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屈原

作者：李长之

来源：选自《孔子的故事》(增订本)

孔子与屈原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许多人被他们之中之一的精神所导引着。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件大可对照的事看出来了，这就是: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发的，是使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光芒一敛，愿意作常人，孟轲是这样的人，朱熹也是这样的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响的，却使许多人把灵魂中不安定的成分搅醒了，愿意作超人，贾谊是一个例，李白也是一个例。

这事情是偶然的么?一点也不。原来孔子精神是由社会到个人的，他觉得只要社会建造好了，其中的个人不会不好，他侧重社会，他因此常想把个人受拘束于社会之中。他告诉弟子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都是教人牺牲个性，以适应美的生活的。他告诉人:“敏于事而慎于言”，他告诉人:“泛爱众而亲仁”，他告诉人:“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都是指示人如何可以过一种人与人相安的生活，而不会搅乱社会的和平的。他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讲诗教，也注意到“可以群”，原来他时刻不忘群的生活。

孔子杏坛讲学

我所谓把社会建造好了，其中分子不会不好，但是怎么样才能把社会建造好了呢?照孔子的理想便是“礼”。假若社会上有一种“礼”的文化，所有分子都服从“礼”，那么，各个人便都是好的了。孔子一生的事业在“礼”上。从他小时的游戏“陈俎豆，设礼容”，到他壮年发表政治理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到他政治活动失败了，定礼乐，作为他那“礼的设计”之最后的修订;著《春秋》，作为他那理想的社会中“礼的制裁”之寄托，在他这栖栖惶惶的七十三岁的生涯中，哪一天忘了“礼”?传说中的孔子适周见老子，不是为问“礼”么?司马桓魋所拔了的树，不也是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其下的么?在孔子死后三百多年，为司马迁所低回留之而不能去的，不也是因为见了孔子庙堂中的车服礼器，并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么?

在不能适应群的生活的原因中之一，是由于理智与情感之不能各得其所。理智与情感如何才可以各得其所呢?这也需要“礼”。“礼”可以说是情感与理智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巧妙而合理的妥协。荀子说:“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礼论》)，这可以说探得礼的真精神。从这一方面说，“礼”乃是为适应群的生活计的一种心理准备。

个人与群的冲突是不可免的。但是纯粹抹杀个性，这样的群也就腐烂朽败;反之，纯粹听任个性，也势必使这样的群不得一日安。那么，怎么办呢?孔子告诉我们的态度是“群而不党”，是“周而不比”，是“泛爱众而亲仁”。然而这是原则，而不是实践。实践时须有一种方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个性，一方面避免个人与群的冲突。这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就是“礼”。不错，“礼不妄悦人”，然而在不“妄”之下，究竟还是使人悦的。“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并坐不横肱”，“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曲礼》)，这些虽然是小节，但犯了时，就会惹人讨厌，就不能过一种和易的群的生活，反之，如果作到了，却会唤起人们的好感，大家生活得便更愉快些。这就是一种生活艺术。

无论就礼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的秩序说，或就礼是一种使理智与情感各得其所的，适应群的生活之心理准备说，或就礼是使群与个人减少冲突而增进愉悦的一种生活艺术说，礼是站在群的观点上而存在的。孔子注重礼，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侧重群的。因为着重群，所以使处在群中的个人便收敛了。孟轲和朱熹都是为这种精神所笼罩着，因而他们都情愿收敛了的。否则，想想看吧:孟轲将是一个狂士，朱熹将是一个才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孔子精神，也是一切被孔子教化所浸润了的人的精神:他们贬抑了自己，他们收敛了自己，他们隐藏了自己，他们为社会，为大我，为群!

屈原

在相反的出发点上是屈原。他的看法是，只要在社会上的各个分子好了，这个整个社会就好了。他的思想的途径是:由个人到社会。于是他希望社会上各个分子都是全然无缺的，都是坚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优美而高洁的。然而社会上各个分子是不能如他理想的，“哀众芳之芜秽”，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多么伟大的一种痛苦!他希望得太切了，于是幻灭得太厉害，于是他情不自抑地说:“宁溘死而流亡兮”，“予焉能忍与此终古”!

因为孔子侧重在社会，所以对个人的过失有时候可以原谅，所以说:“观过知仁”。就是孟子也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可是屈原是不行的，他的社会理想既以个人为起点，所以对于个人的过失到了不能原谅，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后，他实在无从妥协了，于是出之一死。

因为屈原是侧重在个人的，所以对于自己也要求特别高，自己意识着的责任感也特别重，自己对于自己的督责也特别严。屈原的《橘颂》，不啻是一种自赞，却也不啻是一种自铭自警:“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他自视甚高，这是因为他希望各个人都作到理想的地步，于是他不得不先从自己作起。但是结果别人离他太远了，他寂寞他痛苦，像尼采书中查拉图斯特拉走出了人群一样的痛苦。“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的寂寞，却也是屈原的寂寞。越想作超人，越要寂寞，越寂寞，越要作超人。受了屈原影响的人，便多半作了寂寞的超人了!贾谊是其中的一个，李白更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孔子侧重社会，侧重群，结果他也被社会所看重。孔子得到一般人的崇拜，他的名誉遍于各个角落。以一个“人”(不是“神”!)的资格，而庙宇布于全国，甚而到了安南;以一个平民的三间住宅而修成了国家建筑的三百多间的大殿(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页六，民国二十四年，中国营造学社版)，这是世界上一个奇迹，这是历史上一桩唯一无二的事件!——但我们对这件奇迹，却只有自傲，而不是后悔;因为值得!

却因为屈原侧重个人，向往超人，所以他的崇拜者便较少。真正欣赏他而了解他的人，是限于诗人的圈子里。端午节虽有，吃粽子的人多，知道屈原的人少。

“求仁而得仁”，孔子与屈原在中国所得到的待遇，也原是自然的了。

由社会到个人，是孔子;由个人到社会，是屈原。从孔子，我想到一切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从屈原，我想到一切个人主义者，如尼采!

……

假若有人问我:孔子与屈原，谁高谁下呢?我说，都高，但是没有谁下。一切伟大的天才是平等的，孔子与屈原平等!

喀莱尔(Thomas Carlyle)说他们英国人在科学方面有牛顿，在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所以英国人究竟是可以自傲的。我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哲人中有孔子，在我们的诗人中有屈原。孔子可以比柏拉图而无愧色，屈原可以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而并驾齐驱。我们不也是可以自傲的么!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Der Geist)，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Die Seele)!我们民族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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