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育人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现代性审思

作者：陈苏珍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鹅湖》第49卷第3期（总号第579期）

先秦儒学育人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的重要代表之一，在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根源和基点的地位。孔子更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完整育人规范与思想体系的教育家，在孔门后学和儒学早期诠释中形成的丰富教育理念对今天的育人事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宋立林教授的大作《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从“孔门后学”的视角揭示孔子思想的早期诠释与发展。冯友兰曾指出“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1]我们如果从“育人”主题词出发，似乎又绕过“后学”回到以孔子为思想传播与实践的主体来考量早期儒学。

然而，实际上不论是施教主体的“育人”视角还是受教主体的“后学”视角，都离不开儒学发展过程中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两种视角之间的互补互构。正如宋教授所言，如果没有孔门后学的不断诠释，儒学也就无法得以真正展开，更无所谓战国显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东亚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我们肯定此观点的同时，顺此思路的发展，考虑到孔子育人思想的现代化问题，如果说孔门后学诠释赋予孔子思想发展的生命力，那么儒学的现代化走向成为其生命力延续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的审思在宋教授对孔门后学的诠释与宋明理学理论架构中形成参照，从中亦能发掘孔子育人思想的现代性元素。

一、孔门后学思想诠释与宋明理学理论架构的比较

张岱年把中国哲学内容划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2]宋教授全书依据中国哲学内容逻辑，分别以天道天命观、人性论、修养论、政治观四大部分的总体架构展开了孔子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图景。绪论中即说明其考察主要范围是孔孟之间，即孔子的弟子、后学对于孔子思想的新诠释，以早期儒学在孔子之后的第一次诠释为主体。

全书以“思想叩问”与“文本论篡”作为孔门后学与孔子之间思想传承实践的切入口，总体上体现了儒学思想传承过程中教与学的统一性。孔门后学第一代的诠释实际是基于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学实践展开，这是一种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正如孙海燕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论，宋教授围绕孔子学说，然而实际论述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吸收了历代学者尤其是宋明儒者、现代新儒家以至当今学界的大量诠释成果，在兼容并包的研究视野中呈现了诠释史的来龙去脉。

由此，我们极为自然地联想到全书四大部分的框架构建与宋明儒学理论体系的关联性，据此更进一步探察儒学发展的脉络。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关于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等方面的内容。宋教授书中所言《论语》中七十二弟子的困惑与释疑的四大领域“问仁”“问孝”“问行”“问政”之问答或可大致与宋明理学论域串联比对。

从孔子发展到宋代，当我们在疑惑儒学发展在不同时期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之时，更想要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宋教授在大作序言论及对儒家三期说与四期说的看法。关于儒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旨意显然是起始于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但我们认为宋教授的关切并不止步于此，而展现出对儒学整体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走向的思考的使命冲动。

借用宋教授书中的说法孔子已是“隐性”提出孟子性善问题，我们于是大胆揣测，全书关于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的关联虽未有明确论述，然而后者对前者的承续是否有有类似于的在诠释中已埋好“隐性”的脉络等待读者探察。

例如在工夫论方面，书中提及王正对工夫论的阐述“广义的工夫论就是儒家所讲的如何实现内圣外王的具体方法。其中既包含了内圣方面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心性工夫与内在超越，也包括了外王方面的治国、外交、军事等能力的习得与养成”，并且“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宋明儒者的工夫论偏重于狭义的内圣方面”[3]，这里指出工夫论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关注重点，或许并不能由此直接得出宋教授所言先秦儒学的工夫论相较于宋明儒学的不同处是“前者包含得更广，后者内涵则比较窄”[4]的简单差异性。

我们且不论宋明儒学中是否存在广义工夫论的事实，亦或广义的工夫论是否为宋明儒学排除在外。正如宋教授所理解的儒家工夫的特点，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的学习和哲理的思辨，重点在于体认、证知，倾向于内在领悟和体验。我们十分认同宋教授的观点，把孔子“下学而上达”视作知天入圣的生命体知之学，把工夫看作是“内圣”的“成德之教”[5]，因为这仍然使得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工夫论上的通达。

二、孔子育人思想的现代化

孟子赞孔子“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认为圣人能适应时势的发展。傅武光曾就此提出儒家思想注重“通达时变”的现代化问题，即谓“审知时代的脚步而随时调整自己”[6]，他指出儒学历史上面临过三次重要的“通达时变”，即对佛学的吸纳与消融，应对近代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论战，以及现代化问题。

他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具有“理性”“自由”“平等”的本质是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基础。[7]由此，引发我们思考孔子的育人思想包含着哪些现代化因素，今天在发掘孔子育人思想时代价值的过程中需要要注意哪些问题，孔子“通达时变”的育人思想对当下又具备怎样的启发。

其一，学校教育要与家庭教育相一致。孔子的时代教学方式或许还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许多教育资源由贵族家学所垄断。孔子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创立公共的、社会性学堂的教育思想家。孔子育人实践打破了当时贵族阶层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将私学的大门向所有向学之人敞开，不分贵贱，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孔子、让自己的子弟和弟子一起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无私教育理念深得世人称颂。

《论语·季氏》记载弟子陈亢探知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的“过庭之训”后，感慨老师孔子育人无私心，对儿子和弟子的教育理念和内容完全一致，并无私下授受“异闻”，这是孔子关于平等、博大的仁爱思想在其育人实践中的体现。儒家“学以成人”思想要旨阐明育人问题从根本而言是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培育。景海峰认为对时代问题的体认和洞察是立足于社会实践，“离不开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生活的工夫，在动静语默之间、洒扫应对之际，特别是人伦日用的行爲当中，对个人亲历事件细心地加以体味”[8]。

孔子育人实践中，与弟子接触传承的面向很广，教学相伴的有效时间很多，增加了动静语默、洒扫应对的日用人伦教化时机。这种生活性、伦常性的关注，包含着对家庭日常教育重要性的强调。然而，这种日常教化在现代社会则多为家庭教育所承担。正如杨朝明所言中华家风包括孔子家教都特别注重礼之规范的社会性[9]。由此，我们联想到孔门家学与后学皆为其育人实践，宋教授书中多处提及儒家注重血缘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也专门论述孝德之仁，但对家学问题则未专门阐发，也成为了读者的期待。

其二，倡导因材施教的多元化与全面自由的成人观。孔子育人思想注重对人的生命的完善与潜能的发掘。孔子无疑是儒学的重要思想源头，开启儒家生命之学。重视生命的践履工夫，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回归于人的身心性命、人格完善的实践智慧，孔子强调儒学践履工夫和哲理诠释的必然统一。道德践履工夫可谓经典诠释的源头活水，是体征、呈现道德本体的路径。梁漱溟认为“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要在反躬修己的实践”。[10]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11]由此，引出中国传统“重德”与西学传统“尚智”之间的歧异。陈来认为儒家实践智慧“重视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个人内心的全面自我转化”[12]，指出儒家修身是一种成人（to be true person）智慧。孔子之教，乃是一种“教化”，所谓教化即教而化之，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使人“成人”。教化是一种内在成长的自我需求。教化的过程是不断脱离动物性而向着人性的提升，实际是一种人的潜能和全面性的发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对生命的体知和体证体现了“涵育”的教化智慧，宋教授以刘宗周所言“洙、泗家风”[13]贴切形容以身家性命对“道”的体验、感知。此外，在教化成人观上，孔子倡导“君子”的人格养成。孔子对“君子”意涵的贡献是“发展出来指道德质量而言的用法”，“指有较高的道德质量的人格而言”。[14]孔子打破阶级的禁锢，把君子作为一种道德规定，是一种道德人格主体上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对学以成人的育人理念的奠基，也孔子育人观对历史发展潮流的顺应。

其三，在教与学的实践中注重双主体的关照互动。宋教授书中强调受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即孔门弟子在孔子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也表明孔子育人思想蕴含着关怀双主体的现代性因素。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特别重视天理人欲问题。宋教授以天理人欲立场来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把“人欲”看作是违背“天理”的过分的欲望；[15]同时，在“为仁由己”的理解上，把“己”作为道德主体的一面予以高度肯定，这也是对“人”在为学实践中主体性的认同。

宋教授认为综括儒家的修身之学可以“为己之学”概括，侧重“反求”“反省”“反思”的道德自觉，都是对孔子思想传承中“学”之主体性的强调。此外，孔子重视言传更重视身教，是对施教主体提出的育人实践要求。孔子作为施教主体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严格要求自己成为示范感染学生勤奋好学的重要向导。孔子育人思想对教学双主体的关注贯穿其教学方法与师生互动的始终。

孔子注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学思并重、思学结合等育人方法，并且对弟子发自内心的关爱、鼓励、赞赏。孔门后学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互相理解互相鼓励，形成教与学的典范传统。正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思想的诠释与追认，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孔子。孔子之“教”与后学之“学”的互动反馈都是孔子思想形成与发展中不能被忽视的重要环节。

【注释】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59。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刷馆，2015年，页23-24。
[3] 王正《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页1-3。
[4] 宋立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96。
[5] 宋立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98。
[6] 傅武光《中国思想史论集》，文津出版社，1999年，页229。
[7] 傅武光《中国思想史论集》，文津出版社，1999年，页231-233。
[8] 景海峰、赵东明《诠释学与儒家思想》，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页204。
[9] 杨朝明《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10] 《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497-498。
[11]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页7。
[12] 陈来《儒学美德论》，三联书店，2019年，页333。
[13] 《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335。
[14] 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三联书店，2017年，页33。
[15] 宋立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102。

【作者简介】

陈苏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与朱子学、家风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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