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 外译推进中华孝文化国际传播

作者：袁陇珍 隆滟（系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八日戊辰

          耶稣2024年7月3日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标识之一。《孝经》全面继承和阐发了孔子、曾子、孟子等先贤的孝道思想，贯穿着“孝”是“诸德之本”的立场，弘扬儒学“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重视家庭伦理与道德规范，长期以来被尊为“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儒家经典，构筑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举足轻重。《孝经》思想宏富，覆盖国家治理、道德伦理、教育美育、哲学及宗教诸多领域，持续被东西方学者挖掘研究，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孝经》先后在欧洲及英国和美国译介与传播已逾300年，共有10个重要的国际译本，不仅记录了《孝经》的历时传播轨迹，而且彰显了中华孝文化的国际影响。

“以耶释儒”传播阶段

18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开始大量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孝经》最早在欧洲落地。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Fransois Noel）的拉丁文《孝经》译本问世，收录在其著作《中国礼仪之争》中，成为迄今最早的国际译本。177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兼汉学家韩国英（Pierre-Martia Gibot）的法译本出版，译本注释详细，扩大了《孝经》的国际阅读范围。随着19世纪汉学研究从欧洲转移至英美，经传教士兼汉学家持续重译复译，产生了《孝经》国际经典译本。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在中国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是向海外报道推介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广泛涉猎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气象、科学等诸多领域。1835年12月，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四卷第八期刊出了英文版《孝经》（Heaou King, or Filial Duty），译文共三章，包括历史背景、参考的底本、宗旨、正文和文化阐释，囿于报纸篇幅所限，译文极为简略，不设注释。裨治文的首个英译本承前启后，既促进了《孝经》在英语世界的广泛阅读，也成为后出的《孝经》英译蓝本。1879年，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应穆勒之约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英译了《孝经》。他的译文参照了韩国英和裨治文的版本，并在其同期翻译的两个译本基础上反复修改后出版。理雅各除了详细阐释文本内容，尤为注重考据、训诂和词章，注解详备，释义贴合原文，措辞精准。全文不足2000个单词，注释多达48处，既忠实再现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含义，也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出版后成为学术性的经典译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裨治文与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译文不可避免打上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烙印，“以耶释儒”的翻译倾向明显，译文存在文化误读与误译现象。

“以俗化雅”传播阶段

进入20世纪，《孝经》译本呈现“学术化”向“民间化”过渡趋势。1908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翻译官陈贻范（Evan Chen）的《孝经》译本在英国出版。陈贻范时任“中国使馆第一秘书”，在英国居留长达15年。得益于早期在京师翻译馆受过严格的语言培训，又具备离散译者身份，陈贻范对英汉语言驾轻就熟，长于融合汇通英汉文化。他的译文通俗易懂，既偏重读者接受，又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尤其译本后附译了中国的二十四孝故事，折射着中华民族子女孝敬父母的人性光芒，成为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民间译本，百年来持续反复出版。译本于1908年初版后，分别于1909年、1920年、2012年、2015年由达顿出版社（E. P. Duttonard. Co）、约翰·默里出版社、平装出版社（Hardpress Publishing）及福高腾出版公司（Forgotten Book）再次重印。此阶段还有两个面向汉语学习和普通读者的英译本也值得关注。1948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Greel）在其汉语研究著作《汉语言进阶》第一卷中翻译了《孝经》；1961年，美籍匈牙利传教士马克拉（Mary Lelia Makra）的译本出版，译本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面向普通读者及汉语初学者。

汉学家还原中国文化的研究性传播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儒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华孝文化日渐进入汉学家的视野，重译本呈现“以译推研”“译研并重”的多维特征。2003年，专攻中国社会历史与古代女性研究的美国知名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研究唐宋时期的《女孝经》时节译了《孝经》，第二、三、十二章未译，以回应《女孝经》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译文被王蓉蓉（Robin R. Wang）编辑的著作《先秦至宋代思想文化中的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al Writing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Song Dynasty）收录。同年，知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夏威夷读本》（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出版，主要收录了北美知名汉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论文，在第二卷的第十六章“孝道”一节，收录了汉学家金鹏程（Paul R.Goldin）翻译的《孝经》。正如梅维恒在选集前言中所言，选集收录的中国古典文献均出自相关领域专家的最新译本。著作于2017年再版。2007年，旅美华裔学者冯欣明的《孝经》译本问世，2008年经两度修改后在网页发表，旨在正确解读“孝”概念与孝文化，让全世界理解孝文化。最瞩目的是2009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罗斯文（Henry Rosemont, Jr.）与安乐哲（Roger T. Ames）的《孝经》译研专著《生民之本——〈孝经〉哲学阐释与翻译》问世。安乐哲多年深耕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积淀丰厚，儒学与哲学功底扎实。两位译者尽力避免基督文化倾向的影响，从孝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切入文本翻译，以还原儒家思想和孝文化知识体系建构为主旨，从哲学话语别开生面地解读《孝经》，尤其重构了先前《孝经》译本中的术语、文化词汇、概念内涵的误读误译问题。安乐哲的译本一问世，就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密切关注，研究论文与书评不断涌现。

《孝经》国际传播特点

《孝经》国际传播轨迹表明，传教士学术化传播阶段的译本呈现“以耶释儒”的特色，注重训诂与文化考释，力图再现底本的文化思想内涵，学术性鲜明；民间化传播阶段的译本以传播中华孝文化和汉语学习为主旨，可接受性强，普及率高，拓宽了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还原传播阶段的译本呈现“以研促译”的传播特色，译本再现了汉学家对孝文化内涵的多维深度解读，译本被英美重要的中国文化及典籍思想选集收录，进一步扩大了《孝经》的国际知名度，孝文化研究也上了新台阶。《孝经》及孝文化国际传播对加强国内孝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启示作用。首先，知名汉学家译者大力推介了译本《孝经》的流播范围，为译本的国际传播赋能。纵观《孝经》译本在不同时期反复译介的轨迹，精通英汉语言文化的汉学家是《孝经》外译的生力军，他们以传教、学习中国文化及研究为翻译目的，大力催生了《孝经》及孝文化重译复译现象。其次，国内学界应注重打破学科壁垒，将《孝经》及孝文化研究与对外传播融合，主动向国际展示《孝经》的研究成果。因此，只有培养具备孝文化知识架构的高端翻译人才，才能解决国内《孝经》和孝文化国际传播的薄弱现状。最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发行《孝经》译本是孝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推手。300年来10个《孝经》国际译本的复印重印，有力推进了中华孝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因此，高端翻译人才、出版与翻译机构应互动协同形成合力，主动将原汁原味的《孝经》和中华孝文化外译出去，才能提高中华孝文化的国际影响。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