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语言学转向

作者：克里斯潘·萨特维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让-菲比·凯茨（Jean-Philippe Ksiazek）拍摄 图片来源:（AFP/Getty）

在痴迷于语言这点上，分析哲学家和大陆哲学家曾经团结一致，如今却出现了新问题。

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67年曾经说过“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就像德里达说过的很多话一样，如果考察其语境和语境的语境的话，这个臭名昭著的声明就更加难以解释了。不过，它敏锐地捕捉了当时学界哲学热衷的口味，那年也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文集《语言转向》出版的年份，该书体现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语言哲学的论证思路。到了此时，除了少数反动派之外，几乎人人都赞同这个评判。几十年来，哲学一直无情地强调语言的本质（与现实、善和美的本质形成对比）。任何真正的哲学问题没有一个不是有关语言的问题，对此说法的确存在一些争议。

从这里回顾那个时代，语言问题的融合似乎特别引人注目---思想家们本来千差万别，本来不能或无意进入对话，结果却持续不断地几乎是排他性地完全集中在语言上作为我们体验的核心。那是20世纪思想史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一个有用的视角用以观察那个时代的哲学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分裂为两种话语，通常被称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各自拥有自己的经典和术语。同时精通两者（如熟练掌握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或者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很少有人拥有这样强烈的动机。如果你呆在某个领域，几乎肯定这个院系只从事这种或那种哲学研究。无论是偏向哪一边，这个院系几乎可以肯定会诋毁另外一边。分析学派认为大陆哲学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主义胡言乱语，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大陆学派则将分析哲学归纳为毫无用途的、一丝不苟的逻辑诡辩和科学主义，根本不可能进行文化批判甚至不可能与人类的实际生活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

然而，两种话语路线拥有的共同之处比热衷嘲笑对方的参与者设想的程度多多了，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吃惊。与此同时，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源于共同的思想历史（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等），它们在西方学术界融合起来。这种竞争既有概念争论也有职业利益考量，对抗总是要看哪边能搞掉对方的教授。但是，在整个世纪的上千种方式中，它们都被嵌入同样的时代精神。它们拥有很多相同的痴迷，也有很多相通的缺陷，到了1967年，它们已经拥有完全不同的词汇表。

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痴迷于语言，一直到世纪末几乎完全沉迷于其中。双方的动机有些类似：语言哲学将要治愈该学科19世纪猜测性形而上学的混乱模糊和空洞无物，诸如黑格尔（ G W F Hegel）、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或者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等人建立起来的庞大体系。背离所有历史的方向或者存在的本质本身，20世纪哲学家们倾向于将焦点集中在短语如“一切存在的本质本身”的意义上。当他们这样做时，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术语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被可怕地滥用了，如果试图澄清语言的本质，哲学可能变得好很多，似乎更有意义得多。

语言学转向是对自1890年到1910年持续存在的专业和思想危机的一种回应。对黑格尔和康德唯心主义的详细阐释支配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领域，“系统”似乎变得越来越详细，在任何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领域变得难以理解和应用。与当时若干经验性科学领域显著的飞速发展相比，哲学似乎陷入到阐释老掉牙观念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其相关性令人怀疑，而且语言晦涩难解，不堪卒读。

首先，我们拿分析哲学为例。正如罗素和摩尔（G E Moore）在世纪初表明的那样，其基本要旨是通过分析用来表达哲学的语言应对和消除哲学问题，两人都觉得这个策略体现在其学生和同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1921)。那个带来本质性转向的工程就是澄清有意义语言的边界。比如，摩尔并不试图解释存在的意义，而是“存在”这个词的意义，他认为它不是真正的谓语。他并不尝试告诉我们存在什么特定事物，而是带着极端的一丝不苟的关心去弄清那个“特定”意味着什么。对话从自我的本质转向“我”这个词的意义上。

从前的几乎所有哲学都是废话，就像“所有的扭捏作态展示了无聊龙、蠢人的早熟、懒人的平庸”（出自刘易斯·卡罗尔的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一章。---译注），但更少趣味性。

正如罗素和摩尔希望的那样，这种强调伴随着逻辑上取得的进步，在相当大程度上让这个学科再次充满活力，提高了它在学界的地位和可敬性，开启了一种思考和写作话语和风格，主宰英美大学将近一个世纪之久。虽然有时候它堕落成为毫无用途的技术细节，但重组的学科成功地定义了一种专业技能，从方法论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家们天马行空恣意翱翔。实证主义哲学家艾耶尔（A J Ayer）1936年说过，“所有真正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都是能够解决的”，但他认为，大部分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可以通过仔细考察表达这些问题的语言就能消解。他认为“这样的形而上学伪命题比如‘绝对性进入演化和进步，但其本身不能够演化和进步’”没有字面上的含义，甚至对于说这句话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可能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验证。

艾耶尔说他任意性地从19世纪末期英国最典型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之一布拉德雷（F H Bradley）的作品中摘出来有关绝对性的句子。他在确认几乎所有从前的哲学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废话，就像“所有的扭捏作态展示了无聊龙、蠢人的早熟、懒人的平庸”，但更少趣味性。不过，艾耶尔说，如果哲学要拥有任何可敬的、有用的和很好定义的主题，它应该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而不是在现实的本质和功能中去寻找。

18世纪10年代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说过“存在就是被感知”（Esse is percipi）。在贝克莱和很多其他人（如康德）看来，对于存在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它要在人类感知中发挥一定作用，或者对应我们心中的想象。在对这种风格的形而上学的致敬和模仿中，蒯因（Quine）在1939年写到“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量的值。”（出自蒯因的论文《论何物存在》，表明了蒯因关于本体论的思想。---译注）现在，蒯因认为自己是在嘲讽形而上学的宏大命题。但是，很难不听到“约束变量”（bound variable）之类东西，它本身就是本体论，据此理论，存在依赖于语言：存在就是被句子中的“某物”捡起，就像“存在某种高而绿的某物”（或者逻辑语言(∃x)(Fx&Gx)），其中存在量词约束变量x)。

蒯因在哈佛的同事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其《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1978)中总结了这个途径：

如果我问这个世界，你能主动告诉我它在一个或者多个参照系之下，但是，如果我坚持要求你告诉我它如何和其他框架分开，你怎么说？我们被限制在描述任何可表述的东西上。可以说，我们的宇宙就是由这些方式而不是由世界构成的。

古德曼和其他人认为，数不清的哲学问题已经被世界和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间的所谓的区分制造出来。他们认为，除非我们能够离开自己的心灵，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付后者，我们就真的没有选择。罗蒂在1970年代初期总结了这样的发展是“世界丢失了”。现在，我们只能谈论词语。

随着分析的发展，分析动机也在发展。比如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对人类体验和文化的核心重要性已经成为明显的主题，阐释它给这个主题带来的光亮工程获得更具内在价值的动机。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是要摧毁19世纪哲学的问题，而是旨在显示人类文化和交际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在世纪中期的《哲学研究》中宣称“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分析一种语言就是分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个性和一种文化。罗蒂的《语言学转向》是总结这种思想史的第一部强有力的叙事，到了该书出版时，人人都非常清楚的是，无论他们喜欢与否，20世纪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就是语言的本质和对其功能的详细分析（如奥斯汀（J L Austin）等人的“普通语言”哲学或者索尔·阿伦·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的语言形而上学。

在绪论中，罗蒂写到：

本卷的目的是提供在最近的哲学革命---语言哲学方面反思的材料。我用“语言哲学”指的是这种观点，哲学问题是或许能够依靠改造语言或者依靠比现在使用的语言更多的语言理解而解决的问题。许多支持者认为这个观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发现，其实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正如在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罗蒂本人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的那样，蒯因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走向现在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等，这种趋势在欧洲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它认定我们的体验和我们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产物。应该承认，很多人可能抗拒这种描述或其他类似标签。但是，正如罗蒂、理查德·伯恩施坦（Richard Bernstein）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具体显示出的那样，到了1985年，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开始在某些结论中出现碰巧一致的情况了，虽然他们相互之间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世界和我们是文本，我们或许更像现代主义诗歌而不是古典戏剧。

让我们现在转向大陆哲学一边。虽然他也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敌意，海德格尔认为“事物在言词中、在语言中才生成并存在。”这是他对人的定义：

人显示自我是能说话的实体。这并不意味着发出声响的可能性是人独有的特征，而是说他是一个需要发现世界和自我的实体。

现在，那不是蒯因愿意说的那种话，不是艾耶尔愿意认为有意义的那种句子。但是，它将语言一直不断地置于核心位置。就像他们做的一样，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途径开启了几十年的话语分析。

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作品比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59)中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对它们的解释之一就是让语言成为人类体验和现实的根本底线。这可能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哲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伽达默尔式海德格尔的学生和罗蒂的英雄。“阐释学”这个词最初指的是文本阐释学科，尤其是圣经，20世纪末期大陆哲学暗示它应该成为哲学的继承人。

“语言是我们的在世存在的根本操作模式和世界构成的拥抱一切的形式。”伽达默尔在1976年的时候写到。

在有关我们自己和世界的一切知识中，我们从来都是被自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着的。我们是在学习讲话中长大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人，而且最终认识了自己。在真理中，我们总是在语言中游刃有余。语言的真实存在就是“它所说的”，当我们听到它时，就被带入语言之中。

现在，这再次不是任何一位分析哲学家的情绪、口吻或教义。但是，它可能激发类似深入和详尽地观察语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其实，在很多方面，德里达之流的语言“解构”紧跟着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同时也狡猾地放大了后者的伪装。德里达说，是的，我们有史以来一直就是语言动物。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给了我们现实，或者就是我们的现实；语言是我们接触世界和自己的模式，或者我们构建和揭示它们的方式。文学阐释是人类整体体验的很好类比，因为两者都是用符号表现的阐释性活动。

但是，德里达指出可怕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体验类似于阅读体验，正如在阐释学中，我们不得不承认阅读行为产生幻觉的频率与发现真理的频率是一样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能够理解的每个文本都有可能充斥着晦涩难解的奥秘甚至自相矛盾之处。20世纪的很多文学就是在玩模糊性、超现实主义和晦涩难解：如果世界和我们是文本，我们或许更像现代主义诗歌而不是古典戏剧，更像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而不是简奥斯汀的小说。或许我们陷入了一种处境，我们没有办法向外走远一点以便看得到这个陷阱。

后现代时刻，尤其是诸如福柯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的法国版本开始将焦点集中在语言构建现实的方式上，这是一个没有地基的建筑结构，“随时准备好”垮塌。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Lyotard）论证说，所有合法性的主人叙事都已经崩溃，这个时代已经不能为自己创造出阐述自身合理性的连贯语言。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论证说，外表/现实区分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种虚构或意识形态回响，我们生活在符号世界，这些符号并没有任何所指意义，那是包含了所有“现实”的迪士尼乐园。到了这个世纪结束时，其他人探索了更积极的后现代模式。

这些变化之一是诸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将焦点集中在叙事概念或故事之上。心理学、历史、伦理学中的叙事理论---还有其他应用---都是以某个特定的语言模式或故事叙述作为核心，作为构建个性、文化和现实的核心，就像价值观理论一样处于核心地位。利科在其巨作《时间与叙事》（1984）的第3卷中说“生活本身就是讲述的故事编织而成的一块儿布。”这种人性理论非常时髦：甚至耐克公司就登上了它们的广告口号“我们就是我们讲述的故事。”

利科确认“暂时性…要求思考间接的叙事话语…如果没有叙事时间，就不可能有关于时间的想法。”他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个人身份认同。他写到“什么证明我们行动主体的合理性，被他的她的或者适当的名称所指定，作为从生到死贯穿一生始终的同一个东西？答案就是叙事。”对于20世纪末期很多人来说，叙事提供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它同时解释了人类身份认同的本质和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的本质，而不是“上帝”或者“自然”为从前的思想家们做的事。

他们的观念---人人都在像看书一样体验世界---似乎是享受特权者的工艺品。

到了这个世纪末，这种叙事理论在影响力很大的哲学家如罗蒂和泰勒的著作中是一种逐渐被称为语言学的或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版本：在很大程度上由词语构建的世界画面。它拥有充满希望的和慈善的政治隐含意义：一个由我们构建的世界，能够被我们重新构建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将焦点集中在语言上，通过揭示、批判和改造我们的语言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世界。泰勒在其重要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1989）中写道“研究人就是研究仅仅存在于某种语言中的存在，或者部分被某种语言构建的存在。”“除了被介绍进入语言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方法被引入人格培养中。”

温和一点说，在罗蒂、泰勒、伯恩斯坦、麦金泰尔身上，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共同点和跨越大洋的后现代情绪逐渐成为一种自我意识。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在美国哲学协会的会议上，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至少在他们身上已经融合起来了。双方都能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辩论，隔离墙开始显得像一个篱笆，你能够时不时看见篱笆墙外面的场景，甚至翻过去也并非不可想象的。

但是，同样道理，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冲突开始显得不那么迫切了。从语言学转向转身离开的情景已经开始出现。在20世纪早期显得非常迫切的问题，无论究竟是什么，到了世纪末或许已经得到回答或者已经被放弃了。我不敢肯定，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西洋两岸的语言哲学到底变得多么深刻和多么复杂。语言哲学和叙事理论到了1999年或许已经非常精致，就像德国唯心主义在1899年那样，但其相关性已经让人产生怀疑了。

在新千年，拿一个经过改造的领域为例，环境议题逐渐成为核心，它似乎让语言构建主义变得无关紧要，或者简单地暗示其虚假性。虽然话语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帮助创造碳排放，无论人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叙述还是不叙述，问题的核心是颗粒的物质互动。任何哲学，如果似乎在破坏自然世界现实或者使其变成可以随意锻造的人类工艺品，人们都会逐渐觉得它们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其实，学者痴迷于语言阐释以及他们的观念---人人都在像看书一样体验世界---似乎是享受特权者的工艺品，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合理的。

我们不再是新闻报纸泛滥的星球，而是一个想象和视频图像文本杂合体的世界，这是《逻辑哲学论》没有涵盖的东西。我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我们是否生活在虚拟现实中而不是生活在文本中。但是，产生的各种新问题都在要求我们新思考，而且也在创造新历史。正如黑格尔观察到的那样，除非尘埃落定，否则我们真的无法讲述某些故事。

译自：The post-linguistic turn by Crispin Sartwell

How philosophy’s obsession with language unravelled | Aeon Essays 

作者简介：

克里斯潘·萨特维尔（Crispin Sartwell），宾夕法尼亚狄金森学院哲学副教授，著有《政治美学》（2010）和《纠缠：哲学体系》（2017）、最新著作《美：快速沉浸其中》（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