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元年（1）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七日戊戌

          耶稣2024年6月3日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开篇仅此六个字，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

既然《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就得确定时间坐标，这个时间坐标一开始就给出来了——元年——只要明确了这个“元年”是哪一年，就能明确后面记载的每件事都何时发生。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新君即位甚至国家有大事发生，有改年号的习惯，俗称“改元”。元年就是改年后的第一年。《春秋》开篇的这个“元年”，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个元年？

有人觉得既然《春秋》是鲁国史，那这个元年就是鲁国的开国元年吧？

还真不是。

《春秋》是鲁国史，但严格说，是鲁国的某一段历史。按史书记载，西周刚推翻商朝不久，周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周成王年幼，所以周公旦辅政。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对周公心怀不满，于是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有一个之前分封的小国奄国（注：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跟随武庚一起叛乱。周公果断起兵平叛，叛乱结束后，周成王就把奄国的故土分给了周公旦，但刚刚经历了管蔡之乱，周公要辅佐周成王，无法赴任，就派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周公最早的封地是“鲁”，所以就沿用了鲁的称号。伯禽成为鲁国首任国君。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鲁国是周王室最亲近的宗室之一。

《春秋》并不是从伯禽受封开始讲，而是从鲁隐公时代讲起。《春秋》开篇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按《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在鲁隐公之前，鲁国从伯禽开始，历经鲁考公、鲁炀公、鲁幽公、鲁魏公、鲁厉公、鲁献公、鲁真公、鲁武公、鲁懿公、鲁孝公、鲁惠公等国君（注：其中鲁懿公和鲁孝公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是鲁懿公哥哥的儿子伯御为君，但伯御是弑杀鲁懿公上位，后被周宣王讨伐杀掉，所以不被周王室承认），鲁隐公就是鲁惠公的儿子。

我觉得，《春秋》之所以不从鲁国开国讲起，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春秋》的侧重点并非“记史”。孔子做《春秋》是为了借着事情来阐发他的“道”，因此甄别选择一段最有助于他阐发自己思想的历史就行。但《春秋》为何要选择鲁隐公元年讲起？后世许多人认为，孔子的这个选择应该是有深意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虽然是写鲁国，但实际上是写孔子对周王朝或者说对周公制定的礼义制度的认知，而鲁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周公那一套礼制也日益式微，孔子的主张和理想也开始被现实粉碎，这种失望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孔子选择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鲁隐公时代，作为《春秋》的开端。

为什么说鲁隐公时代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呢？这就需要简单梳理一下周王朝的历史。周分西周和东周，以传说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戎人攻入镐京作为西周灭亡标志，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后，诸侯拥立了太子宜臼即位史称周平王。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这段话很值得逐字逐句解读一下。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周平王即位后，将国都迁到了雒邑——即今天的洛阳。因为雒邑在周原来都城镐京的东面，所以称周平王东迁雒邑后的这段周朝为“东周”。按这里记载，迁都主要为了躲避戎人侵袭。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从周平王时候开始，周王室日益衰微。我理解这个衰微，不仅仅指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衰落，更重要的，应该是指周王室——或者说周王本人——政治影响力衰微。此前虽然分封天下，但周王是天下的共主，是最高统治者，诸侯都要听从他。从周平王时代开始，发生了变化。

“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是对周室衰微的解释之一。“诸侯强并弱”即强大的诸侯开始吞并弱小的诸侯。我们今天觉得春秋战国不就是打打打吗，大国吞并小国很正常啊，这里为什么说诸侯强并弱就是“周室衰微”的表现呢？因为之前诸侯不论大小，都由周王室分封，不管封地多少，名义上是平等的——虽然等级上可能有五等爵位制的区别。诸侯只有经过周王的分封，才能得到大家认可，这是当时法理制度对诸侯的约束。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强大的诸侯一旦擅自吞并弱小的国家，就是对周王室权威的挑衅，周王可以号召其他诸侯国起兵讨伐，最终可能把这个挑事的诸侯国给灭了，所以得不偿失。因此在这之前，诸侯之间发生战争，一般都是出于某种原因，由周王下令其中的一方去攻打另一方。但从周平王时代开始，诸侯之间的战争开始发生变化，大国吞并小国变得随意起来了——放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齐、楚、秦、晋始大”是周室衰微的表现之二。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不是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国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因为若仅论国力，齐、楚、晋在此之前就已经都是大诸侯国。这里的“大”，应该是指“自大”，这句话意思应该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言下之意不再遵循过去的礼制。

“政由方伯”是周室衰微的表现之三。伯，通“霸”，方伯，就是诸侯领袖。“政由方伯”意味着天下事不再是周王说了算了，强大的诸侯开始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甚至左右了王室政事。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齐桓公要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了，中国的传统一直是喊什么说明缺什么，能喊出“尊王”，说明王已经很久不被大家尊重了。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讲完上述这段话后，跟着立刻来了这么一句：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作为专门记录周王朝历史的一篇文字，周平王在位前面四十八年一笔带过，后面的周平王五十年和五十一年一共也只说了“五十一年，平王崩”这一句 。可怜的周平王，长达五十一年称王的历史里，作为主角的他，只有在死的那一年才被特意提了一下。不是主角的鲁隐公，反倒在这期间被特意点了出来，为什么?

因为鲁隐公的即位，是《春秋》的开端，是周王朝的转折点。

如果纯粹从地理空间维度看问题，周平王东迁，是西周东周的转折点。如果纯粹从时间维度看问题，周平王东迁时，鲁国国君还是鲁孝公。即使鲁孝公在周平王东迁后不久就去世了（注：周平王东迁是公元前770年，鲁孝公去世是公元前769年），从时间维度上讲，经历周平王时代最长的鲁国国君是鲁惠公。他在位时间是从周平王三年（公元前768年）到周平王四十八年（公元前723年）。若仅从周平王在位时间角度而言，应该说鲁惠公时期才是周王朝的转折点，《春秋》似乎应该从鲁惠公元年讲起来才更合理。

这个矛盾，似乎可以从儒家对于“天下”的理解上得到解释。儒家的“天下”，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或者时间概念，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儒家的“夷夏之别”，“别”在文化上。你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你是出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认为你跟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在一个屋檐下，咱们也不是一类人。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一段话：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正是基于儒家更重视文化传承是否断绝，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鲁隐公时期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因为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在人们看来，意味着经历了一次险些灭亡的危机后，周王朝政权又重新恢复正常，同时意味着周公制定的礼制得到继承。如果周王朝能就此复兴、周公的礼制得到发扬光大，周平王就是中兴之主，历史地位会高很多很多。

但，很遗憾，事实证明周平王不是中兴之主。在他即位后的几十年，周王朝并未实现复兴，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些完全不符合传统礼制的事情，这种礼崩乐坏在儒家看来比亡国影响更大。从对周平王充满希望，到几十年后，渐渐失望，再到鲁隐公时代，周游列国所见所闻几十年起起伏伏的阅历，让孔子可能对复兴周礼已经彻底绝望了。因此，我觉得，从儒家的史观出发，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鲁隐公时期——即周平王末年——是儒家对周礼文化复兴从希望到失望的时代，从这个角度而言，周平王末年或者说鲁隐公时期，确实是周王朝的转折点——更准确的说，是周公确立的、被孔子及后世儒家所尊崇的那套礼制文化的转折点。所以，孔子选择了鲁隐公元年，作为《春秋》的开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至于是不是这样，只有孔夫子知道了。

再回到《春秋》正文。元，本意是开始。“元年”，即改元的第一年，改元后表示新时代开始了。“春”，就是春天的意思。“王正月”的“王”，指的是周王，而非鲁国的国君——从礼法角度而言，那个时候能被称为“王”的，只能是周王。什么楚庄王、齐宣王之类，这些“王”的称号，实际上是僭越礼法后自己给自己加的，按照周礼，这是胡作非为，算不得数。

为何要强调是周王的正月呢？因为古人对历法很重视，改朝换代之后，必定要颁布新的历法。在农耕社会，历法对农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制定历法需要一定的天文学基础，天文学在古代有特殊含义，天文观测是朝廷才能安排专业人才从事的职业。根据天文观测结果制定的历法，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颁布天下遵照执行，某种程度上，有“君权神授”含义，所以，改朝换代之后颁布新历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既有实际意义，又有象征意义。

要确定历法，最基础的就是要确定正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要展开讲，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天文学知识。只需简单知道，古人最终确定以冬至这一天，作为校验一年时间的标准。一般的观点，认为夏朝的时候，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二个月——即今天农历的正月为正月。到了商朝，不知是因为时间推移星象运转导致原来的历法已经不符合实际了，还是因为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一个月——即今天农历的十二月为正月。到了周朝，又规定冬至的那个月——即今天农历的十一月就是正月。

过去如果一方臣服了另一方，就要用对方的历法，记事时也要采用对方的纪年。用谁的历法，就叫奉谁为正朔——意思就是承认谁才是合法政权。《春秋》这里强调“王正月”，说明鲁隐公元年的开端是周历正月。之所以强调“王正月”，说明当时还有其他纪年的历法——事实也是如此，如宋国是前朝后裔，所以周王朝名义上不把宋国当诸侯，而是客客气气当客人平等看待，允许宋国祭祀历代的殷商祖先，宋国用的就是商朝的历法。“王正月”，说明《春秋》——或者说鲁国——用的周王室颁布的历法，奉周王室为正朔。

那么，《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对应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里，又有什么不同的阐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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