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贯通古今的文化巨人——“方以智学术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主办方

2023年11月11日至12日，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承办和桐城派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协办的“方以智学术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举行。来自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收到论文54篇，涉及方以智研究的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论题。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作了题为《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及其内在取向》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方以智在中国思想史上、特别在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包含考据、义理等多重维度。在哲学本体论上或形而上层面，方以智强调合一和无分，这构成了其注重合二为一的方法论的前提；在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系上，方以智延续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同时又把知提到了突出位置，并引入西学的实证观念，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重要转换；在当然、必然、本然的关系上，方以智突出了客观性原则；对客观性原则和人的知行在世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作了双重肯定，两者构成了方以智思想另一重要特点。  

高瑞泉、蒋国保、周勤勤、张永义、方朝晖、邢益海、诸伟奇等7位专家作主旨报告，分别阐述了方以智的哲学营构与现代启示、“二虚一实”说、“∴”思维模式、对《庄子》的另类解法、人性论、《方以智年谱长编》的编撰、新发现的《三游诗》等论题。

一、多角度阐发方以智哲学思想及其理论价值

高瑞泉的《方以智的学思视野与哲学营构及其现代启示》，指出方以智是一个有待重新研究的重要哲学家，并对方以智哲学的学思视野、方法论进行了全面评述，强调了方以智哲学重视“物理”的精神遗产对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现实启示意义。蒋国保的《方以智“二虚一实”说的现代诠释——兼论方以智哲学的古代突破》，旨在以方以智自己的论述来阐释其哲学的内在架构理路，对方以智“公因反因”说及其“二虚一实”的体用论提出了新的诠释，肯定其既解构阳明学又超越朱子学，具有现代哲学意义。周勤勤的《“∴”思维模式——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考察了方以智的“∴”思维模式”及其来源，并认为“∴”思维模式”揭示了方以智“均的哲学”的方法论。武道房的《方以智圆∴的哲学意涵及其时代价值》认为方以智“圆∴”的哲学内涵在于阐明对待与非对待的圆融关系，而其时代价值则是破除各种“边见”，从而整合学术、炮烹百家以开新声。沈顺福的《从三以说与因论来看方以智哲学的旨趣》，通过对方以智哲学“太无”、“三以”、“因论”等概念的辨析，指出方以智哲学关注的重心已从传统世界观转向思维方式或认识论等问题上。刘瑜的《“盈天地间皆物也”：方以智物论的证成》，指出关于物的理论和实践是方以智哲学的核心所在，并以“物论”归结其认识模式、体用关系和实践旨趣。方朝晖的《方以智的人性论》提出，方以智的人性论受到道家、尤其是佛教空无思想影响较明显，其立场上接唐人王令、宋人苏轼、胡宏及明人王阳明，下开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大抵以为人性超绝善恶对待，即无善无恶。吴卿的《持良知不废学：方以智的知行观》分析了方以智的知行观，认为方以智在批评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持良知不废学”的新型知行观。付子轩的《方以智“养生送死”一语的二重含义与生死观中的儒家倾向》指出，方以智“养生送死”一语，涵盖了《孟子》《庄子》不同的思想来源，统一于方氏辩证的生死观之中，体现了方以智生死观中明显的儒家倾向。

李季林的《方以智的经世主义实学思想研究》提出，方以智实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科学精神和经世主义两个方面，在哲学上表现为坚持“气”一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赋有实证性质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徐道彬的《方以智哲学的生理学机制》认为方以智极为擅长运用人的生理机能、动植物的生长、中医诊断的机理等形式，来展现他“人身副天”、“性善为宗”及“公因反因”等精妙的哲学思想。王赛的《略论方以智医学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指出，方以智以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独特的博物学，并进而将其哲学思想充分融入到其医学思想中，形成了独特的医学哲学思想。

丁常春、王悦《方以智的三教会通思想研究述评》，从“三教归儒”、“三教归易”、“会通三教”、“三教关系”四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方以智三教会通思想的研究。

二、深入辨析方以智易学、理学心学、庄学思想特点

方以智家族世代以易学传家，对于方氏易学的探讨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参会论文涉及方氏易学的有5篇。其中彭战果的《〈时论〉“以经释《易》”例证及其“会通”意识》，梳理《时论》所引《诗》《书》《礼》等资料，总结了《周易时论》“以经释《易》”的经学特色，以及“会通六经”的自觉意识。陈居渊的《方以智“太极”图像渊源管窥》，对方以智的四幅“太极”图像进行分析，回溯其历史渊源，并指出图像在方以智易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姜含琪的《质测与通几之间：方以智象数思想研究》指出，方以智易学的意义，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以象数尤其是数作为切入点，来建构西学之质测与中学之理（端几）之桥梁。聂磊的《“太极寓于中五”的数理结构》主要研究方以智通过《密衍》所揭示的河洛的衍化，其“太极寓于中五”的数理结构即是将“大一”寓于“中五”，以象数形式表现宇宙运化的规律，即所谓“理寓于数”。许伟、白少燕的《〈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考》从成书过程进行考察，展现了方孔炤在家传易学基础上融会象数与义理易学的过程，并通过对方以智在此书编撰、刊行方面所作贡献的考察，以阐明方以智的易学渊源、易学转变、易学特色。

方以智及桐城方氏学派的哲学思想，与明代理学心学有着密切关系，本次会议中涉及这方面的论文共有8篇。其中，刘元青的《理善与无善：方学渐对“善”的思考》认为方学渐的论学要点是以“理善”反驳王龙溪的“无善无恶”说。廖璨璨的《克己即由己：方以智的仁礼观与晚明“克己复礼”论》，通过晚明心学中的“克己复礼论”，提出方以智以易学为思想资源，成功化解了“克己”与“复礼”的矛盾，从而树立了自己的“仁礼观”。王献松的《方学渐“学宗朱子”说论考》和魏子钦、郭振香的《方学渐对王畿心性论的批判》分别对方学渐理学思想的性质进行了论证。李昕的《方以智家学的“崇实”传统——以方学渐、方大镇为例》，探讨了方以智家学中的“崇实”传统。彭丹的《王阳明“厅堂三间之喻”与方以智的改铸》、叶乐扬的《论方以智的性与理气结构》分别阐述了方以智哲学对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关联与改造。杨青华的《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析论》则分析了方以智思想批判理学、回归经学的倾向。

参会论文中有5篇以《药地炮庄》为研究对象，然研究视角各异。其中，张永义的《广·提·炮·通：〈庄子的另类解法〉》与张志强的《傅山与方以智注〈庄〉比较解读——以〈庄子翼批注〉与〈药地炮庄〉为中心》，皆系比较研究，张永义的比较是将袁宏道的《广庄》、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方以智的《药地炮庄》、王夫之的《庄子通》加以比较，并指出方以智有意地把自己时代的问题代入到了对《庄子》的炮制之中；张志强的傅山与方以智的解《庄》比较，以“化归中和”揭示方以智炮《庄》的主旨，而以“情为人之实”揭示傅山注《庄》主旨，进而论证他们“庄学批注活动的共同主旨”。温祥国的《〈药地炮“庄”〉对方以智家学的传承略论》提出，方以智撰《药地炮“庄”》既是针对当时“理学”“心学”传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也是对始自方学渐的家学的一种传承，但此书“融汇三教”的特点是来自于道盛的“托孤说”，并不符合方氏家学。蔡添阳的《无知之知，不齐之齐——方以智的〈齐物论〉阐释》与陈翰钊的《“以明”与“公是”：〈药地炮庄·齐物论〉对“物论”问题的诠释与解决》，都是对方以智解《齐物论》之主旨的阐释。

三、精研方以智及方氏学派著作和发掘方以智佚失文献

关于方以智及方氏学派著作的研究，本次会议论文涉及方学渐的《迩训》、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和《通雅》。姚远的《〈迩训〉一书的理论旨趣》认为，《迩训》是一本三教兼收之书，但主旨归于儒家，崇尚中道，以实为本，知行合一。敖堃的《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对西方科学理论的吸收与阐述》认为，《物理小识》记载了方以智对物理学、医学、哲学、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研究，融合了欧洲文化和和中国传统文化。孙显斌的《〈物理小识〉编撰考》详细考证了此书的编撰缘由与时间、编撰方法与体例、材料来源等问题。凌绅燊《〈通雅〉探析三则》，对《通雅》的三个问题，即《通雅》的定位、《通雅》的思想引证、《通雅》归部进行了详细分析。

对方以智和方氏学派文献的辑佚辑录和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有学者对《方以智全书》的未收文献进行了辑佚，卢亚倩的《方以智〈三游诗〉辑考》，从上海图书馆所见王培孙旧藏曹尔堪作品集中发现了方以智《三游诗》，内含《石鼓游》《九漈游》《武夷游》三种诗集，共计诗歌一百零二首，跋文一篇。诸伟奇的《从〈三游诗〉看方以智晚期的诗歌特色》，根据新发现的文献方以智《三游诗》，论述了方以智晚期的诗歌特色。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方以智《三游诗》久已遗佚，此次发现并进行完整辑录，填补了方以智研究中的一项文献空白，具有重要意义。陈靖的《桐城谱牒中的方以智佚文》，发现了桐城谱牒共有方以智佚文佚诗九篇（首），散见于桐城七个家族的谱牒，对此进行了辑录。彭君华的《尝与天下士  笑读古人书——方以智〈膝寓信笔〉类辑》，对方以智著作《《膝寓信笔》进行了分类辑录，共分十七类，为研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四、探究方以智的文化意识和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特色

李霜琴的《浅谈方以智的文化意义》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反思、坚定的信念和弘毅的精神以及诗礼慈孝传家的家训家风四个方面，论述了方以智学术思想的文化意义。孙国柱《吸到昆仑顶，处处流甘泉——方以智“源流一轮”文化观探析》，结合《药地炮庄》、《东西均》等文本系统探讨了方以智“源流一轮”的文化观，并提出方以智的文化观是对于当时西方传来的地球学说的创造性诠释。

畅欣的《方以智哲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通过对中边说、薪火说和仁树说的阐述，凸显了方以智“文章即性道”的观点，并通过方以智不同人生阶段的典型作品，对其哲文交融、文道合一的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汪冬贺的《“全树全仁”与方以智的文学思想》从文学发生论、创作主体论等方面阐发了方以智“全树全仁”思想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和作用。韩琛的《“公全”不害“专偏”：论方以智艺文活动中的会通精神》指出，方以智在《东西均·全偏》讨论了“专偏”之学与“公全”之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问必须经过“偏”（专）的过程，在诸“偏”之中悟“（通）才是学问更高级别的追求。宋豪飞的《明末诗坛儒家诗教观的回归及其时代精神》指出，明末以陈子龙、方以智为代表的诗人，力追“大雅”，倡导“言志”和尊奉“温柔敦厚”等诗学主张，这些诗学思想正是儒家传统诗教观的理论要义，体现了明末诗坛儒家诗教观的回归。章志炜的《方以智诗歌中的疾病书写》将方以智诗歌中的疾病书写分为四个阶段，即明崇祯六年（1633）前、崇祯七年（1634）至十二年（1639）、崇祯十三年（1640）至清顺治七年（1650）、顺治八年（1651）后，呈现出由苦闷孤独、怨愤悲愁到失意消颓、闲适平和的发展轨迹，这一书写体现了方以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疾患的隐喻。

关于方以智与桐城派的关系，任雪山的《清人书画题跋中的文化认同与学术宗奉》，以方苞题跋方以智《截断红尘图》为例证，说明了桐城派对方以智之数百年宗奉。商海峰的《明清之际“桐城人选桐城诗”之争与桐城诗派的格局》认为，历史上的桐城诗派是一个以方以智为诗派宗主，以其摯友、子姪、门徒为羽翼，以明代桐城方氏诗人为脊柱，再以有明一代至清初桐城乡邦诗人为包裹外壳的总体格局。张燕芹、欧明俊的《新时期方以智及“桐城派”渊源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对新时期（1978年到现今）学术界关于“方以智及桐城派渊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

五、注重方以智及方氏学派成员生平研究

邢益海的《从编纂到著述：<方以智年谱长编>的目标设想》提出，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将着手编撰一部《方以智年谱长编》，使之不仅是方以智文献注疏及相关史料的分年编纂，而且是史论结合、“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专著。

陶善才的《由方大镇“慕诗”考察方学渐生平行实》，分析了方大镇为追思父亲，仿诗经四言体式所作《慕诗四篇》，依次是“翏一”“桐川”“白沙”“莲山”，以另一种视角揭示了方学渐的生平行实。张利文的《青原与南岳间的守望——方以智、王夫之交游诗证》考证了密之与船山在永历朝的进退行止以及“招有所授”的公案，认为康熙八年至九年（己酉、庚戌）前后，密之屡招船山赴青原，是有复明意图的，而船山咏志婉谢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行止相对游离于晚明江南士人社盟，于复社活动较为疏远。密之与船山儒释文化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二人止水惶恐与著述林泉的遗民之路有所分合。代利萍 、方盛良的《顺治壬申方以智的庐山书写》考察了方以智顺治壬申年的庐山之游，指出此次庐山之游对方以智影响深远，其后期著述皆留下了深刻的庐山烙印。

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在研讨会闭幕式上作了学术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是方以智研究领域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会议议题丰富，涉及到文、史、哲各个领域；方以智学术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体现在无问东西的学术视野、三教汇通的融通精神、探索儒学的新意义。面向未来进一步深化方以智的研究，要继续加强文献整理和年谱编撰、推进跨学科多角度的学术研究、科学把握思想研究的框架定位。他表示，中国哲学史学会愿与各方通力合作，推动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发掘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他的学术博大精深、贯通古今，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驾齐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革故鼎新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次会议聚焦于方以智学术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必将成为方以智研究的里程碑。

（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周建刚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