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

作者：张浩浩（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王振刚（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三明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摘    要：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兴学校”的文化治理传统，因此书院建设成为明清政府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统治者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这种边疆的文化治理路径，对现今边疆文教的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张浩浩，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书院史、中国边疆史

纵观历史，周公制礼作乐，积极推行“文德教化”。秦朝以后，王朝国家一般推行“内向型”的治边方略。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学的制度化，“重文德，兴学校”便成为王朝国家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就西南边疆而言，中原王朝遵循“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等理念，以高昂的文化自信，利用行政力量，将儒家文化传播于西南边疆，通过对“夷民”推行教化和怀柔羁縻之策，试图“以夏变夷”[1]1-12。其中“兴学立教”成为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文化治理的重要且十分有效的途径，形成了以官学为核心，书院、社学（义学）和蒙学为构成的边疆文教的立体教育系统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边疆的文化治理已经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书院作为王朝国家对边疆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径，对主流文化体系的构建、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对于明清时期西南边疆书院的发展与边疆文化治理的探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书院的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民间的文教需求，书院于唐朝兴起，它是官方和民间共同作用下文化创造、积累和传播的必然结果。两宋时期，文化事业的推进和频繁战乱引发的官学式微，书院与名贤、教育、学术相结合，逐渐形成规模，呈制度化发展态势。宋元更替促使书院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士参与书院建设，以教育和学术为中心，加快了中原主流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为边疆的文化治理和民族凝聚开辟了新道路。明清是中国辽阔疆域版图的定型期，其中明朝虽有北疆边患和海疆倭患等问题，但是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经略仍有一定成效。明朝官学的腐败刺激了地方教育中心———书院的兴起，并且向西南地区推广，在西南边疆形成“重文德、兴学校”的景象。另外，科举制对西南士人的笼络和王阳明作为西南地区明贤的影响力，实现了西南地区书院由极缺到丰富的飞越，引发了边疆地区儒学的广泛传播。清朝前期完成了“大一统”伟业，并对边疆地区实施了有效管辖，西南地区的书院得以不断发展。这些一方面使得少数民族上层进一步接受“汉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加强了“汉夷一体”和边疆内地的融合。

（一）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发展概况

据广西地方志和相关资料记载，广西地区的书院建设始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柳州驾鹤书院和北流（今容县）勾漏书院，止于1929年天主教会建在桂平县的拉丁书院，历时近800年，共建书院300余所[3]53-59。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建设呈现较为繁荣的景象。综合《广西通志》和《广西教育史》，明代广西书院达70所（新建66所，兴复4所），占历史上广西书院总数的23%，成为广西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书院多分布于东部开化区，并逐渐向西部延伸，呈现出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这一时期，广西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明初和明末是书院发展的停滞期，而明中期的嘉靖一朝却出现了大爆发式的涌现，新建书院数量达整个明朝一半以上，这与政府乃至上层官员推行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以嘉靖朝为例，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多奏请创建书院，且能得到皇帝的支持[4]136-143。除此之外，王阳明对广西书院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以两广总督兼巡抚的身份赴广西，平定思恩土府叛乱和田州苗民起义。待动乱平定之后，王阳明认为有必要推行教化以绝后患，于是创办敷文书院。《敷文书院记》之中提到：“守仁曷往视师，勿以兵歼，其以德绥，乃班师撤旅，散其党翼，宣扬至仁，诞敷文德……”[5]83王阳明儒学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对广西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广西书院建设达到了全盛。清初，清政府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掌控舆论导向，压制抗清宣传，并没有采取大兴文教的举措，仅仅让旗人子嗣接受书院教育，甚至抵制汉人兴建书院。随后，康雍乾三朝鼓励兴学，为书院颁发匾额，明确书院的地位和管理制度，加强了对书院的掌控[6]17-21。在这段时间内广西书院实现激增，达到近二百所。太平天国起义源自广西，对书院的破坏巨大，最后残存的书院在清末民初实现了改制。纵观清代广西书院的发展，其深入边地偏远的州县，对广西地区的学术、科举乃至地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明清时期云南书院发展概况

唐宋时期，中原各地书院兴起，而云南处在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统治阶段，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尚未接受书院教育模式。元代统治者将云南纳入行省制度之中，有学者提出云南书院始于元代，不过查阅各种资料，不足以证实这种观点。真正确实可考的云南第一所书院建于明朝弘治年间（云南第一所书院有秀峰书院和龙华书院两种争论）[7]168-179。明朝政府在平定云南之后，设云南指挥使和布政司，将其纳入治理体系之内。明初，屯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而云南尤为显著，呈现出“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情形[8]270。卫所制和移民实边的政策，促使大量中原人士迁入，不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还促进了边疆内地文教一体化发展。朱元璋曾晓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9]3475-3476由此，云南掀起了“兴学校，敦教化”的潮流。据《中国书院史》的梳理，明朝云南共有书院79所，数量居全国各省第12位，明显高于其他边疆地区，足以见得云南文化繁荣的盛况。明代云南书院的建设主要以滇西的大理为中心，扩散至云南府、临安府和永昌府等地区，以山长制为主要管理制度，教育内容为“大课”作八股文，“小课”学诗赋古文。考课则分为“官课”（官府主持）与“斋课”（山长主持）[10]90-92。这一时期，云南书院教育渐与科举制结合，云南士人有“去夷比汉”的文化定位和身份倾向。

清朝云南书院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大致同步，亦是从康熙“大兴文教”开始。当时就任云贵总督的蔡毓荣有《筹滇十疏》，力陈在云南推行文教的必要性。他支持创办昆明书院，并在碑记中指出：“从来地方之治在风俗，风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11]56依据云南各地的地方志统计，清代云南书院达到247所，分布地域仍以大理府最多，且一些边疆民族地区逐渐兴建书院。此时，云南书院教育成为学宫的重要补充，承担着培养儒学人才和“以汉化夷”的重要作用。清朝云南出现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书院，其中以五华书院和经正书院影响最大，教学质量高，藏书丰富，管理制度严格，涌现出许多知名的文化人物。清末民初，云南书院在动乱的背景下破坏严重，并在近代转型中实现了改制。

（三）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发展概况

贵州书院兴起于宋元时期。《贵州通志·学校志》载：“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12]158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銮塘书院是有史可考的贵州境内第一所书院。元代，何成禄创建的文明书院较为知名。贵州书院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极盛时期。明朝建立之初十分注重对边疆的经略，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在贵州设置布政使司，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贵州建省之后，书院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根据曹松叶的《明代书院概况》统计，明朝贵州书院共有40所，与内地省份差距不大，边疆文化由此得到发展。明代贵州书院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在阶段性方面，明代贵州书院在洪武、永乐年间发展迟缓，直到弘治年间逐步攀升，嘉靖、万历时期趋于繁盛。其中仅嘉靖时期贵州就兴建14所书院，以王阳明创建的龙冈书院影响力最大，有力推动了贵州的文化繁盛；在地域性方面，书院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的贵阳、思南、镇远等黔东北和黔中地区，其他更为偏远的地区则非常少见。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在教化土司、乡绅以及少数民族民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3]120-124。清朝雍正时期，在朝廷诏令的倡导下，贵州官员兴起了创办书院的潮流。贵阳巡抚元展改建阳明书院，更名为贵山书院，增设学舍，聘请山长。随后，诸多官员认识到书院对培育人才的作用，积极参与书院建设，有的捐资修建，有的制定管理制度，推动了贵州书院的发展。清朝贵州书院的建设，除了在发达地区较多之外，还深入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黎平府为最，遍及今日的全省各地。过去偏僻的‘千里苗疆’，一向被称为‘化外之地’的八寨厅（今丹寨县）、古州厅（今榕江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建立了一批书院”[14]42。清朝贵州书院接近二百所，逐渐取代地方官学，成为地方教育体系的核心。道光之后，贵州书院受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发展缓慢，并在清末改制后实现转型发展。

（四）明清时期四川书院发展概况

在西南地区，四川文教的发展历来首屈一指。四川书院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宋代四川书院发展同全国书院发展的轨迹是一致的。在北宋官学不发达之际，四川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南宋理学繁盛，四川书院进一步增加。据《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宋代书院共711所，其中四川书院31所，占4.3%，在各地区中居第6位[15]354-359。元代，四川书院步入衰落期。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书院建设重新起步。成化至万历时期，四川书院出现繁荣景象，共建书院81所，嘉靖年间就有19所，占总数的21%，这明显与理学的广泛传播有关[16]46-52。清代，四川书院实现普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改制。这一时期，书院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恢复期、繁荣期和整顿期。顺治到康熙年间，书院发展趋势并不明显。雍正和乾隆鼓励书院建设之后，四川书院一度达到百余所。清代四川书院的发展具有很明显的特征：首先数量扩大，分布扩展，为历代之最，约有五百余所；其次，层次分明，类型集中，在官学化影响下，政府拨款建设省府县等各级书院；最后是书院和官学之间的区别逐渐缩小[17]206-220。除此之外，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也有了详细规定，经费运作、日常管理、聘任考核都实现了制度化发展。同治、光绪之后，随着封建教育的衰落和“西学东渐”，四川书院改设为近代学堂。

二、西南边疆书院与明清文化治边主要表现

（一）凝聚精神信仰：名贤遗迹与西南边疆书院的建设

名贤遗迹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中心，同时作为书院的精神内核又推动着书院的发展。名贤作为儒学的重要人物，对重塑西南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的规模和数量有了极大提高，其中以名贤遗迹为基础建设的书院占有一定比例。由名贤遗迹而兴建的书院与一些特定的培养科举人才的书院具有明显不同，前者具备凝聚精神信仰和学术传承的功能。

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因名贤遗迹而兴建的书院以四川为最盛，云贵和广西则相对较少。“嘉靖及以前的四川明代书院共有77所，而名贤遗址书院有20所，占总数四分之一。”[18]94士人多有“崇圣尚贤”的追求，巴蜀之地在古代多有名宦来游，以他们的游历之地作为书院建设的精神源流，不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有利于文化精神的凝聚。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四川在周敦颐、程颐、魏了翁等名人活动遗迹的基础上建立了濂溪书院、北岩书院、鹤山书院等知名书院。此外，地域性名人也被赋予了相应的文化意义，以李白、苏轼故里和杜甫寓居地为文化遗迹建设了青莲书院、东坡书院和草堂、少陵书院，文人精神以书院为媒介，成为西南学子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

云南源自本土的名贤并不多，多以外来名贤遗迹作为书院的文化内核。如以王景常贬谪地而建景贤书院，以杨慎讲学之所建碧峣书院。贵州除了以王守仁经历处设置的阳明书院外，还有纪念柳宗元、王昌龄而设的儒溪书院、龙标书院。广西清湘书院是在全州刺史柳开讲学处建设，明代多任知州在此基础上多为扩建，时称“谁为江南无好景，清湘仿佛小蓬莱”[19]214。通过将名贤遗迹凝聚为精神信仰，西南地区的书院文化建设得到了实质性内核，并且地方政府对名贤大力追捧，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使得人格和精神感召深入人心。

（二）主流意识形塑：书院祭祀与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

祭祀、讲学、藏书刻书是书院的三大核心功能。李鸿章的《改建正谊书院记》有载：“事有创自晚近，而于三代圣人之法适合者，今书院是也。书院始于唐明皇建丽正书院。盖六馆之属，与今书院异。宋元时，辄因先贤遗迹，思而祠之。请于朝，设官主教事，如苏州之学道文正、和靖、鹤山皆是。盖祠堂之属，与今书院同而异。今书院之法，实即三代乡学、宋元郡县学之法。”[20]7391由此来看，书院祭祀从宋元开始不断走向兴盛。古代中国一直有祭祀传统，对祖先、先贤的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宋代文化的繁荣使书院承继了学校祭祀师贤的传统。明清书院不断增多，尤为重视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对象主要包括先圣先贤、先儒名宦、乡贤祖先等，祭祀仪式一般由山长主持，或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负责，包括释奠和释菜仪式，具有道德教化、学术认同、贤人示范的功能[21]86-88。

明清时期，西南边疆书院的祭祀活动成为儒学传播、宣扬教化的重要路径。作为既是官方主导又有民间力量投入的书院以祭祀为媒介，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树立于边疆，引发西南士人的信仰与基层民众的认同。广西书院在宋代主要祭祀程朱等理学大师，在明清则是注重对王阳明和陈白沙等理学大师的祭祀；明代由于广西多次禁毁书院与阳明心学有关，因此对王阳明的祭祀活动有所抑制。广西书院还热衷于祭祀嘉靖年间弹劾严嵩而被贬广西的名宦吴时来、董传策等人。明清时期的广西书院也掀起祭祀著名文人的热潮，柳宗元、苏轼、秦观都位列其中。纵观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具有多样化的祭祀对象，并且在官方支持下，通过祭祀构筑边疆本土儒学体系，使得书院在日常祭祀活动中传播了儒家正统意识形态。

云南儒学祭祀在西南边疆之中不太突出，“滇者宋时未入版图，不得与于中原文献之传。至今醇谨者多，而决意效法程朱者绝少”[22]56。明清时期，云南书院逐渐重视祭祀，一方面祭祀不同名贤树立道德楷模，感知其人格魅力，启迪士人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另一方面施行规范化的儒学礼仪，促使边疆社会形成尊师重道、崇贤尚礼的优良风气[23]69-73。昆明五华书院有六贤祠，主要祭祀鄂尔泰、杨名时等人。建水崇文书院则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为祭祀对象。

祭祀在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同样承担着重要作用。贵州宣慰司中宣扬儒学的杨懋曾提道：“我国朝定制，凡建学必立庙崇祀先圣先贤，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今日也。”[24]209贵州建省之后，书院祭祀活动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贵州的传播。明清贵州书院的祭祀有一些显著特征：首先，祭祀空间成为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贵州学子十分推崇祭祀孔子及其门徒，注重承继各派儒学源流；最后，书院的祭祀礼仪具有人格教育和社会教化作用[25]136-140。贵阳文明书院的先圣庙是祭祀的重要文化符号，其他地方的书院也建有崇圣祠，甚至边远地区的书院都有祭祀空间。

四川地区是西南儒学传播的核心，书院规模和数量都比较突出。宋代，周敦颐为官于合州，程颐入仕涪州，致使四川各地书院都崇尚祭祀理学大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朝，四川夹江的平川书院、叙州的翠屏山书院、石泉的酉山书院、万县的万川书院及成都的大益书院都祭祀着宋五子，构筑了理学在四川的传播体系。清代，府州县各级官学的教育到乾隆中期已渐被书院代替。尤其是晚清，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将汉学之风传播到四川各地，“尊经书院祀文翁”成为当时的显著特征，强化了西南士人的文化认同[26]164-174。

（三）笼络边疆英才：书院教育与西南边疆的科举取士

书院起初只是类似现代图书馆的一种藏书机构，随着文化繁荣，书院逐渐有了教育功能。“学而优则仕”，从事教学活动的书院自然与选举人才的科举制相结合。明朝时期，统治者十分注重对书院的掌控以加强对士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心学兴起之后，当权者对社会思想的控制陷入困境，因此多次出现禁毁书院的现象。清朝乾嘉汉学兴起，影响力不断扩大，促使朝廷支持其发展。乾隆有上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南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27]5561汉学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时候尊经崇汉的风气由书院而传播开来。

宋初，四川士人尚不注重科举考试，书院的教育也以学术探讨和传播为主。魏了翁曾于鹤山书院讲学，促使洛、蜀二学会通。随后，朝廷为鼓励边疆蜀地的学子考取功名，采取就地考试、补助经费等方式，边地学子参加考试的热情高涨[28]47-49。明代四川书院建设为数不少，但是私人讲学性质的占比较大，并且明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四川书院多为名士研究学术之地，政治色彩不太浓厚，对科举人才的培养处在低潮期。清代四川书院发展到顶峰，特别是官学化明显，官办居多，经费由地方政府拨给，书院院长由地方官员选聘德才兼备、声望高的学者担任。清代四川书院的教学基本上有两种目的，其一是为清政府培养“良士”和“名臣”，为了“兴文教以植人材”；其二是为了“敦教化”，通过书院培养边疆士人，宣扬正统思想，教化边地百姓，移风易俗而稳固统治。书院学生的就学目的既是为科举应试，也是为了进行基础知识学习或经史研究。以四川安县的汶江书院为例，知县张仲芳重修书院时，制定的学习要求就仅围绕着科考而来。较为知名的锦江书院，其教学内容也无法规避科举的窠臼[29]148-157。

明清时期，统治者十分注重云贵地区的科举取士。为了笼络边疆英才，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贵州乡试各自设科，在乡试名额上，之前云南取二十名较少，朝廷将其增加至四十名，贵州亦相应有所增加。至于生员的甄选，全国生员三年一考，年老或者残疾都要被筛除，唯有云南和贵州的生员可免于考核[30]697。由此，云贵士人热衷于参加科举，地方教育由此得到极大发展。书院作为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场所亦取得丰硕成果。由明至清，云南书院增至二百余所，遍布各地，与学宫、社学等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明朝云南取进士233人，举人2563人，且分布于全省17个府州，接受书院或者其他官学、私学教育继而科举入仕，逐渐成为云南士人的普遍共识。时至清朝，官学教育培养出云南地区的廪生1295人，增生2069人，附生2049人，共约5413人，共培养了文武进士823人，文武举人11 481人，钦赐进士举人144人。”[31]92-96明朝贵州建省之后，推行科举制，在落后地区推行文教，选择优秀人才管理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对于有威望的土司子弟，要使他们接受儒家教化融入中央治理体系，书院教育无疑是最恰当的途径之一[32]16-20。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得到极大发展，虽然官学化不断加深，但是当地士绅非常热衷于捐资建设书院，他们还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促进教育和科举的深度融合发展[33]71。清代贵州书院的官学化程度极高，山长基本上由官府任命，以教化“夷狄”、培养科举人才为使命。朝廷对贵州的科举优待政策基本同云南一致，而贵州书院的兴盛也为科举取士创造了条件。兴义知府张瑛极力支持书院发展，重金聘请学者于桅峰书院讲学。当时“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者有官至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14]56-68。

广西科举的发展也与明清书院建设的勃兴密切相关，尤其在清朝，广西书院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科举人才。这一时期桂东南和桂东北的书院发展较快，科举人才也多出于此。桂林为广西省城，文教兴盛，构成了以桂林临桂县四大书院（宣成、秀峰、桂山、经古）的文化辐射核心。桂林书院教育的发展，汇聚了大量文化名人，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繁盛，以至于出现了“岭西五大家”和“临桂词派”等文人集团。“有清一代，广西中进士科的587名进士，298名出自桂林府，占50%左右。”[34]11科举人才涌现与书院的培养息息相关。据《全州县志》记载，当时中原官员任职全州，新建或重建了清湘、湘山和凤坡等书院，文教的发展导致全州科举人才辈出，甚至形成了蒋氏科举家族[35]35-38。总体而言，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的兴建，笼络了大批科举人才，不仅对中原文化在边疆的传播起到引领作用，还有力推进了边疆的文化治理。

（四）促进国家认同：书院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入

书院的勃兴与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的广泛传播相关。书院兼具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教育功能，比传统官学更加灵活多样，在文化普及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统治者注意到书院在王朝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其发展。明朝心学借助书院传播，导致其受到政府的禁毁。书院的一些私学属性在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过程中消失，走向了官学化，甚至在部分地区取代官学，成为地方文教体系的核心[36]65-67。

元代统治者深知中原文化对政权稳定所发挥的作用，诸多蒙古族官吏联合汉族官绅开始兴建书院。书院的发展显出独有的时代特色，一方面少数民族投入书院建设，另一方面书院开始向边疆民族地区深入，少数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强化了国家认同的理念[37]36-39。明清书院的增多，使得西南边疆的书院建设更加深入。

明朝西南边疆书院不断发展，但直到清代才广泛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就四川而言，清朝书院已经分布于川西的藏区和羌区。川西藏区书院才创建就被政府直接管控，与官学并未有较大差异。当时川西藏区书院主要是松潘的岷山书院、锦屏书院，为少数民族接触儒学提供了场所[38]114-115。羌区的书院以汶川书院较为知名，该书院始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知县、士绅和瓦寺土司共建，对土司子弟的教育有一定贡献[39]2620。另外，羌区还有茂州九峰书院、石泉酉山书院等。

云贵两省历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书院的兴建促进边疆和内地发展的一体化。明代树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为了治理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训练土司子弟，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治理能力，书院几乎遍及云南各府州县。移民实边、卫所制、屯田等政策在云南的施行，更使儒学广泛传播。明代大理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该地共建书院23所，白族聚居区就有16所，并且有学者认为大理龙华书院为云南创设最早的书院[40]673。清政府极力推行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结束了其对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垄断。此后，历任流官在纳西族社会大力推广儒学。特别是丽江知府杨馝与儒学教授万咸燕创办雪山书院，从雍正初年建立到光绪末改学堂，历时近二百年，登科第者大多曾就读于此[41]32-36。儒家文化得到纳西族士人的广泛认同。贵州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得益于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将自己的学说于边地传播。文明书院、龙冈书院等的兴建，促使阳明心学逐渐成为贵州地域文化的主流。贵州书院一般都在少数民族分布区，到了清朝发展到了顶峰。由于贵州教育落后，地方政府创办书院的基本要求便是教化边民，与其他地区致力于科举取士存在差异。贵州民族地区书院呈现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发展过程[42]206-209。以侗族地区为例，明代创有天香书院，清代黎平府、镇远府等地的侗族聚居区兴建了大量书院，使得边远山区的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了读书的机会。广西少数民族以壮族最多，明朝开始书院不断在壮族聚居区兴建。“太平府、庆远府、镇安府、泗城府等壮族地区书院数量从南宋时期的一所（即宜州的龙溪书院，宋嘉定八年由权州事张自明创建），发展到清朝的三十余所。”[43]60在改土归流之后，广西壮族地区的书院主要起着“移风易俗”和“兴学校，教人才”的作用，促进民族交流以及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认同。

三、西南边疆书院发展对于文化治边的重要意义

马大正教授在《中国边疆经略史》的开篇就谈及“边疆”概念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他认为：“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44]3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边疆是一个国家的边缘性部分。在主权国家形成之前，古代中国边疆的势力范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并伴随着战争而不断改变。因此，统治者在政权建构和保持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层面上，必定要将边疆治理放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位置。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模式呈现出区域独特性和发展多样性的特征，在“核心-边缘”的结构下，边疆区域具有了“边、少、异、移、稳”等特殊文化表征[45]84-91。而中国的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46]67-72。其中有显性和隐性的区分，边疆治理显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制度方面，一般情况下包含“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内容”[47]79-84；而主流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边疆区域的整合认同问题，都是边疆治理重要的隐性要素，关乎着边疆治理的成效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为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意识形态，边疆观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8]1-9如此而言，各种边疆治理的路径背后蕴含着相应的文化范式。“天下观”“大一统”以及“夷夏观”等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实践。在中国古代，至迟于战国之际就形成了“夷夏观念”主导之下的疆域观和天下观，古人对“核心-边缘”地域空间认知导致“内华夏，外夷狄”的族群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野。那么“边疆”在古代统治者的视野里就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属性。中原地区生产力水平高，在“大一统”的思想推动下，秦朝以后的统治者往往致力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大，中央王朝的统治力由核心区到边缘区递减，仅靠战争开拓和政治制度设计无法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因此，以儒家思想或者中原主流文化作为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向边疆推进，谋求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周公“制礼作乐”主张德治，后来“用夏变夷”“重文德，兴学校”成为王朝统治者对边疆进行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径。书院作为中原文化繁荣的产物，随着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入，其逐渐成为文化治边体系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明代，儒学借助书院向西南边疆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各地渗透，这一时期书院半私学和半官学的特征，激励着官绅民共建，刺激着书院建设的发展繁荣。这一时期书院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其自由的讨论风气令官府忌惮，尤其是阳明心学在西南边疆各地的传播，为明朝政府的文化治边设置了不稳定因素。清朝西南边疆的书院基本上实现了官学化，甚至有的成为地方教育的中心，成为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的核心方式。

明清两朝的地方政府在西南边疆利用名贤遗迹加强边疆书院文化建设，树立儒学精神偶像，以书院为载体，让中华文化精神在西南边疆得以具象化传递，形成地方历史文化的精神地标，不仅在明清时期促进了西南边疆文化内核的凝聚，还为现代人留下了以书院为核心的文化矿藏。西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聚众讲学包含深层次的人格和精神感召，重新复兴书院文化精神，有利于凝聚当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信仰。

西南边疆书院的祭祀，可以窥见儒学传播的基本仪式。云贵川桂等地有着不同的儒学祭祀传统，“从西南诸书院祭祀的历史叙事来看，均有一种汉文化向边地传播胜于儒学内部畛域之争的思想倾向”[49]104-108。它并不是中原文化和边疆本土文化的区别，而是儒学传播过程中的地域特色呈现。这些具体内容都成为现代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与内地文化有根本一致的儒家精神内核，并且还有儒学内涵选择演变的地域特色，对现代地域文化挖掘、重构和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明清的西南边疆书院建设，利用书院教学和科举取士大量延揽边疆英才，最后将书院建设扩展到更为偏远的地区，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国家认同意识，使得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文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西南边疆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推动边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重新挖掘书院的文化内涵，将书院的“论道、讲学、习礼、藏书”与现代教育文化理念融合，是实现西南边疆教育改革、学术繁荣和民族凝聚的重要路径之一。

注释
 
1西南边疆地区作为历史地理观念，在明清时期包括现今的滇、黔、桂、川四省区（部分学者认为只包含四川西南部），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还将中南半岛的北部地区纳入了王朝的西南版图。早在秦朝之时，统治者就积极经营西南的巴蜀之地，汉唐盛世对西南地区设制管辖，元代以后西南边疆更成为中原王朝着力开发和经略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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