案》记载，莫君陈，湖州归安人，少从胡瑗学。笃志力行，不乐仕。第嘉祐进士，不赴调。莫君陈“御家严整，无大小对之如神明”，自莫君陈始莫家连续五代人中进士，堪称宋代科举史乃至中国科举史的一个奇观。

宋代科举按先后次序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轮考选。在没有摄影等现代技术的年代里，宋代人在实践中想方设法优化了科举制度。嘉祐元年（1056）三月五日，朝廷下诏开贡举，莫君陈踏上了解试之路，他首先需要向湖州府出具家状和保状。家状上至少包含了莫君陈的姓名、年甲、三代、治经、举数、乡贯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准考证。“保”是一个单位，宋朝诸路州府军监请解，需三人以上结为一保，如果一州不到三人，则召命官一员保识。本保内必须有曾经解试合格并发解参加过省试的举人。保状主要保证的事情有七条，证明自己具有应试资格。相比唐代，宋代贡举可谓“取士不问家世”，尤其是庆历四年（1044）后大大降低了考生门第的门槛，大凡品行端正，未曾触犯刑罚、身家清白，不曾为僧道胥吏、不在尊长服丧期内、身体未有重度残疾的人皆可应试，同时为加强属地管理，方便确认考生身份，外加“本贯取解，非为寄应”的条件。一旦一人被发现违规，另外两人会被剥夺两次报考科举的机会。

三月朝廷下诏开贡举，湖州考生将家状、保状等一应材料提交至州府后，时任知州杨紘，按例挑选了一位品学兼优又是进士出身的属官作为考试官，并在八月初对一切考试相关官员需要进行名为“锁院”的封闭化管理。诸多主要考试相关官员中，考试官主要负责考试的出题和考卷的考校，监试官主要负责监试、考试引试、分发试卷、关防作弊、后勤保障等所有各种管理事务，点检官的设置则是为了加强命题和去取的检验。从诸种考官的设置来看，宋代考试管理已经相当接近现代考试。

八月中旬解试正式开考，考试的地点位于州治所在，一般是本州府军监治所，可见宋代还没有专门固定的考试场所，体现了行政与教育的高度一体化特质。考生应试需要自备白纸，在纸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籍贯以及应考科目。有宋一代，贡举科目设置，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初进士科大概沿袭五代后周之制。《文献通考》卷三十记载道：

“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杂文”相当于“论”，“贴”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墨义”相当于今天的默写。难度随考生备考的经典容量的增大而提升，比如进士科外的诸科中，因准备经文不同而区分九经、五经、三传、三礼等科目，当数九经最为繁难。学有余力的考生也会采取兼经的学习方式，正式考试时有一定的优惠。

在考试中有监门官把守考场出入要道，由巡铺官在考场巡考，考试结束后，又需要封弥官与誊录官处理试卷，避免考官识别考生。最终由点校官对誊录的考卷考校评定等第，再由考试官再次确认考生信息，进行复评，尤其要注意的是，考卷不能触犯政治上的避讳。考试结果确定后，九月初州府放榜，再由举送官将解试合格举人的家状、保状、试卷及解状等解送到礼部，以便得解举人参加来年礼部举行的省试。至此解试告一段落。

按嘉泰《吴兴志》，嘉祐二年章衡榜上除莫君陈外，还有张修、施硕，这三位归安同乡有可能结为一保，立下保状。此时胡瑗担当太学讲授，想必踌躇满志的莫君陈一定非常想和老师在汴京相会吧！

通济渠水路图

按照推算，莫君陈一行前往汴京应当由湖州出发，自湖州沿頔塘东至平望，转而北上途经苏州、镇江、扬州、高邮、淮安、淮阴，转船行通济渠直达开封。可惜莫君陈几乎没有留下诗歌，不然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其笔下沿途的风景。通济渠在宋代称为汴河，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的漕粮百货，均由通济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开封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因此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北宋承平日久，彼时莫君陈一行经由汴河进城，比张择端更早体验到汴京的繁华景致。

《东京旧城之图》与《外城之图》，见于南宋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元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

宋承唐制，贡举省试一般在开科翌年正月举行，在省试引试之前要求得解或者免解举人缴纳家保状、文卷、试纸等报名考试。关于到省投状报名日期，宋初规定大概是十月二十五日。考虑到诸路偏远州府，到嘉祐年间应该是延迟到十一月底。为照顾远方得解举人需要承担的旅费，政府会发放公券，公券制度在南宋依然沿用，足见宋朝对士人的优厚。不远千里赶到汴京后，得解举人需要将保状交到开封府，由开封府归类后送到礼部贡院进行契勘，以防冒名顶替。想来莫君陈抵达汴京交罢保状后，一定第一时间联系老师胡瑗，师生契阔，不知胡瑗是否与这位笃志于学的学生秉烛夜谈？

礼部贡院契勘无误后，朝廷会召集天下贡举人觐见大宋皇帝，谓之群见。嘉祐二年得解举人6500人汇集庭前，当年的得解举人的优秀代表林希（约1035-约1101）发表了《开封府群见致辞》的讲话，大致上是“臣希等伏以圣人在上，首善始于京师，天下修文，贡士兴于田亩”一类“谢主隆恩”的官方语。由于“远方之士未知朝廷仪范”，群见时的场面或许非但不如林希的致辞那样严肃，甚至还令相关管理人员十分头痛，往后便只让成绩靠前的“解头”觐见。沈括是嘉祐八年的“解头”之一，他在《梦溪笔谈》中毫不留情地吐槽了当时回首所见的混乱场景：

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番人、骆驼。

不知道林希和莫君陈知道沈括把举人和骆驼相提并论会有何感想。

群见之后，诸生前往国子监拜谒先圣先师，如果胡瑗在场，他的目光一定会默默寻找着茫茫人群中自己精心栽培出的学生吧。

北宋·李公麟《四学士图》

礼部贡院是省试考试管理机构，在对全国得解举人的学籍资料等进行紧张严格的核验后，还负责颁布贡举相关的制度和政令等，在这一忙季常常需要向其他部门借调人手。在考试官方面，按照《宋会要》记载，正月五日，朝廷任命翰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天章阁侍讲卢士宗、集贤校理张师中封印卷首；馆阁校勘张洞、王猎充覆考官，梅尧臣、张子谅、张唐民、董傪、鲜于侁充点检试卷。一众考试官在正月十五进入锁院流程，为照顾考试官们的饮食起居以及身体健康，朝廷还专门派医官陪同。对士大夫来说，这是一项光荣而令人欣羡的任务。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中这样描述道：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期间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

北宋东京城图

嘉祐二年的省试在武成王庙进行，考试前一天排定座位，张榜公布，监门官按姓名引入，考生按照榜就座，不得移易。考场内设都堂，都堂上设一垂帘，内有考试官坐镇，一般情况下垂帘内外不得相互联系，但当考生遇到出处不明的题目时，经同意后可以到帘前询问帘内官。岳珂在《桯史》卷九《尧舜二字》中详细记录了嘉祐二年省试中欧阳修面对的一次上请：

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

得解举人在考场上突然发挥疑古精神，询问儒家经典中最基础的尧舜事，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不知莫君陈在场听闻后会有何感想。

嘉祐二年省试分三场，第一场考三道策，第二场考论，最后一场考诗赋。在考试时间上，唐代实行夜试，给予考生三根蜡烛的时间，宋代改为昼试，不许继烛，主要缘由是宫中禁火，二来光天化日之下作弊更加困难。考场上严禁交头接耳，考生们孤军奋战。有考试便会有作弊，最经典的作弊手段是怀夹书册，由于监门官在进门引试时候会搜检考生，会存在十几个考生众筹雇佣一人专门夹带书册进场的情况。当时经典的小抄称为巾箱本，制造小抄则以福建建阳最为有名。如果有考生作弊被巡铺官发现，情节轻的停止两到三届科举，情节严重则终身不得应举，这项罪责即便是皇帝特赦也不能免去。

考试结束收卷后，封弥官将应举人试卷截去卷首三代家状，代以字号，封弥之后送誊录所誊录，以及其他需要封弥之事。由于省试举人少则五六千人，省试三场，需要誊录的试卷一、两万份，其工作量相当大，需要数百名书手才能完成，管理这些誊录人的誊录官十分重要。为保障誊录无误，需将朱笔抄写的誊录卷与考生原有墨卷校对，负责校对的官员称为对读官。誊录校对好的试卷移交点检官，由点检官初定分数，判定等第，然后交由覆考官。如果点检与覆考官的评定有很大出入，送至知贡举复核裁定。最后考试合格的名单奏名礼部，这已经是欧阳修等考试官结束五十天锁院后的事了。正式放榜时煌煌6500名学子人头攒动，但最终只有400人能够进入殿试。张修、施硕、莫君陈三人在这龙门一跃的时刻内心不知有多么忐忑！想必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热闹的汴京街市上茶馆、酒楼、炊饼店的老板伙计们在省试的日子里惊喜于生意的红火之余，一定会被放榜那天士子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绪所感染，说到底，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能够在这一天改变，谁也不甘自己的命运需要靠着街边看命先生给予指引。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士子在全国得解举人竞争的省试中突围后，来到殿试的最后考验，竞争仕途入场券。唐代科举只有解试和省试两轮，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开创殿试制度，以变“恩归有司”为“恩由主上”，由皇帝亲掌“士权”以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同时为笼络士人，避免唐代不少进士在动乱时刻沦落叛乱的隐患，宋代逐步保证了殿试的最低收益。除去给予往届年长殿试落榜考生“特奏名”的优待，提高进士获得官位品级等政策外，在嘉祐二年开始有殿试的“同进士出身”。据《宋会要·选举》载：

三月五日，帝御崇政殿试礼奏名进士，内出《民监赋》《鸾刀诗》《重巽命论》题，得章衡已下三百八十八人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嘉祐二年参加省试的举人有6500人，最后400人通过省试，殿试进场率只有6%。需注意的是，这400人中有12个人因为被发现违规或者出现卷面没有避讳等问题而被黜落无缘殿试，也就是说3%的人被黜落，这已经是“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免黜落”优化的结果。太宗端拱二年榜（989）合格奏名进士共368人，最后陈尧叟已下186人获进士及第，约49%的人被黜落，开宝八年（975）王嗣宗榜，即创立殿试制度之后的第二榜，合格奏名进士王式已下290人，最后殿试完仅得王嗣宗已下31人，也就是说89%的人在惨遭黜落。在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妥协下，殿试不黜落制度自嘉祐二年成为定式。

这一年的殿试结果分为五等，前三甲进士及第，四甲赐进士出身，五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一榜的状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有意思的是，由于在考场上没有比过自己的侄儿，章惇愤然复读重考。今天我们知道莫君陈位列前三甲而不知道他拿到的具体名次，大概同样不满于所得名次，莫君陈才会“第嘉祐进士，不赴调”，又在熙宁年间，改考新置的大法科并一举拿下头名，不过这已是后话。莫君陈著有笔记《月河所闻集》，记载了他仕宦生涯中所见的趣闻轶事，笔调老练沉稳，他青年时代科举道路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绪波动终究不为人知了。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第二次赴杭州任知府时与莫君陈这位同年相逢西湖，惊喜之际写下绝句《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嘉祐二年的金榜题名两位菁英士子历经三十多年宦海沉浮，饶是乐观放达的苏轼亦感慨“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嘉祐二年，莫君陈与两位归安同乡张修、施硕名列三甲，自此以后，宋代湖州科举史上的最好成绩为熙宁六年（1073）的一甲二名的朱服（1045-1102），他得到了第一个榜眼名额，而后就是大观三年（1109）年仅22岁的状元贾安宅。据洪迈《夷坚志》中载：

鄱阳高嵲就馆于邑，宰以无讼堂为学舍，池中莲生花双头，丞贾选见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观二年吴兴乡校肄业，直庐后产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诸生来观之，折取谛玩，叶间隐隐有金书先君姓名三字，诸生共致庆语，勉令力学，以来岁大魁相期。轻薄子翕然笑曰：‘贾癞子作状元，是天下无士也’。时正病，疮遍体，故云。至秋获荐，送廷对，果第一，贾名安宅。”

《夷坚志》中的逸闻多有神异色彩，故事中那位卧病状元郎被神仙化为双头莲荷叶之间隐隐金书的“天注定”，事实上贾生中举的客观原因就在故事中：北宋对州县学校建设的持续投入，以及将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三舍法，不同于嘉祐二年莫君陈在解试、省试与殿试的过关斩将，大观三年的状元贾安宅是北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舍法由学校选士的结果。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等撰。南宋浙刊单疏本。

贾安宅（1088—？），字居仁，归安人，少力学，博通经史，擅诗文。贾安宅的一生与北宋科举紧密关联，他18岁考入最高学府太学，学识更为长进。大观三年，22岁的贾安宅参加殿试，在685名应试者中独占鳌头。中状元后，贾安宅入仕，初任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户部侍郎兼太上皇赞读官。他多次担任考官，取士公正，所选士人成名者极多，徽宗曾手书诏令嘉奖。史书中有关贾安宅的记载十分有限，顺治《湖州府志前编》收录其《苕溪》一首，诗曰：“广苕山下有源深，发此清流去不浑。直抵太湖三百里，滔滔分入海天门。”这首歌咏故乡苕溪的七言绝句，朴素淡雅，比兴圆熟，借物咏志，不露情绪，宋儒理性克制的表达与内在极高的自我期许相结合，恰如诗中的苕溪水，静则深源清流，动则滔滔入海。

哲宗绍圣三年（1096），8岁的贾安宅来到州学附属小学，面见教授，递上家状与本家尊署名的保状，开启小学生涯。宋代以前，小学教育以识字为主。到宋代，小学教育形成了划分明确的三类基本课程。北宋初官办小学的制度对课程有明确规定，按《金石萃编》收录的《京兆府小学规》载，根据仁宗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学的学规，这所小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文教学，分识字、诗赋和经术三大类，学生按照学力分为三等并按照等级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最初等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另外学习少量诗歌，每日念书50-70字，书写10行，念诗一首。第二等的学生除识字外，诗赋教学的分量增大，开始读赋和学习写诗，学习典故作为理解和写作诗赋的基础，撰写对子作为创作诗赋的基础训练，每日念书约100字，书写10行，读赋两韵，吟诗一绝，作对子一联，记典故一个。第三等级的学生除识字和诗赋学习的要求提升外，还增设儒家经典的教学，并且开始阅读史书以配合诗赋和经术课程：每日念书一二百字，书写10行，吟五言或七言律诗一首，每三日读赋一篇，考试写赋一篇或四韵，每日听教师讲解经典，每三日读史书3到7页，记住其中典故三个。以贾安宅的中状元的年龄反推，我们可以相信他在州学附属小学顺利完成了本阶段的教学任务，这些课程在天资聪颖的贾安宅来说应该都不在话下。《京兆府小学规》中教授会“于生徒内选差学长二至四人，传授诸生艺业及点检过犯”，我们有理由相信年幼的贾安宅在读书上展现出天赋与努力后，会被教授选为助手，协助教学。

《蒙求》三卷，唐·李瀚撰。日本内阁文库藏。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小学的每种课程都有与之适应的丰富教材，诸如识字课程有《千字文》，诗赋学萧统的《文选》，历史课本用《蒙求》，其中许多课本的体裁和内容都是宋朝所首创，反映了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繁荣。从元朝到清代，虽然有补充和发展，小学教育基本继承了宋代开创的格局。

学校升级制度是宋朝在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科举与学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科举与学校并不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隋唐以来，以学校养才，以科举取士，科举与学校在科举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二者本应该密切结合，但由于士人只需“怀牒自列于州县”即可应举，并不要求一定的学历，朝廷与士人日渐重科举而轻学校，致使科举与学校日益分离，学校甚至沦为科举的附庸。北宋王朝为提升国力急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在庆历新政中进一步放宽了科举取士的门槛以招揽天下士子，同时国家与政府积极主动地发展教育，兴办学校，仁宗天圣五年（1027）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大声疾呼：不兴学校，长育人材，而只以贡举取士，等于“不务耕而求获”。在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后建议改革学校贡举制，务必使教育本于学校，士察于乡里。在庆历四年（1044），太学从国子监分离出来，由于国子监仍然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面向全社会的太学的地位与影响日渐赶超国子监。前文提及的莫君陈参与解试、省试，都受到了庆历新政的重大影响。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他名义上复古上追三代，实际上进行的是“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道”的教育选举革新，力求取士本于学校。熙宁四年（1071）太学的三舍法得到确立，虽然元祐年间熙宁新法悉遭罢黜，太学三舍考选、升补、推恩之制亦遭废除，但哲宗亲政后不但恢复了太学三舍法，并且将三舍法推广到州学，达成了科举与学校的合并。《宋史·选举志》载：

元符二年（1099），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为外舍生。

熙宁中太学的三舍法的制度，简单来讲主要包括考试升级和直接任官两方面：将全校学生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为“外舍”，人数不限；第二级为“内舍”，定额200人；第三级为“上舍”，定额100人。新生首先进入外舍，然后通过每月定期的考核评定，学业成绩与品行出众的学生由学校领导和教授报告朝廷，在太学内鉴定为“上舍上等”后可由皇帝授予官位。庆历改革后国子监和太学的教学内容与科举和从政还没有直接联系，王安石创制的三舍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学阶段的升级制度，也使得士人第一次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直接获得官位。

外舍对学生的考核主要分为“行”与“艺”两方面，“以帅教不戾规矩为行，治经程文合格为艺”，按照规定教授每月出题测试学生一次，考试的内容或因主政者政策方针而发生变化，王安石取消了公立学校的诗赋课程，第一个月考察经术，第二个月考察论，第三个月考察策。每个学生的测验成绩连同平时的操行表现按月登记，在季末再进行检查评选，年终积累学分最多的100人授予年度评定，人数上大概占外舍学生总数的5%。此外，朝廷每年派遣官员到太学出题考试一次，称为“公试”，流程上类似科举考试，学生按照成绩划分等第，其中第一和第二等且已拥有年底评定的学生，才有机会按照成绩优劣升入内舍，具体人数则根据内舍空额裁定。三舍法推广到州县学后，一方面州县上参照太学三舍法严格选评优等生按每年规定的数额向中央推荐进贡，另一方面太学外舍中落伍的学员则有被退学遣送原州郡的风险。

内舍的学生定额为300人，大约是外舍的七分之一。在平时考核上与外舍生相似，能够拿到年终评定的有30人，与外舍生不同的是，内舍生的年度评定分为“优”“平”两等。朝廷对内舍的公试每两年一次，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论、策，成绩分为“优”“平”“否”。公试成绩与年度评定决定了内舍生是否能够升级，最优秀的内设生获得优等成绩与优等年度评定后被授予“上舍上等”的荣誉，立即正式毕业受命为官，所谓“两优释褐”。值得一提的是，“上舍上等”能够立马被任命为京官，比科举及第者高七至十阶。“一优一平”的内舍生可以继续学习，到科举时免除解试和省试，直接进入殿试，一般稳定获取进士及第。如果内舍生不幸获得“两平”或“一优一否”，则判为“上舍下等”，科举到来时仅可免除解试，进入礼部主办的省试。即便朝廷对于每年的上舍生有极其严格的数量限制，比如绍圣元年（1094）规定上舍上等任官每年不超过2人，上舍中等直接参加殿试每举不超5人，上舍下等直接参加省试每次不超过20人，太学对士人依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另外，宋朝的党争导致诸多政策难以延续持久，三舍法由太学推广至州学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贾安宅这样经由三舍法选取一路从州学升入太学、从太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状元的士人可谓凤毛麟角。另外，太学生并不局限于太学内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在元丰二年（1079）的三舍法实施后，太学生学满一年后可以自由选择科举考试。

宋徽宗坐像

徽宗即位之初显得颇有政治抱负，他以尊崇熙宁之政为名，于崇宁元年（1102）大兴学校，即开封府城南门外营建外学，称为辟雍。辟雍由当时著名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设计，按照三舍法，辟雍相当于太学的外舍。徽宗诏令增太学上舍生至200人，内舍生至600人，外舍生至3000人，三舍生皆由州学升贡。可不要小看太学的扩招，教育体系金字塔顶的扩招意味着宋朝政府需要给予更多学生及其家属免役的特权。崇宁三年（1104）正月十四日诏令：“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十一月，诏罢州郡及礼部科举，其取士并由学校升贡，于是三舍法行遍天下。

《天子辟雍图》，见于南宋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元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

元符二年的教育制度改革深刻改变了贾安宅的考试升级之路。按嘉泰《吴兴志》载，大观三年进士榜上赫然有贾安宅的两位同学陈汤求和钱杨，他们均是太学上舍上等生直接释褐。虽然不能确定崇宁五年（1106）贾安宅是否和陈、钱共同进入太学，至少三人在州学同窗共读并经历过三舍法下漫长而激烈的竞争。贾安宅在太学的考评结果要略逊一筹，作为上舍中等生免除了省试，在殿试的最终角逐中被徽宗青睐钦点为状元，据《宋会要·选举》载，

三月六日，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贾安宅已下七百三十一人，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宋徽宗《十八学士图卷》

徽宗选择贾安宅作为状元不仅因为贾安宅个人品行学养的出众，据《宋会要·选举》载，大观三年三月七日，殿试次日，徽宗有御笔批示：

“贡士兴于乡，而科举较一日之艺，则贡士当观科举。比览贡士已试程文，未足魁多士，可令详定所以贡院所奏中选试卷与廷试人参较取最优者一名，为殿试之首。若所取非贡士，则贡士次之。”

贡士相对于通过省试的廷试人固然有着考核“非一日之艺”的优势，但是在殿试之首的预设上，则明显有着执政者对学校教育的政策倾斜。徽宗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本无可厚非，可惜蔡京当政时政治黑暗，在阶级矛盾集中爆发、社会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宋朝政府的财政需要应对面对冗官冗兵、大兴土木建设，以及对外贡养辽和西夏的“岁币”“岁赐”支出，三舍法在全国层面的推广维持所需要的教育经费就成了财政优先裁减的对象，加之三舍法本身带有的一些问题，宣和三年（1121）便废除了州县学层面的三舍法，唯有太学三舍法继续施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