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 主编 王天然 编著《蜀石经集存》（五种）出版

书名：《蜀石经集存》（五种）

主编：虞万里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者简介】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历史文献、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等研究。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等。编著和纂辑《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石经研究文献集成》《正续清经解类编》，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学术著作如《高邮王氏著作集》《明经世文编》以及《马一浮集》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

王天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部文献、出土文献与版本目录学研究。著有《〈穀梁〉文献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蜀石经遗文考”。

【内容简介】

蜀石经肇始于后蜀广政年间（938-965），蜀相毋昭裔在成都主持将儒家经典刻石，共计十种：《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前十七卷）。《左传》后十三卷入宋刻毕，北宋皇祐（1049-1054）、宣和年间（1119-1125）又分别补刻《公羊》《穀梁》及《孟子》。

蜀石经碑石在宋代以后开始湮没，至明清时仅有拓本流传，已属罕见。现存蜀石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上海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毛诗》残拓：起卷一《召南•鹊巢》，讫卷二《邶风•二子乘舟》尾。（二）国家图书馆藏刘体乾旧藏残拓：今存《左传》卷十五襄公十年至十五年全卷，卷二十昭公二年；《公羊传》卷二桓公六年至十五年；《穀梁传》卷六文公元年，卷八、卷九成公元年、二年，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卷九襄公十八年、十九年；《周礼》卷九、卷十两卷，卷十二《考工记》。（三）近代成都出土的残石：《周易》之《履》《泰》《否》《中孚》；《尚书》之《禹贡》《说命》《君奭》；《毛诗》之《周颂》《鲁颂》，以上藏四川博物院；《仪礼》之《特牲馈食礼》，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毛诗》之《郑风》《曹风》残石存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以上新出土残石拓片。

《蜀石经集存》凡五种，是在虞万里、王天然二位先生的主持指导下，经上图、国图、重博授权，对于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的首次全面系统的汇编影印出版。

本书所依底本，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上图、国图所藏蜀石经拓本，川博和国博所藏残石，皆为国家一级文物。本书的编著者王天然老师考察历代蜀石经著录情况，发现元代即罕有记述，推断蜀石经当毁于宋蒙战争，而现藏于国图、上图的残石拓本，应为真正意义上的宋拓。

现藏于国博的《仪礼·特牲馈食礼》残石

（供图王天然）

现藏于川博的《尚书·禹贡》残石

（供图王天然）

现藏于川博的《毛诗·鲁颂》残石

（供图王天然）

前世今生

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是汉、魏、唐、后蜀、两宋、清七朝官方钦定的权威文本。石经从经文文本到书写文字都体现出时代的标准，带有定本之属性，具有极高的文本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年间的蜀石经，在七朝石经中，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献价值。

1.唯一的经注本

七朝石经中，蜀石经是唯一的经注本，其余六朝皆单经本。因此，蜀石经的字数最多、规模最大，所谓“宏工巨制”，“绝后空前”（杨守敬跋语）。而且，七朝石经中也唯有蜀石经为地方性的割据政权所创始。其镌刻时代由后蜀延续至宋，也是刊时最长的一部石经。

《周易·中孚》王弼注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尚书·君奭》伪孔传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毛诗·邶风》毛传郑笺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周礼·秋官司寇》郑玄注

（取自《蜀石经集存·周礼）》）

《仪礼·郊牲馈食礼》郑玄注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十年》杜预注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经传集解》）

《春秋公羊传·桓公六年》何休解诂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公羊传（附陈氏木刻蜀石经蜀石经题跋姓氏录）》）

《春秋穀梁传·文公元年》范宁集解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穀梁传》）

2.《孟子》入经

今天经常被提及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间出现过六艺、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等阶段。而正是在蜀石经中，《孟子》首次入经，实现了“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在儒家经典体系转换和学术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3.写、刻转型期

唐代以前，我国书籍依靠抄写流传。在唐代萌发的雕版印刷业，到宋代开始较为流行，自此我国诸多书籍的形态从写本转向了刻本。蜀石经处于写本经籍向刊本流布的节点上，在经籍史上具有特别意义和价值。关于蜀石经的底本来源，传统上多将孟蜀时期刊刻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近年学者深入研究后发现，各经情况可能不尽相同，底本来源当分经讨论。而入宋续刻、补刻之四经，与五代、宋监本系统以及蜀大字本诸经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蜀石经在南宋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是宋代学者研经治学重要的引证之本。蜀石经是探讨儒学经典文本传承、流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与文物价值、学术文献价值相比，蜀石经碑的艺术欣赏价值亦毫不逊色。蜀石经笔画师法欧体，秀整苍劲，宋拓贞珉，纸墨古泽，清代书法名家何绍基评价其“字有欧法，古味殊胜”，可为展玩临书之本。

在宋代以后开始湮没，至明清时仅有少量拓本流传，蜀石经成为历代藏书家的心头所好。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与《毛诗》残拓

上海图书馆藏《毛诗》残拓整体装潢

《毛诗》残拓黄丕烈原装古锦面板

《毛诗》残拓黄丕烈原装楠木匣面

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毛诗》残拓，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之旧藏。黄丕烈得到这件孤本后，将之重新装裱，并配以楠木书匣。而黄丕烈的装裱和书匣历尽二百多年后保存至今，成为了我国书籍装潢艺术的鲜活例证。

拓本之后，附有黄丕烈的好友、乾嘉时期考据大家钱大昕的信札，信中提及了向黄氏借读《毛诗》残拓一事。黄丕烈则手书跋语三则，其中有诗云：“留此聊为金石佞，廛中宋刻未须夸。”自注：“余喜聚宋刻，颜所居曰‘百宋一廛’，今此刻出蜀广政，又在北宋前矣。”黄丕烈以佞宋刻本著称，作此跋时称因财力问题“卖书为买书计”，然仍对《毛诗》残拓不忍割舍。而此时钱大昕也魂归道山，黄丕烈“展此遗札，题此寄慨”，便把钱大昕的信札装裱在内。

蜀刻，宋拓，黄跋，钱札，孤本，得其一者即可称珍宝，而这部《毛诗》残拓，几乎聚集了以上所有要素，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让后人窥探到个体生命的感慨，见证一段动人的故友情谊。

左钱大昕信札右黄丕烈题记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刘体乾与《周礼》、《春秋》三传残拓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周礼》、《春秋》三传残拓，则在曾经的藏主刘体乾的一番操作下，又有了别样的故事。其实在入藏之前，这部分的残拓已经有翁方纲、钱大昕、段玉裁、阮元、孙星衍、何绍基等留下墨迹；刘体乾在收藏这批残拓之后，更是遍邀名家，最终各家题签、题端、观款、题跋等总计225条，涉及人物超过了100人，其时间跨度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民国十七年（1928），接近一个半世纪。另有十二幅同题《蜀石经斋图》的绘画，出自吴昌硕、萧愻、顾麟士、林纾等名家之手。为此，刘体乾甚至单独制作了一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除了上述所举，还有众多名流显贵、学术大家、丹青圣手，如瞿中溶、梁章钜、何绍基、祁寯藻、朱学勤、潘祖荫、杨继震、王懿荣、陈衍、瞿鸿禨、缪荃孙、杨守敬、王闿运、林纾、王树柟、丁传靖、郑孝胥、章梫、陈宝琛、沈曾植、杨锺羲、柯劭忞、吴士鉴、朱祖谋、章钰、孙雄、余诚格、徐世昌、王秉恩、周贞亮、马其昶、邵章、黄濬、冒广生、张謇、康有为、徐珂、姚永檏、劳乃宣、曹元弼、朱师辙、钱泳、张之洞、汪鸣銮、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李瑞清等等。这部分题跋作品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拓片部分，俨然构成了一部书法集、绘画集。

于是，满目琳琅的名家翰墨，连同字体端劲的金石墨拓，共同构成了一组空前绝后的艺术图卷。

书法名家何绍基题端三开

（取自《蜀石经集存·周礼》）

蜀石经题跋姓氏录（节选）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公羊传（附陈氏木刻蜀石经蜀石经题跋姓氏录）》）

陈宝琛题跋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穀梁传》）

罗振玉、王国维题跋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穀梁传》）

1921年，身为遗民的刘体乾请当时15岁的逊帝题端，溥仪篆书“孟蜀石经”四个大字。于是，围绕着“御题”，吴庆坻、杨钟羲、沈曾植、余肇康、陈三立、吴庆焘、章梫、吴士鉴、朱祖谋、郑孝胥、曹元弼、康有为等“遗老”，纷纷在纸上“山呼万岁”，他们称颂这位“冲主”书法“雄姿走螭龙，奥雅胎石鼓”（陈三立题），“历代帝王谁擅篆，冲龄掇古仰云虬”（康有为题），而“圣上稽古同天”（曹元弼题），可谓“中兴祯兆”（朱祖谋题）。

溥仪篆书题端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经传集解》）

顾麟士绘《蜀石经斋图》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经传集解》）

林纾绘《蜀石经斋图》

（取自《蜀石经集存·春秋公羊传（附陈氏木刻蜀石经蜀石经题跋姓氏录）》）

吴昌硕绘《蜀石经斋图》

（取自《蜀石经集存·周礼》）

墨色斑斓：近代出土之残石拓片合集

此外，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授权，《蜀石经集存》还将馆藏的近代成都出土的残石拓片收录其中，并尽量选用了有收藏者题跋钤印的拓片。

近代出土《说命》《君奭》残拓陈达高题识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近代出土《毛诗·鲁颂》残拓，罗希成题识

（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饶是刘体乾再如何苦心孤诣，他的收藏也摆脱不了云烟过眼的命运。《周礼》、《春秋》三传残拓在归合肥李氏望云草堂之后，又归祁阳陈澄中郇斋，并由其携入香港。1965年，为了防止珍稀国宝流失海外，经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国家文物局克服重重困难，购回了包括《蜀石经》四经、《嘉祐石经》、宋台州刻本《荀子》等一批郇斋善本，交由入藏北京图书馆收藏。丁瑜《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一文谈及了此次购藏细节：

郇斋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又经过若干天的一个星期六，赵万里先生对我说，下班以后留下来，还有些事要办，就是要我协助他把《蜀石经》九册提出清点登记，然后装箱。一切就绪后，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蜀石经》的事。这时库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待消息。夜渐深，灯火黯淡，古老的书架偶尔发出咯吱吱的声音，时间过得分外慢，直到晩十一时王冶秋局长来了，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海。

《蜀石经》留在总理处，不久“文革”事起，图书馆业务已基本停顿。赵万里主任遭迫害病瘫在床，借出去的《蜀石经》再无人提起。不料在1969年8月18日，又是一个星期六下午，两位穿军服的中年人提着一个蓝灰色的硬塑料箱到了北京图书馆“革委会”。我被叫到办公室，马上看到了郇斋藏书用的箱子，原来很久以前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册，又完整的还回来了。……至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在日理万机、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指定要检阅这部石经，且留阅经年，那将有待于后人的研究探讨了。（丁瑜《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载《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在此之前，《毛诗》残拓也已经入藏上海图书馆。自此，历经磨难沧桑、仅存吉光片羽的宋拓蜀石经，结束了长达六七百年的漂泊，进入公藏时代。

《蜀石经集存》：原大原色，首次出版

1926年，刘体乾以所得《周礼》、《春秋》三传四经残拓黑白影印售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蜀石经的流传。囿于当时的摄影制版技术水平，原件上的诸多藏印、批点细节无法有效呈现，甚至给今日学术研究带来干扰。上图藏《毛诗》残拓和近现代新出残石拓本则均从未出版。

本书首次将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全面系统汇编影印出版，采用彩色印刷，对于国图、上图藏本原大原色，高度仿真还原，以全面呈现蜀石经残拓经、注文字和历代流传过程中纸张、藏印、批点等痕迹的细节。

本次制版、印制由代表业界最高水准的雅昌公司承担。全书八开，用纸为120克东方雅韵，吸墨均匀，可完美呈现原件历经岁月沧桑后各种色彩痕迹丰富的层次变化，而又触感柔和，视觉舒适。半裸脊锁线精装，全书可充分摊平，页面拼接处墨拓一笔一画、绘图一枝一叶都完整无缺。

书名“蜀石经集存”五个字，辑自与蜀石经书风相近的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之书法，采用烫银工艺，施于柔感织棉材料的蓝色布面。封底挑选近代出土《毛诗·鲁颂·駉》残石轮廓，里面文字则嫁接了《毛诗》残拓中《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四句，采用铜板压凹技术，笔画细腻又富有立体感。配以宏帛155钛美米白函套，整体效果阔气而又庄重典雅。

行间叶号清晰可见

蜀石经的古香可爱令人叹为观止。而本书除了高度还原底本之精妙细微之处，最重要地，是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图书。主编虞万里先生“序言”八千余字，编者王天然先生“概述”二万多言，尽述蜀石经镌刻背景、经过，与拓本流传、形制特点、文本来源，等等；王天然先生还对残拓文字进行了详尽释录。

二位先生的论述严谨扎实，代表了当前蜀石经研究前沿的成果，便于读者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了解蜀石经的前世今生。文字部分放在别册，锁线装帧，读者可将之与图版对照阅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中，对“善本”的定义有“三性”之说，即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项得其一者即可称为善本，而本书的底本蜀石经残拓完美地契合了这三项标准。国图、上图所藏蜀石经残拓皆为一级文物，学者即使亲临访书也很难调阅。以适当的影印方式，配以深度的研究性文字，并以合理的价位，让珍贵的文献化一为百千，走入读者书斋，正式本书的出版追求。

“片纸犹留劫外天，人间孤本此流传。”（蔡宝善题诗）携取一册，或研经稽古，或展玩临池，即可续写翰墨因缘，成全无量眼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