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用类书对民间伦理的传播

作者：魏志远（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日用类书与儒家伦理民间化研究”负责人、延安大学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初九日癸未

          耶稣2023年11月21日

日用类书起源于南宋末年，兴盛于明清时期，是由民间书坊刊刻的记载民众日常生活实用知识的通俗读物，具有日用百科全书性质。为便于教化民众，历代日用类书编纂者会选取通俗易懂的民间伦理编入其中，并根据内容将之分别归入《劝谕门》《训童门》《四礼门》《养生门》等类目。明中后期以来，新刊刻的日用类书多以“便民”“便览”等字眼为标榜，顺时而变，从当时广泛流行的道德劝善书、家礼书等通俗读物中摘录大量简洁明了、便于操作的民间伦理知识，在编撰方式和内容选取上呈现世俗化、简易化、实用化等特征。

内容来源的多元化

“纂而不著”是日用类书与其他类书的共同特征，其所载内容并不具有原创性，均是对前代或当时切于民众日用常行已有知识的搜集和摘录。早期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阅读对象，在编撰上仍较为讲究，引文会标明出处。如“人纪类”中“先贤嘉言”部分，编者陈元靓直接以“横渠张先生”“司马温公曰”等作为开头，其后再摘录各位先贤的道德说教。在介绍“家礼”这一知识门类时，其中的“冠礼总叙”“婚礼总叙”均摘自吕大临的《乡仪》，并以“吕和叔乡仪曰”作为题首。在丧礼部分，除钞录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陈元靓还依次引入程颐《作神主说》《葬说》《栢棺说》，且在各篇原有标题前加“伊川先生”，以告知世人引文出处。

进入明代，受社会劝善思潮的影响，明中后期日用类书所刊载的民间伦理，一部分取材于前代及当时流行的道德说教，如多本日用类书全文录入了朱熹的《童蒙须知》，同时还摘录了仿其体例、由明代彭东峨编写的《东峨彭先生示训》。后者分为“训读歌”“训坐歌”“训言歌”“训食歌”“训字歌”“训揖歌”“训行歌”“训立歌”等篇，以歌谣形式对孩童的言、行、坐、立、食等外在行为和仪态作了详细而通俗易懂的规范。还有一部分民间伦理内容直接取自《明心宝鉴》《笔畴集》等在当时广为流行的道德劝善类通俗读物或具有休闲属性的文人小品文，如《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中《劝谕门》的“紫虚九宫诫谕心文”就是对《明心宝鉴》中“紫虚元君戒谕心文”的全文钞录。《劝谕门》中《名公格言》则从明初士人王达的《笔畴集》中摘录了多条关于为人处世的道德格言，如“稠人广坐之中不可极口议论，逞己之长。非惟惹妬，抑亦伤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用类书编纂者在钞录原文时已不再标明出处，体现了其阅读对象的庶民化及追求简单实用的出版倾向。

另外，明中后期日用类书的大部分民间伦理内容源自互相抄袭，表现出极强的雷同性，如《邵康节训世孝弟诗》作为一首规劝兄弟和睦相处的歌谣，就在多部日用类书中出现。在书坊间的激烈竞争中，民间书商为抢占先机，已不再耗时耗力搜集原始资料，而是采取直接照搬、盗版其他类书内容的方式，加快出版速度。《全补文林妙锦全书》在其扉页以题识自证“真身”，“迩来嗜利棍徒，假票混卖，翻刻不备，不惟观者无益，且令用者有误，于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万宝全书’，票用双松印记，买者查有姓号，方不误认”。这不仅是对自身畅销的标榜，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日用类书盗版之风的盛行。

内容编纂的简易化

明代日用类书主要为粗识文字的士庶群体提供日常生活知识，以期指导其生活实践。阅读对象的庶民化、大众化特征，使得日用类书对童蒙教育、四礼规范等知识的选取更加注重简单易行，同时又加入大量用于人际交往的知识，呈现日益生活化的编纂风格。早期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主要阅读对象为文人士大夫，故而在童蒙教育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都强调童蒙教育的学理性、系统性和严肃性。两者不仅分别钞录了真德秀的家塾规训《训蒙八规》和朱熹的《童蒙须知》，用于规范孩童的日常行为。还针对孩童的日常学习，钞录了王日休的《小儿写字法》《小儿读书法》，《朱子读书法》《朱子论作文》等具体的读书作文法，同时又分别摘录了《切字要法》《切韵》教导孩童识字时如何正确发音，希望“昕夕之暇以训儿童，使其习惯成自然”。

明中后期，新刊刻的日用类书为方便粗通文墨的读者理解，基本不再录入读书、作文、切韵等专业性的学习方法，而是将引文重点放在士大夫谈论道德教化对于培养童蒙健全人格的重要影响等方面。如《谕俗教子》开篇即言道：“人有子孙，不问富贵贫贱，皆不可以不教也。所谓教者非徒诵读之谓也。大要使之识道理、顾廉耻，不作非法、不犯非理，以尽人道而已。”对于孩童日常行为的规范，这一时期很多日用类书都钞录了《东峨彭先生示训》，相较于朱熹的《童蒙须知》，前者省去了对外在衣服、冠履和对待奴婢的规定，只关注孩童自身的言行举止，但其所内含的诚敬、信友、谦逊的道德品性并未改变。对物质条件的省略简化了相应的礼仪程序，在礼仪形式层面消除了贫富的差距，更适合一般庶民家庭孩童实践。

对于四礼知识的介绍，受到有宋以来“礼下庶人”思潮的影响，南宋末年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就设置“家礼类”，按照冠婚丧祭四礼的分类摘录《司马氏书仪》《家礼》等士庶礼书的相关内容进行汇编。为方便一般士庶阅读与操作，他在编写时删减了《家礼》中关于具体执行四礼的注释说明，只保留仪节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后期民间书坊刊刻的日用类书，因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其所编载的“四礼”，不论在摘录内容还是编排形式上，展现出更加庶民化和生活化的发展趋向。有些日用类书如《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只保留婚礼、丧礼和祭礼，省去了冠礼。剩下“三礼”的礼仪或仪节内容也被大量删减，如朱子《家礼》中的丧礼共有21项礼仪，而对“四礼”内容收录最全的《三台万用正宗》中也只保留了“小敛”之前的主要礼仪，共约9项。而且，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日用类书基本都以《本宗五服之图》《外亲服图》等多幅丧服图的方式对丧礼涉及的血亲关系及五服制度进行具象化诠释，有些还附有“三父八母服之歌”等歌谣，极大方便了文化水平较低的庶民熟记。明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在删减“四礼”仪节内容的同时，为满足庶民经营日常人际关系的现实需求，开始大量引入书启、祝辞、祭文等用于人际交往的实用性书式活套，且从内容体量上占据了主体地位，如用于丧礼慰问的“慰丧父（答）”“慰丧母（答）”“慰丧兄弟（答）”等，基本涉及家庭的主要成员。

明中后期的日用类书还将一些不合礼仪，但民众喜爱的习俗加入其中。如对婚礼的内容选择，编者删除了早期日用类书中道德说教的内容，增添了烘托喜庆气氛的拦门、撒帐等娱乐活动，更加符合一般民众的情感需求。在明代仍被不断翻刻的《事林广记》中，虽在“婚礼”开篇借“吕和叔乡仪”强调婚礼蕴含着丰富的人伦道理，应严肃对待。但随后仍摘录了一些取自民间婚俗的“佳期绮席诗”，并注明“此后固非古礼，今徇俗，姑存于右”，体现了编者主动贴近庶民生活的选材取向。其中的《拦门诗》写道：“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这应是男方上门接妻，亲友堵门索取“利市”时的歌谣，目的是创造喜庆欢闹的气氛。

内容表述的通俗化

作为面向天下“四民”的畅销通俗读物，出版商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和情感诉求，主要通过朗朗上口的歌诀、谚语或劝言等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传播道德说教内容。

《邵康节训世孝弟诗》作为一首规劝兄弟和睦相处的歌谣，曾在多部日用类书中出现，其写道：“子养亲兮弟敬哥，休残骨肉起风波；劬劳恩重须当报，手足情深要取和；公艺同居今古罕，田真共处子孙多；如斯遐迩皆称美，子养亲兮弟敬哥。”“子养亲兮弟敬哥，光阴掷过疾如梭；庭帏乐处儿孙乐，兄弟和时妯娌和；孝义传家名不朽，金银满柜富如何；要知美誉传今古，子养亲兮弟敬哥。”这首诗以朗朗上口的歌谣形式，并借以耳熟能详的名人轶事向民众生动传达了孝亲敬长、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儒家家庭伦理观念，描绘了“家和万事兴”这一美好生活愿景。

在给民众传授养生知识时，日用类书亦引用了《卫生歌》《真常子养生歌》这种歌谣式的表述形式。如《卫生歌》谈到饮食养生：“常令充实勿空虚，日食须当去油腻。太饱伤神饥伤胃，太渴伤血多伤气。饥餐渴饮莫太过，免致膨脝损心肺。醉后强饮饱强食，未有此身不生疾。”通过歌谣形式将不规律饮食和过度饮食的危害进行简单说明，且未做过多医学解释，不仅易于理解与记忆，而且也便于普通民众甚至不识文字者之间的口耳相传。同时，日用类书还将“以德养生”的养生思想融入日常身心调养的行为规范中，如《居家必备》摘录《大藏治病药》劝导民众：“虽居荣禄，不敢为恶。量体而衣，随分而食。虽富且贵，不敢恣欲。虽贫且贱，不敢为非。是以外无残暴，内无疾病。”将道德劝诫与民众的日常养生相结合，契合了民众渴望养生延命的心理诉求，更易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

综上所言，明代日用类书作为面向民间士庶群体，传播日常生活知识的通俗读物，出版商广泛取材于当时流行的道德劝善书、家礼书等道德教化类书籍作为其编纂民间伦理知识的素材。在编纂过程中，他们注重钞录内容的简易化、传播语言的通俗化，使这一时期收录的民间伦理内容呈现出生活化的风格，有力推动了儒家民间伦理在庶民社会的深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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