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家是如何看待孔子的

作者：胡兆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即“玄远之学”。玄学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专门讨论远离具体事物的“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正如老子《道德经》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许慎《说文》说：“玄，幽远也。”据此可知，“玄”指的就是幽深玄远的微妙之道，因此，玄学力图体现天地无穷奥妙的运化作用。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魏晋玄学家们一般旷达狂放、高蹈脱俗、不慕名利、远离世事。他们服药、饮酒、长啸、裸身，在各种违背礼法、不为世俗理解的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么，他们一定就是排斥儒家礼法之教，反对孔孟仁义之道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通过细究可以发现，嵇康、王弼、郭象、皇侃等玄学家们不仅不反对儒学，而且从不同角度将儒家的仁义之道与道家的虚无思想和合在一起，在多方面调和儒道，论证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的统一性。这突破了我们的“常识”。那么，在玄学家们的心目中，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以及儒家圣贤的呢？我们可以以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变迁为例，来看看玄学家们笔下的儒家圣贤是什么样的。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识别出玄学家们塑造了孔子的三种形象：兼爱济物的君子、体无应物的圣人、游外冥内的至人。这三种形象，基本可以代表玄学家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圣贤的基本态度。

兼爱济物的君子

嵇康（224—263年）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提到嵇康，我们首先想到他是“竹林七贤”之一，善弹《广陵散》；其次就是他的名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后人以此断定，嵇康一定是排斥仁义礼法、蔑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名教的。我们翻检他的著作，也能发现像“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这样极度贬低儒家思想的言论。

嵇康画像

但是在贬低儒家、菲薄孔子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嵇康也曾极力赞美儒家圣贤，将三代圣王以及孔子的言行当做行为处世的规范。在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中，谈及的是如何秉持志向，如何立身清远，甚至还包括如何慎言、戒酒。这表明，“薄周孔”并不能概括嵇康认知中的孔子形象，那么在这巨大的思想张力背后，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在嵇康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执鞭”指的是《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乎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照我的爱好去做事。嵇康在此想表明，孔子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都不会感到羞愧，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在嵇康的表述中，孔子不是为了追求富贵，不是为了贪图名声，只是为了“济物”——即救济世人，而不惜受世人诟病。

嵇康还说：“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假盖”的故事来自于《孔子家语·致思》，孔子要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伞，他的弟子建议他向子夏借，孔子说：“子夏这个人比较吝惜财物，我听说和别人交往，要发扬别人的长处，规避别人的短处，这才是长久交往之道。”嵇康在这里大力称赞的是，人与人相知相识，最珍贵的是察识彼此的天性，然后接济、成全他。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这可以说始终如一，是真正识人、知人的人了。

在嵇康的另一篇文章《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有人诘难：“圣人穷究自然之理，探求人之本性，应该享有高寿，但唐尧只有百余岁，孔子只有70余岁，难道他们也是疏于导养吗？”嵇康反驳说，唐尧、孔子虽然寿数有限，但这也是穷究自然之理，探求人之本性所致。孔子由于天性使然，故而只享年70余岁，而田父愚蠢至极，却活了120岁，“若以仲尼之至妙，资田父之至拙，则千岁之论，奚所怪哉？”也就是说，要是能用孔子的至妙智慧去弥补田父的愚蠢，让他活到一千岁也没什么奇怪的了。并且，“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孔子通过损害自己而救济世人、启蒙大众，言为人师，行为世范，以天下为己任，奔波辛劳以为民请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嵇康笔下，孔子是兼爱济物的君子，是知人识人的良师，是穷理尽性的圣人，是为民请命的楷范。那么问题来了，孔子如此完美，嵇康为什么还要“薄周孔”呢？

这与魏晋时代的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以司马昭为首的司马氏集团一直想取曹魏而代之，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这种纷繁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儒家之圣贤形象成为司马氏集团排除异己、篡夺政权的工具，儒家之名教成为轻薄小人追名逐利、谋取富贵的面具。行为世范的圣贤君子、仁义礼智的人伦秩序被彻底污名化。也就是说，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矛头所指，无疑是以臣伐君、虚伪礼法的司马氏集团。正如李周翰所说：“汤与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礼，使人浇竞，故薄之。”商汤与武王通过以臣伐君的革命取得政权，所以要抨击；周公与孔子推崇礼乐制度，却带来轻浮争逐的世俗风气，所以要菲薄。嵇康菲薄孔子、抨击名教，并非否定儒家思想本身，而是“指桑骂槐”，借批判圣贤之名以讽刺司马氏篡权野心与阴谋，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正世风。在嵇康心目中，孔子仍是“高山仰止”的圣人，是兼爱济物的君子，值得他一生去效仿。

体无应物的圣人

王弼（226—249年）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经学家、哲学家，他只活了23岁，却对魏晋玄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提出了“贵无论”，认为“无”才是世界的根本。在这种思路下，我们会猜想，王弼最为推崇的一定是大谈“无名天地之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大象无形”的老子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世说新语》记载王弼的话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所谓“体无”，即体悟到无形无迹的宇宙本体。这个宇宙本体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圣人说话的时候必然谈及“有”；而老子、庄子仍不能超脱“有”的境界，因而总是阐述其不足的“无”。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孔子。在王弼看来，孔子就是德才兼备、通达万物、周济天下、体悟到无形无迹的宇宙本体的至德之人，而相比较而言，老子、庄子之辈则等而下之。

那么，作为“体无”的孔子，其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王弼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之所以超拔于常人，是因为其神明通达，故而体悟到冲和虚无的本体之境。但圣人也有同于常人的一面，他也有喜怒哀乐，以此来“应物”——即顺应世事、待人接物。孔子在其弟子颜渊去世的时候“哭之恸”，这就是其同于常人的情绪反应。只不过，孔子“以情从理”，不被情感牵累，不为世事羁绊，这又是其超越于常人之处。

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皇侃（488—545年）继承发展了王弼的思想。他认为圣人一方面“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方面“与物同化”“隐圣同凡”——即隐藏自己的圣性，表现得和常人没什么区别，能而示之为不能，无而示之为有。比如，孔子原本是不做梦的，不过为了表示自己和普通人一样会焦虑、衰老，故而称自己有梦，将这种感慨寄托于梦中，以“伤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这都是其“接世轨物”、教化世人的方法。

王弼、皇侃将孔子塑造成体无、应物的圣人，实际上是将孔子道家化，实现了儒道的互通，确立了一个兼涉形而上下的圣人形象，展现出从汉代经学转换为魏晋玄学的新形态。

游外冥内的至人

郭象（252—312年）是西晋玄学家，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庄子》文本的注疏阐释出来的。在《庄子注》中，郭象也认为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圣人，而不同于王弼、皇侃的是，郭象笔下的孔子，不仅是圣人，更是庄子所谓的游外而冥内的“至人”。

郭象画像

《庄子·渔父》中，渔父批评孔子沉溺于尘俗事物，不悟真玄大道，不懂修身守真，在庸碌之中承受着世俗的变化。而郭象却认为，孔子的境界远远高于渔父，渔父是方外之人，只能游于方外；孔子似是方内之人，实际上却能“周流六虚，旁通无外”，以至于“穷理致命，固所以为至人之道也”。孔子的精神周游在宇宙四方之外，达到了穷尽真理、通达天命的境界，这就是“至人”之大道。

《庄子·德充符》讲道，一个名叫叔山无趾的人认为孔子总是企图将“諔诡幻怪”的名声传扬于外，无法摆脱名闻的桎梏，还够不上至人的境界。郭象则为孔子解释说，“諔诡幻怪”的流弊是自然之理，就像事物的影子、声音的回响，即使像孔子这样的至人也难以消除。孔子不是不冥合于大道，只不过他也要顺从自然之理：“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无奈何，故以为己之桎梏也。”虽不为名而名自来，虽不为利而利自扰，这是一种自然的桎梏，令人无可奈何。

顺着这种逻辑，郭象肯定了《庄子》中将圣人之心比喻为镜子的说法，认为“至人之心若镜，应而不藏，故旷然无盈虚之变也。至理之来，自然无迹”。圣人的心就像镜子，顺应事物而毫无隐藏，所以能够自然而然接受“至理”，同时顺从世俗变化而毫无扞格。《庄子·大宗师》中，子贡对丧礼上“临尸而歌”的做法十分不解，认为不符合礼的规范。孔子听说后却十分赞赏这种做法。郭象认为这正是孔子“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的表现——游外，即精神不为世俗所累，超然逍遥；冥内，即生活行事不违常道，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无心无意的超然之心而践行仁义礼法的世俗之道，做到了世俗之内与世俗之外的冥然统一，把握到了至极之理。而对于孔子自嘲为“天之戮民”，郭象说：“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他认为正是因为孔子逍遥超俗却不离于世俗，将世俗内外有机冥合起来，所以能够得有天下。

郭象“以庄解孔”，在他的笔下，孔子被塑造成一个身在庙堂却心在山林，冥合内外、神妙万物、自在超脱、践行仁义的圣人、至人，成为道家语境中逍遥天地的盛德真人。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嵇康、王弼、郭象、皇侃等为代表的玄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诠释儒家、解读孔子，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嵇康将孔子塑造成兼爱济物的君子，王弼、皇侃将孔子塑造成体无应物的圣人，郭象将孔子塑造成游外冥内的至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孔子在玄学家的笔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挞的对象，而是境界高妙、爱民济物的超然存在，是隐藏在世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这反映了改朝易代、社会动荡的历史大背景下，在正统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的境况下，文人士大夫们玄思重绎、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在学术史上从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过渡，汉晋更迭、玄儒交会的特点。这启示我们对思想潮流和历史名人的研究，不能被华藻的修辞、夸张的行为所迷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才能洞察历史深处的真正奥秘。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