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学说对现代作家的滋养

作者：廖太燕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廿九日甲辰

          耶稣2023年10月13日

作为思想家，王阳明自明代中后期起就显示出无远弗届、深久绵长的影响力，在数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即便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局，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和孙毓修仍旧受到濡染，与其学说建立了或隐或显、或远或近的复杂关系。

王阳明画像

周氏兄弟：乡邦先哲的陶染

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在心学传播的关键期长年讲学绍兴，此地诞生过在中国学术史上格外重要、可溯源至两宋时代的“浙东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史学”是其关键构成。生长于斯的周氏兄弟与这片土地、这批先哲建立了内生性的联结，其渊源大体涵括三个层面：

一是对故土的情感。鲁迅说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对家乡的历史和气质认同度颇高。他的思想、创作与地域元素密不可分，有人指出其小说杂文有深刻、犀利的特色即“由于地方的关系”，与浙西偏文不同，浙东重史，毛奇龄、章学诚、谭献和李慈铭“都是很好的例子”，鲁迅有过之无不及，“是这一派的代表”，纵使难说全然，“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周作人自认未脱浙东人的气质，“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一种喜骂人的脾气”。

二是导师的影响。周氏兄弟出章太炎门下，对师尊学术理念有所赓续。章氏对王阳明的评骘历经了三个阶段：他起初以朴学家的眼光痛斥王学，骂其粗陋不堪，《訄书·王学》篇充满了非王的思想；从事反清活动时，他利用王学为革命造势，养成革命精神，却依然加以质疑；辛亥革命后，他平静下来潜心于国学的研习与传播，为对抗文化激进主义重新肯定了王氏的事功和学说，对王学的整体认知发生逆转，同时力图以佛学化解王学的粗陋之处，他对王门后学则始终采取批驳的态度。章太炎这种变动不居的认知在不同阶段或层次上影响了周氏兄弟。

三是个人的阅读趣味。鲁迅重视晚明，深入挖掘了现实晚明和从东林党衍生的民间力量。周作人更是钟情于晚明言说，深受由王门后学影响的袁宏道、李贽和徐渭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童心说”“真我”等文艺观的影响，他推许李贽与王充、俞正燮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以为李氏“似乎很激烈”“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谈论的“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他认为李贽品评历史人物摆脱了深文周纳、不近人情之弊，论文无咬文嚼字、吟味制艺之憾，“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童心说》尤其绝妙，对传统经书的指摘或批判“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

鲁迅直接谈到王阳明的文字仅有一处，即1925年11月抨击读经时说：“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致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鲁迅早年撰有《文化偏至论》等，不乏对重建民族文化的思考，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灵明”说虽非王阳明首创，却是其思想体系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传习录》中有特别论述，他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而“灵明”即“良知”，即我们的本心，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它天然就有，永远存在，但要通过磨洗才能光明起来。在现实意义上，他们讲求积极入世，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以无比的热忱和有效的救世良方影响社会人心。王氏重“知行合一”“致良知”，鲁迅则有“立人”论；王氏肯定人、尊重人，试图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思考人生、解决现实问题，而鲁迅力主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让每一个个体经由思想启蒙充实头脑、打开心灵，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聚焦于人的现实境遇，力图引导自己和他人冲破困境，寻找或实现自我，完成主体精神的自觉超越。

周作人直接谈及王阳明之处多些，如提到朱舜水与王阳明是得人崇敬的同乡，“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不乏嘲讽之言，而《五十自寿诗·其五王守仁》：“往昔读古文，吾爱王阳明。瘗旅文—作，不虚龙场行。吾与尔犹彼，此语动人心。非墨亦非释，儒家自有真。后年说良知，学术为—新。未尝吃苦瓜，味道殊难名。素不喜闽洛，跳脱良所欣。擒濠虽小事，亦足傲迂生。道谊兼事功，百世有几人。向往不能至，祠下徒逡巡。”尽显他对王阳明的作文、思想、学术、事功的钦服之意和向往之情。王学和晚明思潮对周作人的影响非常清晰，他甚至将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晚明，他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甚是赞赏，认为袁氏兄弟在十六、七世纪就提出了与胡适相似的主张，某些说法比“八不主义”更得要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鲜明的现代意义，所论文章之“法”切合现代的“主义”或“体裁”，并正确地提出反对摹仿的理念。后起的钟惺、谭元春部分弥补了公安派的流弊，尽管其文有些奇僻怪异，却不模仿左、马而是“任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乱作的”。周作人总结明末文学运动与民国文学革命相似，主张和趋势几乎相同，作品近似，胡适、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厚，俞平伯、废名似竟陵派，有时不好懂，又颇难得。他以受王学影响的晚明文艺思潮来观照、评价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并抽绎出了二者的共性和差异。

郭沫若：从认同、修炼到保留性批判

1924年，郭沫若为上海泰东书局计划刊行的《阳明全书》作序，撰成《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此文从王氏为摆脱刘瑾追杀所咏《泛海》一诗谈起，以为这与孔子在陈绝粮、倚树而歌，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的境况类似，展示了他人生五十七年间“在理想的光中与险恶的环境搏斗着的生涯，他努力净化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中贼’以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他的精神“如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像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郭沫若全面接触王阳明始于1915年9月，彼时他陷于悲观失落、恨不得自杀的精神状态，因偶尔买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天阅读十页，早晚静坐两次，不到两周睡眠好了，梦减少了，心悸平复了，从此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眼前的世界由“死的平面画”活了起来。荏苒多年，他已将全集转赠他人，“王阳明的影响却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里”，他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探讨王阳明，而非追求系统的知识或客观的分析。

郭沫若将王氏一生分为三段：浮夸时代、苦闷时代和匡济时代；称之有两大特色：不断地自我扩充和不断地与环境搏斗。他指出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到了王阳明时代已经被埋没在章句之中，拘迂小儒凝滞于细枝末节而不识大体，儒家和孔子的精神在传袭时产生歪变，成了虚象而非如实的真容。王阳明作为拨开云雾的好手，解释了孔门哲学的真义，其思想可以撮录为：“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即“心即理”；“知行合一的伦理论”，即“去人欲存天理”，通过“静坐”“事上磨练”的形式来实现。郭沫若指出该表式虽然简单却是王氏思想的全部，也是儒家精神的全部。这里的“理”是宇宙的第一因原，是天，是道，是本体，是普遍永恒而变化无定的存在；它混然自存，动而为万物，而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形构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天理的运行无善无恶，纯任自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历程周而复始，无际循环，并在前进中不经意间化育万物，“万物随天理之流行是逐渐在向着完成的路上进化”，而善与恶的发生、对立与纠缠就成为常态，绝对的恶是人欲，绝对的善是天理，要努力去人欲存天理，积极体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努力于致良知，造就知行合一。静坐以明知，事上磨练以求仁，不偏枯，不独善，努力于自我和别人的完成与发展，正是王阳明所乐见其成的。

在附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中，郭沫若断定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王学与欧西社会主义存有一致处，去人欲存天理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而兼信孔子、王阳明和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人格上不输于孔、王。在“新旧与文白之争”中，郭沫若指出读书的目的在于得意而忘言，文字的精神不在所借以表示的工具，文不文、白不白不该成为获取知识的障碍，《传习录》就是白话文本。在“王阳明的教育说”中，郭沫若肯定了王氏的教育观与近代教育学说多有共通，如主张启迪而非灌输、注重体育健身等。

郭沫若屡屡忆及这段耽读王著练静坐的人生经历，如1936年谈到“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确实，年轻的郭沫若倾心认可、崇拜王阳明，称其为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杰作，延至四十年代却有了变化，如他谈及将文章改名为《王阳明》收入《历史人物》的目的是为了呈现自己思想上的几度变迁和替王氏说几句公道话，“今天拿思想的方法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唯心论者，但我也不想学当今的贤者那样，凡是有唯心论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为反革命”，唯心论有时比唯物论更趋进化和遵从真理，当后者流为琐碎、锢没性灵之时，每每有唯心论起来加以挽救，在变革时代应该赞扬唯心论的革命性，“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琐碎，想脱去一切学枷智锁，而恢复精神的独立自主性，这无宁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不要在他所说的‘致良知’的一些暖昧的形而上的言语上去拘泥，我们请在他的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炼’上去做工夫吧。”他开始以唯物论、唯心论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观照王氏，又肯定了唯心论的特殊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人物》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出，郭沫若在“改版说明”中指出此文入选“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故而去除，序文也作了相应地删削。1958年，他在编选《沫若文集》时再次谈到礼赞过王阳明这样一位有定评的唯心论者，“我觉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别是‘事上磨炼’，是侧重实践的。这和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是一个不能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是没有想通。”而保留此文是为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与唯物之间摇摆的思想历程。我当时的思想也是没有想通的。”据学者研究，他对初版本的内容作过或大或小的删除或修订，隐含了难言的心曲。

叶圣陶：“学生国学丛书”与《传习录》点注

《传习录》最早于1512年初次汇编，此后各种版本蜂拥而出，批校本有施邦曜所集的《阳明先生集要》、陈龙正所辑的《阳明先生要书》、陶春田的批注本等，叶圣陶也点注过该书。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参与者有叶圣淘、傅东华、夏敬观等，叶氏点注的有《礼记》《苏辛词》《传习录》等。是书1927年出版，同年11月27日《申报》所刊“商务印书馆新书出版广告”记为“一册，定价九角，邮资二分半”“此书系王门弟子记录乃师之学术讲话，及阳明论学书信之合集，为研究王学之切要材料。现今分段句读，附加注释，便于省览。”12月14日广告补充了“现今分段句读，附加注释，于其所引经传皆记其出处，合于省览”等内容。《申报》多期“售书广告”录有丛书中各书的售价：《宋元学案》一元五角，《史记》一元四角，《诗经》六角，《孟子》《吕氏春秋》五角，可见定价九角的《传习录》颇得出版商看重。

叶圣陶的点注详实，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人物简介。大抵包括生卒年、字号、籍贯、功名或官职以及著作等内容，有徐爱、陆澄、蔡宗兖、欧阳德、冀元亨等数十人。2.背景介绍。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注为“明武宗初政，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以正德三年（1508）春至龙场，五年升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县）知县。其在贵州，为始论‘知行合一’之时。”3.注明出处。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注为“语出《中庸》；言垂法于后，堪以俟待后之圣人，虽远百世，其道不异也。”这种笺注多出自传统儒家经典，也不乏史书，如“小杖、大杖”来自《后汉书·崔骃列传》。4.名词解释。如“结圣胎”注为“道家凝精修摄，久而精神状态入于特异之境界，谓之结圣胎。如宋修道者蓝方曰：‘吾养圣胎已成。’”5.意义阐释。如“却是义外也”注为“义外之说，发自告子。《孟子·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与辩，则明仁义俱在内。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又如“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注为“《大学》，《礼记》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人已有《大学》专本。南宋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颐谓‘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为之作注，称《大学章句》。则区全篇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记之云：‘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而以旧本为误本。《大学》有‘致知在格物’一语，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补释‘格物致知’之义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此说也，守仁抵之。”这类笺注带有研究性质，剖析了王氏的思想理念或学术观点，有助于区分其学说与他人言说的异同。

这些点注又难免有误，如将“虔州”注为“今江西虔南县”，如“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当为“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总体上，叶注考稽规范、援引精准，评价理性客观，又浅切易懂，为相应程度的学生阅读、理解传统经典提供了便利。此书销量极好，反复重印。无疑，叶注本《传习录》在王阳明著作版本史和传播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孙毓修：“少年丛书”与王阳明传记

据学者研究，最早为王阳明立传者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此后尹守衡、毛奇龄、万斯同等均有撰纂，延至现代有余重耀辑《阳明先生传纂》，王勉三编著《王阳明生活》等，近年有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等，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等亦有专著，它们以或长或短的篇幅、或详或略的笔法呈展了王氏跌宕曲折的一生。孙毓修所撰《王阳明》极其独特，它是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推出《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中的一种，“本丛书将中外名人的言行事业，用简明的文字、兴趣的体裁，编成传略小本，少年读此既可养其高尚人格，且能助长其奋斗的精神。”这套书从1914年至1931年翻印了12版，茅盾许之“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丛书第二任编辑和主要作者是目录学家、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孙毓修，他负责了诸葛亮、陶渊明、苏轼、岳飞、王阳明、华盛顿等20人传记的编定或撰写。用半文言写就的《王阳明》一万余字，共八章，分别是“少年之意气”“龙场之谪”“道德之猛进”“南赣平盗”“平宁王之难”“事后之讥谗”“立功两广”和“粹言”。

整体上，此书言简意赅，文风洁净，笔法清雅，叙述流畅，很能吸引读者。它还有其他特点：一是随注，包括历史人物、地点或作者觉得须讲清原因之处都有注解，便于读者获取知识或明了原委，如短语“发班超投笔之想”注为“后汉班超为人傭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详见少年丛书《班超》。”二是配图，全书有图片十幅，如渔舟逃脱、鄱阳湖大战等，笔致细腻，线条柔美，增强了趣味性。三是每个章节均有“批评”，对王阳明各个人生阶段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加以评骘。如在“平定宁王之乱”章节指出历史上儒将少，能如王阳明用兵者更少，作为理学名儒而身列戎行历经百战而制敌的还有曾国藩，但曾氏麾下战将多，而王氏幕中参与机密的不过一二从学之士，指挥兵马的不过本省府县佐贰诸职，更可见王氏化腐朽为神奇之手段；王氏用兵之术在于“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凡人智能相差不远，胜负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即便今日两国对垒，如甲炮、地势和人数相当，“学问”“此心”依然有效。如评平定宁王叛乱后王氏遭受的讥谗，从他首报捷疏与重报捷疏的不同可见当日处事之难，曲笔以媚群小本非儒者所为，但不这般可能干戈再起，地方必遭蹂躏，“此实阳明不得已之苦衷”“非徒为避一己之祸患起见”；面对张忠、许泰的挑衅，王氏百般忍耐，处处忠厚老实，与平定宁王时的机诈百出判若两人，终使地方得以保全，可见变诈如毒药，不得已偶然用之，而忠厚老实乃家常便饭，一日不可缺少。这些评价既能说明事情的原委，证明王阳明彼时彼地选择的无误，又借助隐指教导少年应该承续和学习此种优秀的品质。

综前所述，我们了解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孙毓修与王阳明之间的关系，王氏及其学说如涓细长流滋养了后世学子，无论是全盘肯定、部分接受或是加以批判，都展示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现代时域的不绝回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即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转化后沉积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