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动心之后

作者：邢哲夫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原载《走进孔子》2023年第4期

众所周知，孔子是传统政治秩序的捍卫者和改良者，反对犯上作乱、臣子不臣。但是在《论语·阳货》篇中，有几章孔子与犯上作乱者关系暧昧甚至愿意合作的记录，令历代学者头疼不已、聚讼纷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论语》“欲仕三章”及解释

我们先看《论语·阳货》篇里是怎么记录的。一是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货（又名阳虎）想要见孔子，邀请孔子和自己合作。孔子不愿意见他，因为孔子一直反对“陪臣执国命”。“陪臣执国命”，是说作为大夫的家臣僭越身份在国中专权，而阳货正是这样的人。一天，阳货给孔子送了一只煮熟的小猪作为见面礼。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孔子特意在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前去拜谢，不料时间掐得不准，路上正好遇到了阳货。阳货趁机将了孔子一军，他说：“隐藏自己经天纬地的大本事，眼看着国家走向混乱，这是仁吗？喜欢参与政治又老是不抓住机会，这是智吗？不是吧？”阳货又说：“日子一天一天过，岁月不等人啊！”孔子也感叹道：“好吧。我要出来做官了。”另一章记录的是鲁国季桓子的家臣公山弗扰率军在费这个地方反叛，邀请孔子合作。孔子竟欣然欲往。学生子路很不高兴，他反对说：“您没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要到公山弗扰那里去呢？”孔子感叹：“那要召我去的人，难道会白白召我吗？如果真能用我，我或许可以重新兴复东周啊！”当然，孔子最终没有前往。还有一章记录了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佛肸发动叛乱，并邀请孔子合作。子路又一次表示反对，并引用俗语说：“亲自干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孔子说：“是的。但不是还有这样的说法吗？真正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匏瓜吗？怎能总是挂在那里不摘下来食用呢？”当然，最终孔子同样没有前往。（这三章都有孔子试图应邀出仕的情节，为方便起见，下称“欲仕三章”。）

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意图，“欲仕三章”让历代学者解释时费尽周章。如果说“阳货欲见孔子”时，阳货虽是执掌国命的陪臣，但当时还未发动叛乱，因而孔子对阳货半推半就还不算离经叛道，那么，公山弗扰之叛、佛肸之叛乃是《论语》中的白纸黑字，要解释清楚可谓勉为其难。当然，先贤们依然没有放弃努力。比如南宋金履祥、明代王鏊就认为，公山弗扰之叛的对象是季桓子，季桓子是鲁国的贵族寡头季孙氏，他和孟孙氏、叔孙氏一起架空了鲁定公，公山弗扰叛乱正是为了“张公室”，也就是维护鲁定公的权威而和威胁君权的贵族势力作斗争。清代赵翼认为，公山弗扰邀孔子是在发动叛乱之前“反形未露”之时，因为叛乱时孔子是鲁国司寇，绝不可能应邀合作。清代崔述则断定公山弗扰召孔子“此必无之事也”，元代陈天祥认为《左传》里记录的公山不狃叛乱或为真，但公山弗扰与公山不狃并不是同一个人，言外之意就是孔子弟子编《论语》时张冠李戴，谬种流传。至于孔子那句“吾其为东周乎”，除了主流的“我将要在东方兴复周礼”的解释之外，还有如清代刘宝楠将“吾其为”解释为“吾岂为”，解作“我怎么会另立中央？”清代翟灏认为“吾其为”的“为”读第四声，意思是帮助，即“将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义”。而“佛肸以中牟畔”一章，历代解释也和公山弗扰一章异曲同工，比如翟灏、刘宝楠都认为佛肸反对的是晋国的贵族赵简子，赵简子和季桓子一样，都是威胁君权的寡头。孔子的合作态度乃是“张公室”“讥世卿”的忠君立场的一以贯之。（以上注解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当然，也有一些现当代学者出于各自意识形态立场，对此有新的解读，如郭沫若认为孔子帮助乱党乃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而李泽厚认为孔子这几章的话语不过是一种在功名诱惑面前的掩饰，算是少数不愿意为尊者讳的解释。

总之，历代注释都试图撇清孔子“臣不臣”的嫌疑，把孔子在叛臣面前的动心理解为理想主义者在机会面前试图一展抱负的历史冲动。历代学者的解释不可谓不严谨，但是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事情的起因、过程，特别是孔子动心之处，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孔子最终没有合作这一结果。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不合作的结果才是故事里最吃重的地方。而有趣的是，这三章并没有直接记录孔子不合作的结果，这一结果只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如果发挥古人“不言之言”的微言大义，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记录《论语》的弟子认为孔子最终的不合作乃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我们不妨把“欲仕三章”作为在出仕机会面前内心冲突的三幕剧，把阳货、公山弗扰、佛肸看作是出仕诱惑的镜像，把子路及最终不仕的孔子看作是抗拒诱惑的镜像。在分析三幕剧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儒家的出仕观。

儒家的出仕观之一：“仕由其道”

儒家的出仕观，一言以蔽之，就是“仕由其道”。孟子深入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而有趣的是，孟子在论述时恰恰以孔子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根据孟子的分析，更好地认识“欲仕三章”中的种种难解之处。一次，孟子的学生周霄问道：“古代君子出仕吗？”孟子说：“当然出仕啊。传记里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然不知所措，所以离开鲁国周游列国，都一定带着礼器，这是求仕于国君必备的礼仪（‘出疆必载质’）。这就是公明仪所说的‘古人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哭丧’。”周霄说：“哭丧？不至于急成这样吧？”孟子说：“士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就像诸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好比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日常生活都瘫痪了，还不值得哭丧吗？”周霄又问：“那么孔子‘出疆必载质’，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士要做官就像农民要耕地。但是你见过不带农具的农民吗？”周霄于是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君子这么急着出仕，那么君子为什么又那么难当上官呢？”孟子打比方回答道：“这就像适龄男子没有不急着娶媳妇的，适龄女子没有不恨嫁的。但如果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定终身，这在世人面前就如同小偷。做官也一样。古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但做官也要按照基本法啊！这个基本法就是‘道’。不按着道去做官，那么这和小偷有什么区别呢？”（见《孟子·滕文公下》）这段对话告诉我们：出仕是当时君子实现价值的必要的方式，当然也是必要的生存方式，但是出仕不能由着生存本能做主，也不能由着自我实现的冲动做主，而必须要有出仕的“道”。这个“道”贯穿了从出仕前到出仕后的整个过程之中。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道”就是礼法和道义。孔子“出疆必载质”和古人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一样，都是用礼法制度最大限度地节制人的本能。

如果说“出疆必载质”强调的是礼法，那么孟子在另一处所说的“可以仕则仕”强调的则是道义。孟子学生公孙丑请教伯夷、伊尹与孔子的异同。孟子说：“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事奉，不是自己的民众就不使唤；世间有道则做官，无道则退隐，伯夷就是这样的。想着‘天下谁不能是我的君主呢？天下谁不能是我的臣民呢？’不管世道如何都积极进取，伊尹就是这样的。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应该继续干就继续干，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孔子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还做不到他们这样。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参见《孟子·公孙丑上》）“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强调的正是孔子“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的道义追求。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道义追求，但又具备一定的现实性和灵活性，孔子才超越了偏激狭隘的伯夷和一心进取的伊尹，成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的圣人。

孔子的“可以仕则仕”在孟子那里有具体的表现：“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孔子被季桓子举荐为中都宰和司寇，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社会治理，三月而鲁国大治，是理所应当的“见行可之仕”。孔子到卫国，卫灵公愿意用孔子治国，直到卫灵公问兵阵于孔子，孔子才有用非所学之感而辞职，这是一种依据环境做决定的“际可之仕”。卫孝公能以士之待遇礼遇孔子，孔子却之不恭。虽然没有那么理想，但圣人也要吃饭，所以，“公养之仕”也是可以的。简而言之，“行可之仕”是道义正当的许可，“际可之仕”是社会环境的许可，“公养之仕”是生存需要的许可。虽然高下有别，但终归是一种不逾底线的“可”，是“仕由其道”的“可”。

回过头来再看“欲仕三章”，这里的复杂暧昧之处就在于三个机会都是处于可与不可之间，或者说存在着“行可”而“际不可”的矛盾。应该说，在“欲仕三章”中，孔子用于自我辩护的“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都是属于“行可”，也就是说在道义层面，孔子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如果能够复制“三月而鲁国大治”的辉煌，多一个平台多一条道路，何乐而不为？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过于复杂，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阳货、公山弗扰、佛肸可都不是吃素的。孔子与他们合作无疑是一种开盲盒的冒险：要么真正实现“东周”的理想，天下归仁；要么就是龙战于野、血沃中原，而自己则是为虎作伥。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也是为了真正地做到“仕由其道”而不是沦为反讽，孔子最终选择了不合作，用“际可”的审慎精神去节制“行可”的理想主义。《论语·公冶长》中还记录了一个故事：孔子让学生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参见《论语·公冶长》）诚然，做官是一种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也需要量力而行，相时而动，否则将如天下苍生何？

总之，孔子在选择是否与叛臣合作之前经历了深入的权衡甚至是激烈的心理斗争，最终以不合作的结果实践了“仕由其道”。把握了这一点，历代学者们的繁琐考证完全可以省略。

儒家的出仕观之二：“不仕无义”

有趣的是，《论语·微子》中有三章从反面和“欲仕三章”形成某种呼应，这里且称之为“遇隐三章”。一是楚国一个叫接舆的狂人路过孔子的车歌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性怎么就这么糟糕了呢？过去的事不可以改变，未来的事还可以把握。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追上他和他说话，但是接舆跑掉了。二是长沮、桀溺两人耕田，孔子路过时让子路打听渡口。长沮知道是孔子问路之后，就说：“他（总是四处周游找事做）应该是知道渡口在哪的。”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知道来者是孔子门徒后，边种地边说道：“天下局势如洪水滔滔，你们和谁能够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随躲避恶人的人，还不如跟随躲避整个世道的人。”子路将所见所闻告诉孔子。孔子叹息道：“既然我们不能和鸟兽同群共处，那么如果不和人共处，又能和谁共处呢？如果天下太平有道，我就不会老想试着去改变他们了。”三是子路跟孔子出游却掉队了，遇到了一个荷杖老人。子路问：“您看见夫子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什么夫子？”虽然如此，老人还是招待了子路一宿。第二天，子路把见闻告诉孔子，孔子让子路再去见见这位老人，老人却不见了。子路感叹道：“不做官是道义有亏欠的啊（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能废弃，君臣之义又如何能废弃呢？总想着洁身自好，却混乱了大的纲常伦理。君子做官，是为了行其大义。虽然大道不行，也不妨知其不可而为之啊。”

以上三章传递了几点信息：第一，孔子及子路不赞赏逃避社会责任的隐士，而出仕正是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途径，如郑玄所说的：“仕，事也。”儒家主张立志做大事而非做大官，但做事难免需要做官，虽然做官本身不是目的；第二，隐士们对做官有一种庸俗化、污名化的偏见，认为做官就是要与黑暗的世道同流合污，不理解做官的真正意义；第三，孔子很想和他们对话谈心。虽然“不患人之不己知”（《论语·宪问》），但是道理要讲清楚。可是隐士们的高冷堵塞了对话之路。有趣的是，“欲仕三章”中的子路一直以道义的名义反对孔子出来做官，而在“遇隐三章”里，子路同样以道义的名义反对不做官。两者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从孔子生平看，“遇隐三章”之事应该是发生在“欲仕三章”之事的后面。孔子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路明白了“仕由其道”的道理。不管做不做官，都应该以是否符合道义为转移。正是在这种标准下，子路才对“不仕无义”的隐者们提出了批评。

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其本意是行有余力则学习，学有余力则出仕，但这竟成了后人曲解儒家为利禄之徒的证据。通过上述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儒家从来没有把做官本身当作目的，而认为做官应该是在符合道义礼法的前提下实现价值的工具。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才是儒家士人的真正理想所在。因此，在新时代，为政之际叩问自己的初心，应该是领导干部的“心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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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哲夫 ，中共惠州市委党校教师。在《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书屋》《文史天地》《学习与研究》《名作欣赏》《粤海风》《戏剧与影视评论》《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东方艺术》《刑侦剧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