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慰藉

作者：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本文简要评论了两本新书，讲述了失败能够教导我们什么。

 大卫·沃纳罗维茨（David Wojnarowicz）1984年在纽约州纽约市苏豪区(SoHo)墙上画的有关电视的涂鸦的画面。Rita Barros/Getty Images

青少年时期，我自始至终一直为信仰体系而苦恼。我曾经倾向依靠父母的一本书《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1981）来应对任何可能威胁我的世界观的冲击，这本书是拉比哈罗德·库斯什纳（Rabbi Harold Kushner）写的，认为世界从根本上说还是让人觉得友好的地方，我对人类痛苦越来越多的清晰认识使得宗教提供的解释似乎有些不够令人满意了。我丢掉了工作，开始研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开始锁定在弥补对启蒙哲学的浅薄理解。它推崇进步和坚信人类实现完美的潜能，提供了解决众多所谓冤屈的现成答案：它们不过是历史进步这个宇宙叙事中微小的挫折，却可能是必要的。接着，我上了大学，伴随着而来的是有更多的机会看着现代史上灾难持续不断出现。“历史进步”的命题开始看起来显得任性无知和荒谬绝伦。虽然我花费了人生的头20年在意义框架内探索，我明明知道它们遭遇失败，失败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无能为力。但是，作为美国人，我却花费了更长时间才意识到有我这样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 

作为美国人，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种崇拜成功和不能容忍失败的文化中。对此问题，它用下面两种方法之一处理。首先是将失败视为个人化的和原子化的东西，指责失败者，他们应该为其失败负责。第二，同样恶劣的是，对失败是如此蔑视以至于坚持认为，正如哲学家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的话所说，看起来失败的东西事实上不过是“走向成功的垫脚石”。因此，我们在银行出纳员小隔间镶框装饰的格言中看到的众多自我帮助类励志书籍的陈词滥调（失败是不断进步中的成功）或者在抖音上兜售蛋白粉的健身达人的名言，“没有哪一种失败是意志力无法将其改变成为成功的。” 在要求克服所有偶然性的文化中，甚至失败一直都在被美国自我帮助产业情结进行商业化：被重新包装描述为走向虚张声势的辉煌成就、成功和知识技能习得的道路上（blip en route），而不是破坏性的、可能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

进入这个风景中的是两本新书，布拉达坦所说的“严肃对待失败”的书。布拉达坦的《失败颂：谦逊的四个教训》（2023）和文学学者和文化批评家萨拉·马库斯（Sara Marcus）的《政治失望：从重建到艾滋病危机的文化史》（2023）认为，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想象失败，而且需要重新想象我们能够从失败中获得的意义。两位作者都想让我们将失败视为真正的损失，同时认定它可能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某些价值。

结合起来考虑，在太多的失败见解都变成啦啦队用的彩球一样花里胡哨的东西的时代，两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失败得更好。对于既不崇拜“成功”的伟大上帝，也不依靠宗教或者哲学元叙事获得安慰的人来说，失败意味着什么呢？这两本书迫使我们去思考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能够—我们能够在失败和损失中找到意义吗？我们应该做这样的尝试吗？

布拉达坦的《失败颂》认为“失败的名声已经千疮百孔”，在现代世界，我们很多人没有可以抓住的柱石帮助我们恢复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好的途径是拥抱他所说的“失败疗法”。适当理解和利用的失败能够悉数清除我们的傲慢自大和盛气凌人，让我们鼓足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动荡不定和死亡。” 失败毫无疑问是令人沮丧的，几乎总是不受欢迎的和令人不舒服的，但是在布拉达坦的重构中，它成为一种苏醒的形式，“揭示出人类生存条件中的某些根本性东西。”成人就意味着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表演走钢丝。

布拉达坦鼓吹这种精神疗法式的苏醒，研究了形式各样的人物比如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圣雄甘地（Mohandas Gandhi）、萧沆（E. M. Cioran,）、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美国人，他们都认为失败是使其人生变得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必要条件。布拉达坦戏剧化描述的人物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他们失败了，而且在于他们主动追求失败。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否认或者自我毁灭，而是认为失败“定义了我们”。

比如，请考虑一下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出于对弱势群体的狂热同情，屡次投入革命事业屡次失败，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工厂工作，随后提出她自己的禁欲基督教神秘主义作为一种修身训练的失败生活。她寻找一种失败，她称为“去创造”的失败，也就是说让“某个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再进入尚未创造的状态”。对她来说，这意味着终极的“认同死亡”（她在34岁的年纪就实现了死亡的目标，因为身体最终屈服于自我挨饿和肺结核）如果用布拉达坦的话说，作为一种让自己“更接近上帝的方式”。虽然有些极端，韦伊追求给人狂喜的毁灭是在提醒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非常脆弱的、具身的存在，都在钢索上表演，身下就是万丈深渊。

布拉达坦注意到，好的失败呈现出多种样式，但是都涉及到采取更加诚实的描述后果最严重的一团糟局面而不是抓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圣雄甘地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甘地在自传中给读者提供了存在严重问题的观点，“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大的错误”，包括当学生期间在多个桌子上吃饭的劣行，吃肉的早期试验，在竞选活动中的“失误算计”。他的书中章节是“悲剧”和“耻辱”的叙述，提供了教导甘地的读者“如何生活在失败中，如何将失败变成更有意义的生活之源。”但是，布拉达坦敏锐地指出，甘地的自我描述漏掉了最严重的失败：他推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痛苦并不敏感、对待“他人的死亡毫不在乎的冷漠态度”，甚至包括他的追随者在内都是如此。通过突出显示甘地的做作、夸张、和被误导的自我夸耀，布拉达坦显示，我们并不总是自己失败的最好评判者，即便我们是，我们也不应该将表演的高峰错误当成更加艰难的任务，即活体解剖自我，辨识出取悦自己的虚假骄傲和令人舒服的幻觉。

布拉达坦最有趣的失败描述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 M. Cioran）和日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萧沆是这样一种人物，即便他事实上不存在，布拉达坦也可能会凭空创造出来一个。因为萧沆将激烈反抗成功生活的外部标志变成了一门优雅的艺术。恶名昭著的闲逛、令人反感的反人类态度和令人心惊的悲观主义是他的拿手好戏。事实上，萧沆认为人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根本不该生下来。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失败。人生意味着“学习成为失败者。一旦人生追求“进入自然的终结，失败就不再是被捆绑在成功身上的丑陋的双胞胎弟弟了。” 但是，布拉达坦论证说，这里是萧沆的深刻见解的红利：如果做得正确，失败并不是失败者看见的东西，而是透过失败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拥有潜力产生自己行使的转换和超越过程。它让我们正面对待“自己随身携带的致命的空虚”，意识到那是对我们的“恢复”至关重要的毒药变良药神奇转换。

我们不应该错误地将表演巅峰当作更加艰巨的任务，活体解剖自己身上的虚假骄傲和令人舒服的幻觉。

但是，三岛可以作为令人警惕的故事，一个狂热拥抱失败的人是多么容易变成自大狂。在三岛荒谬地尝试组织一场反对日本政府的兵变而失败之后，他精心准备的剖腹自杀计划---他本来希望成为他的“美丽之死”，因为他的剖腹自杀助手“介错”（kaishaku），汉语词汇，是出自日本历史上为切腹者来担当补刀者的称谓，是指在日本切腹仪式中为切腹自杀行为因某种原因失败后的补充斩首行为，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译注）不给力，给彻底搞砸了。正如布拉达坦所说，他精心设计的计划最终成了“惨不忍睹的屠杀和笨拙表演”。失败是非常微妙之事。在失败方面，最终是很容易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布拉达坦在三岛精心设计的死亡计划中发现了一种“愿意让自己变得谦虚”的形式，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结果却变成了“最不谦虚的工程”。

虽然布拉达坦清楚他对其人物对自身痛苦的色情式激情持保留态度，但是他仍然支持其信念，认定失败通过强行对我们的视角和比例意识进行一次重置，有一种暴露“我们生存条件的赤裸现实”的巨大威力。他认为，失败让我们从我们的世界肚脐（umbili¬cus mundi）神秘的地球中心综合症中唤醒，将我们自己置于一切的核心的一种病态倾向，幻想我们比真实的情况重要得多。”他继续说，“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整个世界就是为了我们而存在一样。”失败让我们变得谦逊，它迫使我们在更大的“宇宙规模”上对自我的了解更真实一些。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就忍不住看到“我们其实完全是无足轻重的生物。”

布拉达坦提出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充分理由证明失败将我们从自我中心打垮的生产力。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他的“失败疗法”有无可匹敌的吸引力或者可实用性。一个人试图把自己搞砸了的东西变成自我认知的能力或倾向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条件、社会资本、性别、种族等因素，它们在决定谁成功和谁失败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比如，经济上失败的可能性和负担甚至在同一个阶级里也是分配不均的。有些企业、金融机构和富豪家族，他们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太大了根本倒不了”，其他人则未必。在这方面，布拉达坦的动人呼吁，即失败有能力将我们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呼吁可能是有为保守主义辩护的风险的，是要“拎着鞋带把自己提起来”。

同样，布拉达坦认可的无私回报或许大有前途，但是这仅仅适用于掌控自我的最高权力尚未被剥夺的人。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能够想象将布拉达坦的“失败疗法”应用在特朗普身上会发生什么呢？把他拉到一边，然后指导他接受2020年大选失败的心理治疗方面的好处，不光是对他本人而且对整个美国社会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侧身靠近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将是另外一件事，比如你1963年前往伯明翰监狱里那告诉他，“从宇宙视角”看，他根本看不到自己其实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生物”存在“某种无法抑制的极其滑稽的东西”。同样也不清楚的是，“将我们置于世界中心的病态倾向是否如布拉达坦使人感觉到的那个样子。比如，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曾经论证说，很多受压迫的民众是“自下往上”看待世界。或许需要重被唤醒那些被系统性地征服和公民权被剥的人去认识到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定。这种意识或许成为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

但是，对于讨厌将世俗成功作为道德优越感标志的文化的那些人来说，布拉达坦的书是一种滋补品。常见的口号“赢得胜利不是一切，是唯一之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证明这个社会贫瘠平庸的证据，在那里，连9年纪的孩子都觉得不得不参加在美国高中修AP课程（AP是指Advanced placement可取得大学同等程度课程的学分，就等于说免修大学的那门课。---译注）以便获得大学学分，这个社会创造了一个词“成绩超过预料的学生”来辨认出已经实现的成功现象，接着又创造出“人生教练”这种岗位，因为人的生活现状不够好---需要在别人指导下变得更聪明、更快、更好。

如果布拉达坦是正确的，人们能够从个人的和私有的失败中得到某种补偿，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可以从集体的、和公共的失败中获得某些东西呢？任何一个对大规模枪击案和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 Dobbs v. Jackson ）将堕胎的立法权交给各州或者抢樱桃式政治地图等感到愤怒和绝望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似乎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这是萨拉·马库斯（Sara Marcus）研究美国社会政治失望的新书的核心主题，对于当今时代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她从前的书《战场前线的姑娘：暴力革命的真实故事》（2010）引人注目地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女权主义朋克乐队给世界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政治失望》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研究，其特征是渴望和哀悼而不是反抗。

马库斯假设“政治失望是美国20世纪政治体验的定义性特征”。这是个挑衅性的和发人深省的主张，但是，鉴于她的信息来源的局限性和选择性，人们可能觉得她没有充分阐述出来。不过，她的书的确有一种威力可以激发读者摆脱幻灭感足够长的时间，去考虑自重建以来众多作家和艺术家将其失败和沮丧意识重新利用当作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失望》是左派被一次次暴揍一顿的历史，同时在这些失败中发现创造性资源。

就像布拉达坦的书，马库斯的《政治失望》围绕有关建设性的沮丧和愤怒的案例分析组织起来。它开始于杜波伊斯（W.E.B. Du Bois）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哀歌《黑人灵魂》（1903）的分析，他描述为“不幸者的音乐，失望的孩子”。它重新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小说家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和美国民歌和蓝调歌手、吉他演奏家黑人歌手莱德·贝利(（Lead Belly）的斗争，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充满希望的无产阶级承诺为其著作提供了活力。但是，当共产党扩展成为大众统一战线（the Popular Front）缓慢抛弃即刻革命的愿景和多种族工人阶级团结后，两者都努力表现其失望体验，用声音进行的实验。对于奥尔森来说，这意味着创造她的脚本，用以描述女性人物革命欲望受挫的声音表现，而对于莱德·贝利来说，这意味着在他的歌曲中表现黑人工人极其困难的喘息。他的担忧已经被遗忘殆尽了。马库斯接着记录了各种政治失望的形式，从民权运动中的场景到不均衡的和推迟了的组成多种族团结努力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她的研究还涉及到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危机中的马龙·里格斯（Marlon Riggs）和大卫·沃纳洛维茨（David Wojnarowicz）的美学积极行动主义。这个危机对同性恋社区的冲击十分巨大，因为肆虐的同性恋恐惧症阻碍了应对这种挑战的努力。

马库斯使用这些案例来显示失望如何帮助艺术家将其损失体验概念化，并以一种促成政治团结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对失望的定义是“一种持续不断追求目标的欲望，但这个目标和从前相比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这些“无法满足”的体验可能令人恼火。但是，她认为对于很多美国艺术家来说，它们已经证明具有创造性，能够创造新文化实践和形式和政治愿景，这是特权左派同盟建设的，超出他们生活时代现实的有修养的、进步派的、多元主义的政治愿景。

马库斯说，未能实现来之不易的政治目标并不一定导致瘫痪或者绝望。她考察了另外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诗人和批评家的著作中的“创造性地实现新陈代谢的失望”。马库斯注意到，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诗人、理论家还是音乐人，其焦点都集中在女性的声音和她们被迫陷入的沉默。从海伦·瑞迪（Helen Reddy）的“我是女人，听听我的咆哮”(1972) 到米歇尔٠克利芙（Michelle Cliff）的“无言的笔记”(1978)到各种会议和研讨会如现代语言学会年会（1977）的“沉默转变为语言和行动”都是如此。马库斯显示这种“声音的提升”实际上旨在“将理性话语的民主理想与拥抱具身的身份认同结合起来。”但是，女性仍然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其声音仍然遭到无视---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古老的声音模式陷入衰竭”。不再是牢牢抓住失败的承诺不放，即曾经豪气冲天地希望让女性的声音变得更大，更容易听得到，女权主义诗人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和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作品中将注意力扭转到尚未探讨过的女权主义“愿景”和“设想”的可能性上面。将失望引入景观性的性别维度的新焦点以及女性能够看见和被看见的方式上面，他们将声音转变成为愿景，将失败转变成为不屈不挠的勇气。

在1862年梭罗（Thoreau）葬礼上发表的悼词中，爱默生（Emerson）称赞了他的尖刻好斗却又隐居的天才朋友，但是也温和地责骂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失败者。

布拉达坦从现代思想史中搜寻失败案例中给人带来的某些心理的或存在的安慰，像他一样，马库斯也在寻找对政治失败的创造性补偿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在拥抱个人不幸能够成为其缪斯女神的观点。马库斯竭力想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左派衰落的历史叙事中发现某种不失尊严的优雅，她竭力要描述的正是失望和创造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对此努力感到同情的读者或许觉得这已经没有必要更清晰地论述了。

但是，对同样充满同情的其他读者来说，她的书或许提醒人们意识到，将失败当作失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事实上，恰恰是左派人士竭力搜罗更多证据证明其历史场景每个阶段的因果关系的动态变化，正是他们渴望拥抱马库斯描述的政治渴望崩溃的创造性补偿。毕竟，暗示艺术家和积极行动者对所看到的政治基础丧失就发生在他们新创造性实践或作品附近而感到惊讶是一回事，显示这种失望引起了创造性的改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恼人的问题：这些极度聪明的人怎么需要失望才能从事其创造性工作？如果他们不是不得不对付使其感到失望的无论什么政治和社会创伤，难道不是可能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吗？

里格斯和沃纳罗维茨有这么多的天赋在身，即将到来的死亡之外，他们似乎能很容易把任何东西都变成艺术。两人都在37岁的青壮年时期就匆匆去世，他们都更愿意花更多时间描述愿景。虽然马库斯非常有效地显示，她的艺术家和积极分子如何试图从糟糕处境中获得最佳成果，但她没有展示出糟糕的处境是创造性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马库斯论述失望的时间维度的书中有一个根本性的深刻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探索其书中人物遭遇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些仍然是当今政治幻灭的威胁。她暗示，其书中人物无论是否故意的，似乎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说的“尚未意识到，尚未成型”（the Not-Yet-Conscious, Not-Yet-Become）的时间性引入到一种将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的特殊关系之中，它从根本上改写了当今的绝望时刻。这个关键术语（尚未意识到，尚未成型）中的yet是最谦虚的副词，在都遭遇政治打击的幻灭的小说家、绝望的诗人和沮丧的艺术家的思想中扮演了超大的角色。在钟表、日程表和经济制度赋予你的东西与竭力寻找政治和社会改变的主体所体验和认可的东西之间，“yet”留下了临时性的故意脱离关系的空间。如果事物的末尾出现了失望，当描述已经结束，视域已经关闭之后，“yet”仍然可以使其继续保持开放状态。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警告使用未来梦想作为回避凄凉现实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他预设了“未来”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拆解，这是马库斯的很多人物并没有能够认识到的东西。在深感无力、资源耗尽、情感破产的时刻，他们拒绝承认存在某种难以探索的历史前进，这种浩浩荡荡的洪流可能令他们惊慌失措也可能从他们身边绕过去。对他们来说，重新思考时间维度变成了一种用以撬开锁着的大门的工具。在其创造性地回应政治渴望遭遇环境破坏之后，马库斯的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清楚说明“我们居住的世界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同样道理，这些书提醒我们认识到，失败和失望作为历史体验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因为重新设计它的人将其作为疗法和创造性工作。布拉达坦注意到“每个组织起来的社会都会产生自己的失败者”---那些或者因为自己的选择或因为机构问题而无法满足理想状态的要求的人。和过去相比的话，或者和将来相比，“在当今成为失败者是完全不同的事”，今天的社会不是人们自己的社会。

事实上，过去的声音提供最好的案例，说明失败和挫折并不是宇宙的最终宣判而是这多么临时性重新评估，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比较积极的评价。这是美国超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观点，他在150多年前就像布拉达坦和马库斯一样尝试从失败和挫折中寻找意义。在其1841年的随笔“补偿”中，爱默生梦想了“补偿规律”，他描述为“给予和索取的绝对平衡”，我们或许可以描述为一种没有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神学。听起来有些谨慎（如果不是有些迷信的话），爱默生坚持认为，这个宇宙总是在观察来确保违规者不可能逃脱处罚，不是辛苦挣来的优惠一定受到惩罚。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无缘无故的痛苦一定会得到公平补偿。他也肯定失败和失望的慰藉，他告诫读者在下面这个深刻见解中寻找栖身之所：“每一个没有把我们打败的恶魔都会成为我们的福报。”

但是，爱默生在今天之所以有相关性不是因为他提出了逆境损失肯定得到补偿的观点，这与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观点有些类似，而是因为他或许在无意中显示出的观点 ，即诸如失败和失望等能够和的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爱默生首次在文章中提出其补偿理论大概20年之后，他就将这个理论付诸实施，他在试图弄明白年轻的朋友和曾经的弟子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为何英年早逝。在1862年梭罗葬礼上，爱默生在悼词中称赞了他的尖刻好斗却又隐居的天才朋友，但是也温和地责骂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失败者。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曾经在私人日记中拥有的恼火，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把时间浪费在瓦尔登湖周围摘草莓的话，梭罗本来可能成为了不起的人。“我忍不住指出这是他的缺陷，就是胸无大志。”爱默生对参加哀悼者这样哀叹。

让爱默生稍感安慰的是，他在1862年感到担忧的那种令人失望的生活方式如今反而被看作一种胜利，当然，它应该促使我们暂停一下，稍微感到一丝安慰。不仅如此，或许更令爱默生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失败者助手打败了他有关补偿的最好思想；当然，对此，我们应该微笑。因为在梭罗1838年9月23日的一条日记中这样写：“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将在每个失望中找到补偿。”这里，我们可以加入到梭罗的队伍中一直笑到最后，但是这个“最后”暗示了布拉达坦和马库斯向我们展示出的尚未到来的一种结局。事实上，他们给我们很好的理由来保留这样的希望：失败和失望最好被理解为序曲而非结论。我说的是我们称为“人生”的那个东西，那个一塌糊涂却又令人痴迷不已的成长叙事。

作者简介：

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Jennifer Ratiner-Rosenhagen），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

译自：The Consolations of Failure Jennifer Ratner-Rosenhagen

The Yale Review | Jennifer Ratner-Rosenhagen: “The Consolation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