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周到从周

———《孔子家语·观周》篇研究

作者：李文文（山东大学博士）

来源：节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其中的《观周》篇主要记载了孔子到周都洛邑参观访问的情况。观周，即孔子前往周都洛邑参观周代文化。洛邑，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春秋末期，虽然周王室对各诸侯国失去了政治上的控制力，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已名存实亡，但是，它毕竟还保存着周朝长期积淀的礼制文化精髓。因此，孔子不远千里，考察东周王室保存的礼乐文化。孔子观周还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说苑》等传世文献，但《家语·观周》篇对于此事的记述最为详明，最为信实。首先，本文从文本切入，对相关内容进行对读比较。

一、《家语·观周》与《史记·孔子世家》

关于孔子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之事，《史记·孔子世家》篇记载如下：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多年来，由于《家语》被误认为是王肃伪造的，其中大量珍贵材料长期被“弃之不用”，人们研究孔子“适周问礼”多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而今，由于考古、学术的发展，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为验证，以“竹”的事实使《家语》系伪书的成见被轰然打破。人们逐步认识到《家语》的重要价值，开始利用《家语》进一步走进孔子思想体系的深邃海洋，走近中国古代上古文明。

很明显，与《史记》相比，《家语·观周》篇所记载的孔子观周有着更加完整的场面，而且内容更翔实，使得历史事实的浮现更加立体动态。有些相同内容的表述，二者可以参校或互为印证，而在《家语·观周》篇中，有些内容更是《史记》所没有的，具体如下：

第一，孔子与南宫敬叔谈到自己前往东周问礼于老聃的愿望，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子的认识，即“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此言尤为可贵，对于我们研究早期儒家，研究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乃至研究老子与礼乐文化的关系皆有重要的价值，此点稍后再述。南宫敬叔在向鲁君讲述孔子愿望时，讲述了孔子此行的主要目的，即“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认为学习先王遗留的政教制度、考察礼乐文化是一项“大业”。由此可见，尽管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坏乐崩”的乱世，这个乱世是由于统治阶层的失位失序、僭越礼乐造成的。然而，对于先王遗制、礼乐文化的意义而言，当时的统治阶层仍然持有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整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崩塌。这应该也是孔子总是抱有希望地奔波在路上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鲁君资助孔子车、马、僮仆，南宫敬叔一同前往。

第二，在孔子离开宗周时，针对老子所谈告诫之言，二者大体内容相同，但是，有这么一句，《史记》记为：“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家语》记为：“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有己”与“恶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无以恶己为人臣者”，讲的是作为臣下不应该使君主憎恶自己。王肃注曰：“言听则仕，不用则退，保身全行，臣之节也。”在孔子言论中，出入进退、行藏屈伸是他常常谈论的话题，对于一个人来讲，为人子与为人臣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自然也有着不同的素养要求，即便是面对同一事，也有不同的处事分寸，这样看，《家语》言“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前后对比，义理明达，应该更近古义。

在《家语·观周》篇末，载有一段孔子、老子的对话，内容为：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这部分内容不见于《史记》，但见于《说苑·反质》篇。

第三，《家语·观周》篇记述了孔子此次参访的主要行程，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同时对于孔子观周之明堂，观周太祖之庙的所见、所感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周太祖后稷之庙的金人后背有铭文（以下称《金人铭》）。关于《金人铭》的内容，《史记》没有记载，但可见于《说苑》，关于两个版本的详细比较，后将说明。

对于孔子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家语》还是《史记》等文献，均言之凿凿，其真实性应无问题。相比于《史记》，《家语》的记载更为具体细腻，给人以明显的现场感，更像是时人所作，历史真实图景的呈现更为清晰。

二、《家语·观周》与《说苑》

纵观《家语·观周》篇，其《金人铭》及末章“孔子见老聃”的内容，分别散见于《说苑·敬慎》篇及《说苑·反质》篇。其实，这一点很能说明一个问题，不同的典籍有着不同的成书特点和目的，使命不同。在《家语》中，那些相对集中且具有整体性的内容散见于《说苑》，是因为刘向作《说苑》是为了上奏成帝以作“谏书”之用。为此，刘向设计了《说苑》作为一本“谏书”而应该具有的篇章结构，材料的选取编排则皆为此服务。而《家语》的使命就是以孔子为中心，为了表达孔子的思想，如何忠于孔子原旨，保有真实性、完备性是《家语》编撰者所首先考虑的。正如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所言，该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而成。

也就是说，《家语》中的材料最初出于孔子弟子之手。他们根据自己追随孔子学习的经历以及所记，集中将学习笔记进行编纂。不难想象，在编纂的过程中，他们会进行不同笔记的校读，也会有碎片化记忆的再次接续。总之，弟子们怀着对老师的无限追思，对于与孔子所共同经历的事件、孔子的思想，他们期待记述得首尾完备，更加准确。这使得《家语》的一些篇章有着“首尾完备”的记事特点，正是其优势所在。当然，随着时光之轮的滚滚前行，当《家语》的这些材料几经辗转流传，到孔安国手中时，已不是集中而单纯的《家语》，它们虽然原本都属于《家语》，但篇章已经散乱。面对这批材料，孔安国在再次撰集的过程中，他秉承了“以事类相次”的原则。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从今本《家语》来看，孔安国所谓“以事类相次”的原则还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彰显。也正是源于这样的原则，进一步突出了《家语》“首尾完备”的记事特点，更加强化了《家语》材料的优势所在。比如，《观周》这一篇，以“孔子观周”为中心，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整个记述有因有果，有事件有思想，有参观有对话，有反思有总结，正是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孔安国“以事类相次”的典型代表。

关于《家语》与《说苑》二书可相对勘的内容，已有学者在清人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的基础上，选取两书中有代表性的相关材料进行逐字逐句的比勘，从字词、行文、篇章结构等多方面考察二者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相同材料来源下，《家语》较早，在不同材料系统中，《家语》对字、词、篇章的改动重组较少。而《说苑》则在字、词、行文过程、篇章结构等方面改动较多。比如在文字方面，把较生僻的字改为较浅显易懂的；在思想内容方面，把原本以先秦为社会背景的思想内容改为符合汉代大一统社会现实的内容；在篇章结构方面，对原材料进行拆分，将原本为一章的内容，拆为独立的两章等。这说明《家语》比起《说苑》来更加忠实于原材料，《家语》是孔安国在汉初编辑完成的，而不是由王肃在魏晋时伪造的。

在该文中，谈及《家语·观周》篇“孔子见老聃”章与《说苑·反质》篇相关章节的对勘。为方便比较，现将文本内容抄出，并以表格的形式标注不同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在“孔子见老聃”章的对勘中，由于所选《家语》《说苑》文本皆为今人进行句读标注，且不影响文本的整体理解，故未将标点计入对勘内容。其后《金人铭》对勘亦如此。

从文本可见，此处二者基本可以一一对应。但是从这些细微的差别处，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首先从用字上进行分析，《家语》为“孔子”，《说苑》作“仲尼”。虽是细微的一点，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家语》序中所透露出来的《家语》直至王肃注解以前是以家传的形式流传，这一点是可信的。综观《家语》全书，称仲尼的只有一处，其余全称孔子，而称仲尼的这一处也是特殊情况，出自《孔子家语·本姓解》“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是介绍孔子基本情况的语句。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孔氏后人，称孔子只会用“孔子”这个尊称，而不会称字。但《说苑》则不然，全书有称孔子处，有称仲尼处，不一而足。《家语》由于所用材料的多元以及成书与流传的复杂情况，对一些称呼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在这一点上却保持一致，可以看出其家传的渊源，而不是王肃凭一己之力伪造出来的。翻开《礼记》，全书亦孔子、仲尼皆称，不一而足，恰是因为其成书性质与《说苑》近同，是汉代学者编辑而成。在这一点上，《家语》有很大不同，最初以家传的形式在孔门内部流传。

其次，从语义及逻辑上看，综观全章，将不难发现《家语》语义完整，逻辑通顺。而《说苑》则含义不明，逻辑混乱。如《家语》“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说苑》作“吾比执道委质以当世之君”。《家语》此处更为通顺合理。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下注：“卢校‘以’下增‘求’字，曰：‘求’脱。《家语·观周篇》有。”另外《家语》“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说苑》作“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很明显，《家语》此处的逻辑更为合理，言及“说者”与“听者”两个方面。而《说苑》这里则逻辑混乱，抑或是刘向考虑到向成帝谏言，将“乱”的责任推诿于“说者”“言者”，而不谈及“听者”，即统治阶层应该具有判断能力。这样来看，《家语》记载更符合原貌，《说苑》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汉代的政治因素，而对原材料进行了取舍，导致语义不清、逻辑不明，失色不少。

对于《家语·观周》篇与《说苑·敬慎》篇的《金人铭》，蔺文未进行对勘。为方便本文将两篇《金人铭》进行比较，下面将其全文及前后相关内容抄出，并以表格的形式标注其不同之处。

从文本来看，二者同样基本对应。但是有一些表述的细节处，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章首，《家语》言“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在孔子观周的具体安排中，他来到太祖之庙，看到右阶之前的金人，使得人们很容易随着文字的思路进入当年孔子观周的时空。也就是说，《家语》的表述更具有现场感、带入感，伴随着对文本的深入细致品读，将不难感到此确是时人所记，且更近乎是亲历此场景者所记。而《说苑》的表述则甚是简略，直奔主题。在两篇文本的对读中，孔子对《金人铭》的评价很值得注意，《家语》中孔子的评价是“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说苑》言“此言虽鄙，而中事情”。对于周代先人，孔子所持有的态度广为人知，孔子崇尚周太祖、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常常谈及他们的功劳美德，表达出无限的尊崇。孔子曰：“能治国家之如此，虽欲侮之，岂可得乎？周自后稷，积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刘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豫远矣。”此言出自《家语·好生》篇，本篇以较长篇幅叙述了周族的起源、迁徙、崛起的过程，对后稷、公刘等人的仁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这里的“周之德”，正是谈周文王之德。类似于孔子盛赞周之德、周先王之德的表达在典籍中不胜枚举。那么，再来到《金人铭》，此铭见于周之太庙，在至为显著的位置，立有金人，铭于其背，又占有很大篇幅，定是良言精句，以警后人。正如孔子在《家语》中评价的那样“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这些话实在、中肯、合情可信。但是在《说苑》中，孔子的评价是“此言虽鄙，而中事情”。一个“鄙”字就明显见出此与孔子对周代先王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偏差，逻辑上讲不过去。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说苑》在选取材料时出现问题，抑或是《说苑》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问题，更有可能是刘向本人对《金人铭》的态度，他认为“此言虽鄙，而中事情”。所以，两处的差别虽然微小但所传达的信息特别重要，即《家语》更符合孔子本旨，更具有信实性、可靠性。

《家语》言：“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读起来语义通顺，逻辑清晰。《说苑》言：“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可以见得，《说苑》对原文本进行了精练缩写。细细将两篇《金人铭》对勘，应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本文暂止于此。

三、观周与从周

“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是孔子此次参访的主要行程。其中，“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又是孔子在洛邑进行实地考察的重中之重，有几分类似于当今政德教育中的现场教学。对周都的宗庙、明堂等国家重要礼制设施的现场考察，更加触发了孔子对周朝政治制度的倾心向往，他深情地感叹“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此周之所以盛也”。

（一）孔子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宣言

如众周知，孔子一生向慕三代，尤其崇尚周代的文化，而周代的文化又集中表现为其礼乐文化。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文化有着损益发展的过程，周代文化是在夏、商基础上，有所借鉴、有所损益发展而成。在对夏、商、周三代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精神，更加充实灿烂，令人向往。在《论语·八佾》篇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一章不仅是孔子对周代文化的整体认知，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孔子对周代文化的态度，是他的政治主张、文化宣言，即“从周”。孔子遵从周代文化，将周代文化发扬光大视为毕生使命。

试问孔子何以确立“从周”的政治主张？首先，这和孔子生活在鲁国有很大关系。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的地位却非同寻常。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周公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还得到了很多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王室在东方分封的小国以鲁国为“宗国”。即便是春秋时周王室衰微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到鲁国学礼、观礼。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鲁国，作为孔子的父母之邦，使孔子得以自幼接触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其次，这和孔子深谙历史，熟悉典籍密切相联。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显然，孔子将自己所学立于三代时期的文化高地。如柳诒徵先生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在孔子的心中，关于三代之治的盛景甚是清晰，虽然自己没能赶上，但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激荡着他内心的追求和向往。

但是，还有一点更加不容忽视，就是孔子重视对中国此前文化的验证，并通过实地考察来完成这种验证，进而在信实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论语·八佾》篇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朝、商朝的礼，孔子皆能够讲述，但是存有其祭祀的杞国、宋国却不足为征。周代礼乐文化是夏、商文明发展的结晶，故孔子对其十分重视，并加以认真学习。但由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很多历史记载及文物已湮没无闻，甚至对于前代故国也缺乏相关的记载与文化遗留，孔子欲详知其礼而不能征验，是以感叹不已。关于夏礼、殷礼“不足征”的结论，是孔子通过亲自前往杞国、宋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此观之。”（《孔子家语·问礼》）那么，在当时，唯有周代的礼乐文化尚有进行实地考察、具体验证的历史条件。这样看，对孔子来讲，去东周洛邑参观访问意义重大，是势在必行。

其实，当年孔子似乎并不具备远去洛邑的车马盘缠。对此，他首先向南宫敬叔谈到自己适周问礼的愿望，接着南宫敬叔言于鲁君，定公与之一乘车、两马和一竖子，并由南宫敬叔亲自陪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去洛邑，可见孔子观周之迫切。后来，孔子谈到南宫敬叔帮助自己得到车马之事，他说：“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孔子家语·致思》）贶财，是指赠送财物。在孔子看来，思想主张虽然重要，必须在得到有利的时机后才能被看重，得到有利的条件后才能得到推行。如果没有两人送自己钱财，那么他所主张的道就会因得不到推行而几乎被废弃了。正因为道的实行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所以孔子感谢季孙氏和南宫敬叔的“贶财”。因为南宫敬叔的相助，使此次孔子观周顺利成行。

（二）观周与从周

关于这一次孔子观周的时间，业师杨朝明先生综合《春秋》《今本竹书纪年》《家语》《孔丛子》《礼记》等典籍分析推断，孔子“适周”最有可能在鲁定公三年上半年。这一年为公元前508年，孔子四十五岁。

“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是孔子此次参访的主要行程。孔子在谈夏礼、殷礼不足征的原因时，他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所谓“文献”，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也就是说，要对古代的礼制进行考证，既要有记载礼制的文字资料，也就是“文”；又需要有“熟悉历代典策的贤人”，也就是“献”。而老聃、苌弘正是熟悉礼乐的贤人，老子又正好具体掌管记载礼制的文字资料。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篇载，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近似于如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想必他定是熟悉历史典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满足了孔子验证周礼的基本条件。当然，接下来的现场考察引发了他更多的感叹！

“历郊社之所”，是指孔子参观周天子祭天地之处。郊，指冬至日祭天于南郊；社，说的是夏至日祭地于北郊，合称“郊社”。郊社之礼是周天子所独有之礼，但因鲁国承周公之后，得享天子之礼，也有郊社之礼。孔子对郊社之礼相当熟悉，《家语·郊问》篇专题来谈郊社之礼，系统论述了郊祭的意义、功用及具体的礼仪。当鲁定公问到古之帝王为什么一定要郊祀其祖以配天时，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所谓“反始”，是指回返本源，反思由来。孔子特别强调祭祀“报本反始”的功能，培养一个人的感恩之心，不忘其所由来。本篇又见于《礼记·郊特牲》，两篇论述郊天礼的时间、牲器、服饰比较一致，只是《家语》有定公与孔子的问答语境，对天子之郊的礼仪所记更为具体，对其中蕴含的等级观念阐发更细。另外，篇中还有见于《礼记·礼器》的内容。孔子对郊社之礼如此熟悉和赞叹，想必本次观周定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考察周之明堂时发生了什么？具体如下：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明堂，是周天子宣明政教之处，也作为祭祀、选贤、纳谏、庆赏、教学或其他国家重大事务的活动场所。通过宣明政教，保持思想统一，政令畅通；通过祭祀，引发诚敬之心，教民孝悌之道；通过选贤，由贤者来实施政令；通过纳谏，保持政令环境通明，不至于执其一端；通过庆赏，树立榜样，激发正能量；通过教学，化民成俗，移风易俗。明堂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明常四个门口的墙上，孔子看到分别画有尧、舜和桀、纣的肖像，各有善恶不同的形状，以及有关王朝兴亡的诫语。还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年幼的成王背对屏风，面向南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这样看，在明堂之上，不仅有明君圣王，还有暴君败王；不仅有王朝兴盛的赞语，还有败亡的诫语。看来，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经验，警戒教训，才可成就治世之效。看到这一切，孔子“徘徊而望之”，他缓慢行走，仔细观望，可以见得，这一切激荡着孔子内心对于周的浓郁情感。

试想，孔子崇尚明王之道，有些内容是他从古籍中读出来的，也有些内容是从老师、长者等处听来的。但是，就在东周的明堂内，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切，自然引发了孔子内心的感动。他对跟从的人说：“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了。明镜是用来察看形体容貌的，借助学习古代的东西可以了解当今。君主不能致力于学习关于国家、个人生死存亡的根本东西，却以忽视、怠慢的态度对待，从而陷入危亡境地。这就如同向后跑却想追上前面的人一样，难道不是很糊涂吗？”

恰是因为认知到这一点，孔子对于学习关于国家、个人生死存亡的根本东西非常重视，这些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就是“为君之德”。在孔子看来，位高之人理应是品德高尚之人。为此，他不惜苦口婆心，并致力于传播此道。

说到位高之人理应是品德高尚之人，接下来，孔子在周太庙所看到的，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

孔子在宗周参观，进入太祖后稷的庙堂。庙堂右边台阶前立有金人（铜人），嘴巴被封了三层，想必在太祖庙中定是十分醒目，且背有铭文，即本文所称《金人铭》。《金人铭》在本篇分量甚重，孔子师徒在周太庙的主要言行围绕此铭展开，孔子要求弟子们识记此文，评价此文“实而中，情而信”。关于《金人铭》，本处不再赘述全文。《金人铭》的主题思想甚为突出，讲述“慎言”“持下”的重要性。

关于“慎”，《说文》曰：“慎，谨也。”《尔雅》曰：“诚也。”《国语·周语》言：“慎，德之守也。”慎言，不是不言，而是以谨、诚的态度去言。从很多孔子的言论皆可看出其对慎言思想的吸收和应用。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美言伤信，慎言哉！（《家语·屈节解》）

其实，读《金人铭》要看它所处的位置———周太祖后稷之庙，结合孔子在明堂所言，再置身于孔子观周的整体背景，会发现其内在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金人铭》所要警示的对象并非一般的百姓。尽管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一般百姓读之亦可从中受益，但是《金人铭》所要警示的是为人君上者。《金人铭》言：“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又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它清晰的指向。也正是因为《金人铭》所要彰表的是为人君上者之德，所以才一再强调“下之”“温恭慎德”“执雌持下”“卑”“能下人”，周公正是集这些美德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自言：“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告诫伯禽到了鲁国后，“慎无以国骄人”。《金人铭》应系周初先人对后世子孙的告诫之语。

也正是因为《金人铭》所要警示的是为人君上者，所要彰显的是为人君上者之德，那么，关于“慎言”，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君之言”亦在某种程度上寓意着政令，包括刑罚。对此，更是要慎之又慎，制定政令既要正，以义为本而不可随心所欲，又不能烦琐。孔子引《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孔子家语·始诛》）此语出自《尚书·康诰》，文字略有出入。强调刑罚要以义为本，不可随心所欲，当慎之。孔子亦引用《诗》来赞叹好的政令，曰：“‘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说的是要尽力辅佐天子，使百姓心里不迷。因此，无须威势打压，也无须刑罚施加。但是孔子也看到当今之世不是这样，曰：“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孔子家语·始诛》）教化淆乱，刑罚繁多，只能使百姓更加迷惑而触犯刑罚。据《家语》记载，孔子此言讲于其担任鲁国大司寇期间，从时间上讲，发生于孔子观周之后，可见孔子思想与周制一脉相承。

当然，孔子在观周期间并非仅仅看到了《金人铭》，他“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关于“则”，王肃注：“法也。”关于“庙朝之度”，王肃注：“宗庙、朝廷之法度也。”孔子感叹“此周之所以盛也”，周代之所以兴盛正在于由“明堂之则，庙朝之度”所代表的“周之制”，即周代的典章制度。孔子受此影响甚深，学习很多，他非常熟悉、了解、掌握了“周之制”，这一点可以从孔子以及与孔子相关的一些谈论中略窥一斑。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家语·哀公问政》）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

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

子贡所言“文武之道”正是对孔子一生所学的高度概括。鲁哀公问政，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是对周之制的概括与表达。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鲁国太庙即周公庙，孔子问学之礼正是周礼。这样看，“文武之道”“文武之政”“周礼”皆可理解为“周之制”的同谓称呼。在儒家的典籍中，孔子常常言及“古之道”“古之人”。细细剖析，所谓的“古”理应和周之制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谓有自知才会有自信，有了解才会有理解。孔子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他千里迢迢前往洛邑观周，使他对周代文化、周之制有着高度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一切赋予了他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使他有着坚定的信念，提出“吾从周”的政治主张，发出“吾从周”的文化宣言。

孔子不仅提出“从周”的政治主张，发出“从周”的文化宣言，更是以自己的行动去践行。无论是在鲁国为政期间实施的政治举措，还是周游列国以期实现的抱负，皆以此为主线。即便是遭遇困境之时，孔子亦以此来自警自励。据《论语·子罕》篇载，孔子师徒曾在匡地遇困，被拘囚了数日后，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的文王，正是周文王，而“文不在兹乎”与“斯文”之“文”，依朱熹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正是指周代的礼乐文化。此处，孔子自谓“后死者”，以周代文化的继承者自居，明确提出统绪古代文化的周文王去世后，饱含着礼乐之制的文化遗产正在自己这里。如果上天要消亡这种文化，就不会让自己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天不欲消亡这种文化，匡人又能将自己如何？这样坚定的姿态充分彰表了孔子以传承中华文明、继承周代文化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观周、从周一脉相承。

四、孔子与老子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篇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在《家语·观周》篇，老子、老聃两种称谓并用。从历史记载看，孔子与老子相见可能不止一次，在此次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以前、之后，孔子还都曾见到过老子。人们研究孔子与老子的相见多依据《史记》《礼记·曾子问》及《庄子》诸书，受《家语》伪书说影响，其《观周》篇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材料被人们忽视。当今，随着学术的发展，《家语》伪书说的阴霾逐渐散去，翻开《家语》，将不难发现其对“孔子见老子”的记载的确不容忽视，对于研究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乃至老子与礼乐文化的关系皆有重要价值。

关于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显然，这是孔子对老子的赞誉之词。孔子对老子以龙相喻，表达了他对老子的赞赏。但是，也正是因为孔子对老子以龙相喻，使得人们对老子的认知也有几分飘忽，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品读《老子》，其言“道”时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又一次验证、强化了人们对老子的认知，是飘忽的，是神龙般见首不见尾的。品读孔子言论，多以朴实相见，甚为落地，这样看，仿佛孔子、老子完全处于两端，司马迁亦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称其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老子真的是“道不同”吗？《家语·观周》篇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将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此处，孔子仍然誉美老子，但比起以龙相喻更加落地了几分。在孔子心中，礼乐、道德都是他特别崇尚且经常谈及的话题，他认为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是自己学习的对象。那么，孔子和老子真的是“道不同”吗？就很值得思考了。

事实上，细细阅读孔子、老子原著，我们会发现孔子谈为政兼谈无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曰：“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家语·王言解》）老子谈无为兼谈天下。《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兼谈两端，一以贯之，这正是他们思想的高远博厚之据。此端与彼端一以贯之，还可以根据时势境况随时切换视角，而其后学的这种能力就明显弱了，易于就一端谈一端，以一端之认知贴标签，看到“无为”就以为是“道家”思想，见到“法”“势”等范畴就以为是“法家”，而事实上，这些范畴皆在孔子的天空下，在孔子的视野之内。但是，此问题不明，使得有人没有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兼容博厚，而认为《家语》的思想杂糅百家。其实，这些误会皆有待于对于先秦原典，尤其对孔子、老子原著有着认真的阅读，自然可以不解自消。

再说《金人铭》，当今学者以今人之眼光来判断其学派属性时遇到了难题，这到底是一篇道家文献，还是一篇儒家文献呢？有人认为《金人铭》见于《孔子家语·观周》篇，当然属于儒家文献；而熟悉老子者，可以从《金人铭》中读出老子的原话或相似的同出。其实，熟读孔子言论者，同样可以从中读出孔子的原话或相似的同出，略举一二：

第一组《金人铭》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

《论语》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孔子家语》

美言伤信，慎言哉！（《屈节解》）

《老子》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第十七章）

第二组

《金人铭》

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

《孔子家语》

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五帝德》）

洁静精微，《易》教也。（《问玉》）

《老子》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

第三组

《金人铭》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孔子家语》

孔子谓子路曰：“君子而强气，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气，则刑戮荐蓁。”（《好生》）

《老子》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第四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

第四组

《金人铭》

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

《论语》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孔子家语》

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问玉》）

《老子》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十六章）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阅读上述文献，要回答《金人铭》的学派属性问题似乎更难了！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孔子、老子时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很明显，孔子对儒家的认识、对老子的认知比后人更加真实明朗。那么，儒家和道家是什么关系呢？本文认为儒、道同源，那一源正是厚重而广远的周代文化，而周代文化又集夏、商文化之大成，他们共同生长于中华文明的厚土之上。在老子和孔子的时代，后世意义上的“道家”和“儒家”之分或许是不存在的。

此次洛邑参访使孔子收益甚丰，由两点可以见得：一是孔子本人赞叹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更加激发了他对周朝政治制度的倾心向往，更加增强了他对周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周公的崇敬仰慕。二是本篇记载：“（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矣。”《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观周之行使孔子的学问和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慕名向学者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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