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尚体要

作者：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十一日丙戌

          耶稣2023年9月25日

《尚书》人称“文章之祖”，是后世诸多文章的祖根。《尚书》确立了众多文体的文章体制，垂范后世。《尚书》记言的同时，也有记事，甚至是后世“记事本末”的始祖，启发了后世的诸多文章学观念。与其实用性的鲜明特征相适应，《尚书》提出的“辞尚体要”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文章学的一个重要理念。

《尚书》既然是“政书之源”，服务于军国大事，当然是其第一行政要务，也就是说，实用性是其鲜明特征。刘勰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篇》）《尚书》开启了中国文章学的实用传统。关于《尚书》各体文的功用，吴林伯说：“大抵典以示常法，谟以陈谋议，诰以告众民，誓以训师旅。”（《〈文心雕龙〉·义疏》上册）理论是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中国文章学重实用的理论品格，是与《尚书》重实用的文章实践分不开的。章学诚：“《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史通义·书教中》）既然强调实用性，中国文章学对言辞就要求简明晓畅，也即“辞尚体要”。刘勰说：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文心雕龙·征圣篇》）

刘勰在这里提到的“辞尚体要”，出自《尚书·毕命》：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从言辞崇尚角度来看这段话，有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主张：“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言辞要简明扼要，不要喜好立异。孔颖达《尚书正义》：“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商之旧俗靡靡然，好相随顺、利口、辩捷、阿谀、顺旨者，惟以为贤，余风至今未绝。公其念绝之哉，戒毕公以治殷民之法。”正如清代方以智说：“《典》《谟》尔雅，训体约厚，隆古尚简故耳。”（《文章薪火》）

崇尚简明要约，反对浮华怪异，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文章学的话语建构。孔子就是这一思想的忠诚实践者，他认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反对淫辞邪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孟子·滕文公下》）东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反对“虚妄”，主张“实诚”：“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论衡·对作》）刘勰也主张明白晓畅的语言：“《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又：“《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文心雕龙·宗经篇》）拿注解经典来说，刘勰就反对烦琐的章句之学，像秦延君注《尧典》，10万多字；朱普解《尚书》，30万字，令人“恶烦”，后人“羞学”。相反，“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文心雕龙`论说篇》）一正一反，体现刘勰反对繁杂，主张要约明畅的文辞主张。“辞尚体要”成为中国文章学在言辞方面的重要主张，其精神贯穿中国文论始终。《文心雕龙》凡7次提到“体要”一词：“《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体要所以成辞。”“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文心雕龙·征圣篇》）“虽读千赋，愈惑体要。”（《文心雕龙·诠赋篇》）“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文心雕龙·奏启篇》）“《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文心雕龙·风骨篇》）“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文心雕龙·序志篇》）等，而且刘勰明言“体要”一词来源《尚书》，可见《尚书》对《文心雕龙》话语建构的深远影响。

《尚书》主张辞尚体要，自然反对“巧言令色”：“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也壬？”（《尚书·皋陶谟》）皋陶重视的是聪明又有恩德的人，反对“巧言令色”的奸佞小人（壬）。皋陶提出“行有九德”的观点，所谓“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尚书》另一处也提到“巧言令色”：“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尚书·冏命》）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中国文章学的言辞取向，所谓“美言不信。”（《道德经》）“巧言如簧。”（《诗经·巧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刘勰说：“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他也是反对纵横家们的“骋其巧辞”。（《文心雕龙·论说篇》）明代杨慎梳理中国文章学文辞观演变时说：

《书》曰“辞尚体要”，子曰“辞达而已矣”，《荀子》曰“乱世之徵，文章匿采”，扬子所云“说铃书肆”，正谓其无体要也。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删节。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宿学尚迷，焉能晓童稚乎？予语古今文章，宋之欧、苏、曾、王，皆有此病，视韩柳远不及矣。韩柳视班马又不及。班马比三《传》又不及。三《传》比《春秋》又不及。予读《左氏》书赵朔、赵同、赵括事，茫然如堕矇瞆。既书字，又书名，又书官，似迷语诳儿童者。读《春秋》之经，则如天开日明矣。然则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榖》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后人实以为珍宝，文弊之始也。爱，忘其丑，可乎？（《升庵集·论文》）

杨慎也是把《尚书》的“辞尚体要”视为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发扬则是好文风，背离则是文坛弊病。

清初顾炎武则进一步扩大“巧言”的范围，能巧言却不为是大勇之士：“《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日知录》）

晚清刘熙载也推崇“辞尚体要”，他说：“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又：“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厎可续’‘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艺概·文概》）其中就有“辞尚体要”。可见，《尚书》对中国文章学反对浮华辞藻的观点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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