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遵明与北朝经学

作者：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廿五日辛丑

          耶稣2023年6月12日

徐遵明（475—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北魏经学家。《魏书·儒林列传》和《北史·儒林列传》均专置《徐遵明传》。另外，这两部史书和《北齐书》《周书》当中的《李业兴传》《李铉传》《马敬德传》《熊安生传》《乐逊传》亦均提及徐遵明相关事迹。如，《魏书·李业兴传》记载：“业兴少耿介，志学精力，负帙从师，不惮勤苦。耽思章句，好览异说。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北齐书·李铉传》记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铉以乡里无可师者，遂与州里杨元懿、河间宗惠振等结侣诣大儒徐遵明受业。居徐门下五年，常称高第。”《周书·熊安生传》记载：“熊安生字植之，……初从陈达受《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并通大义。后事徐遵明，服膺历年。”此为《徐遵明传》之外的相关记载，关于徐遵明的求学、授徒传经以及为人、学术贡献等情况，更多地记载于《魏书》和《北史》的《徐遵明传》。

壹

《魏书·徐遵明传》记载，徐遵明自幼好学，17岁起开始游学，曾先后从学于上党（今山西长治）的王聪、燕赵的张吾贵、范阳（今河北涿州）的孙买德，但从学“每不终业”，时间均不过一年。好友田猛略劝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徐遵明则回答，自己之所以“每不终业”，在于“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而学须依从“真师”，“真师”便是“吾心”。在徐遵明，不是师择徒，而是反转为徒择师。终于，他找到了“惬心”之师——平原（今山东聊城东北）唐迁。之后，徐遵明足不出户，苦读六年。“乃诣平原唐迁，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

从师屡迁反映出徐遵明学有主见的特点，这种特点既有利亦有弊：一方面，使其在儒林能够较快地学有所成，脱颖而出。如，基于对服虔注本《左传》之专攻，徐遵明著《春秋义章》三十卷。《魏书·徐遵明传》载：“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另一方面，也使其注经、解经出现附会甚至曲解之处。《北史·徐遵明传》载：“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也皆如此。”徐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中“书以八寸策”，误以为是“八十宗”，且枉加解说，此足见其学有偏执之处。

贰

在学有所成之后，徐遵明便在燕赵区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授徒生涯。《魏书·徐遵明传》载：“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虽然刚开始时受业者不多，但随着徐遵明声名远播，众多学者“延首慕德”，“不远千里”前来求学，以致“束修受业”、编录在册者多达上万人。“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类，延首慕德，跂踵依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若慕奇好士，爱客尊贤，罢吏游梁，纷而成列。”无论是好奇尊贤者，还是辞官游学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形成求学空前盛况。关于徐遵明长期授徒之规模与成效，《北齐书·儒林传序》言：“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北齐书·李铉传》则载，尝从师徐遵明长达五年的李铉“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生徒恒至数百。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

在徐遵明，授徒是为了传经；在生徒，从学是为了学经，故，师徒之授受实际上即是经典之传授。关于徐遵明的经术传授情况，《北齐书·儒林传序》和《北史·儒林传序》均有叙述，只是后者文字略减，而所叙述内容基本一致。在《北齐书·儒林传序》中对徐遵明的经术传授情况作了如下具体解释：

关于《易》之传。在当时，《周易》之传有南北朝之异：北朝所传为郑玄所注《周易》，南朝所传为王弼所注《周易》；北朝传《易》有师徒授受规模之盛，南朝传《易》则“师训盖寡”。北朝传《易》的脉络为：徐遵明讲郑玄所注《周易》，传授给范阳卢景裕和清河（今山东临清）崔瑾，卢景裕传授给河间（今河北河间）权会和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

关于《书》之传。北魏后期，儒生治《尚书》者较少，唯徐遵明精通。徐遵明在从师王聪时习得《尚书》，后将其传授给浮阳（今河北沧县）李周仁、渤海（今河北沧州）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需要说明的是，徐遵明所传为郑玄所注《尚书》，而非孔安国所注《尚书》；后者在当时不被关注，直至北齐季年河间费甝《义疏》被发现后才被留意。

关于《礼》之传。“《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沮俊、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段话的要点有三：其一，《三礼》之传源自徐遵明。其二，《三礼》传衍之主脉为徐遵明——渤海李铉——阜城（今河北阜城）熊安生——熊安生门人。其三，在《三礼》当中，所传以《小戴礼》为主，《周礼》《仪礼》及《大戴礼》为辅。

关于《诗》之传。在北朝，《诗》之主要传授者为“二刘”。“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诗》之传与徐遵明无干，因为《诗》亦为其授徒讲经之重要内容。如，《北齐书》和《北史》的《马敬德传》均记载：“马敬德，河间人也。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周书》和《北史》的《乐逊传》均记载：“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魏正光中，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魏，乃就学《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马敬德和乐逊均向大儒徐遵明“学《诗》”，此足以反映《诗》在北朝之传与徐遵明相干。这也是《北齐书·儒林传序》将《诗》之传列于“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之后的原因。

关于《春秋》之传。“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徐生”即徐遵明。《春秋》的传衍脉络为：徐遵明传授给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和邢峙及张思伯、北平（今河北保定满城）张雕、阜城刘昼、渤海鲍长暄、王元则等。在北朝，除了徐遵明所传服虔所注《春秋》外，亦有传杜预所注《春秋》者，还有通讲、通解《春秋》多种注本者。同时，在南朝，儒生“俱服膺杜氏”，所传则为杜预所注《春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北朝，还是在南朝，所传《春秋》主要为《左传》，而较少关注《公羊传》和《穀梁传》。

由上述可知，在北朝，儒家“五经”主要经典之授受均与徐遵明相干，故而才有“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之言。

叁

徐遵明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不仅学有主见，而且人生亦有鲜明特征。

其一，性情恬雅，委心学问。徐遵明之出身既非名门世族，亦非书香门第，幼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亦无很高教育期许，但他自己却“置情恬雅”，故能“垂帘自精”，钻研儒家经术。他不喜仕途，甚至不喜京都。他曾响应北魏广平王元怀之征召，但到京都后不久即辞别而去。正因为他性情恬雅，委心学问，终而成为“海内莫不宗仰”的一代大儒，或称“海内”之“大儒”、“日下”之“明师”。《魏书·徐遵明传》称其志言：“莫不入其（指经典、圣贤——引者）门户，践其堂奥，信以称大儒于海内，擅明师于日下矣。”

其二，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徐遵明讲学于外20余年，生徒由少而众，除了其懂“经纬之微言”，明“圣贤之妙旨”外，独特的讲授方式亦为重要原因。《魏书·徐遵明传》载：“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执经执疏”“然后敷陈”的讲授方式颇受生徒欢迎，且有极佳授受效果，被众多生徒继承保持下来，以致渐渐形成经学传统，成为儒师的讲授模式。

其三，确然守志，忠洁不渝。虽然徐遵明性情恬雅，委心学问，终生未仕，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志向。实际上，他不仅有政治志向，而且对其志向“忠洁不渝”，甚至最终死于此志。北魏孝庄皇帝永安二年（529年），北海王元颢发兵叛乱入洛阳，任城太守李湛起兵平叛，徐遵明前往共同起事，但夜入民间，终被乱兵杀害。《魏书·徐遵明传》记载：“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风靡，遵明确然守志，忠洁不渝，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时有邂逅，受毙凶险。”由此来看，徐遵明可谓杀身成仁之志士。

其四，行道树德，天爵所存。从根本上讲，徐遵明之志在经术，所重在德行，所乐在求道。《魏书·徐遵明传》记载：“遵明以硕德重名，……处心守壑之志，潜居乐道，遂往不归。”弟子李业兴曾评价道：“臣闻行道树德，非求利于当年；服义履仁，岂邀恩于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闾之礼；民望攸属，终有祠墓之荣。”不过，《魏书》和《北史》亦有如下记载，述徐遵明“颇好聚敛，有损儒者之风”。《北史·徐遵明传》言：徐遵明“颇好聚敛，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悬纳丝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质，有损儒者之风”。“悬纳丝粟”以为“影质”，明码标价以招生徒，似与其“守壑之志，潜居乐道”相抵牾。实际上，徐遵明此举并非为“聚敛”，而是为显示其“海内莫不宗仰”之大儒身份，此颇类似于现代社会教育资源的“优质优价”，且“束修受业”乃自古以来所施行的传统。因此，所谓“颇好聚敛”者非徐遵明一人，同时代大儒刘献之、张吾贵亦然。质言之，“悬纳丝粟”不可谓“颇好聚敛”，亦不可谓“有损儒者之风”，只能谓其大儒身份“清高”之显示。“人爵”已为徐遵明所不屑，“行道树德”乃其“天爵”之追求，丝粟财物自然不在其话下。

肆

自魏晋之后，南北朝受其影响，承其传统，“更尚玄虚”，“衣冠道尽”，儒家经业处于低谷，呈现衰落之况，玄学、佛教则处于高潮或呈上升之况。这样一种大的形势，无疑给儒家经业带来莫大影响。尽管如此，因为儒家“其为教也大”，故无论世之升降，而终究“斯文不坠”。当然，能够保证“斯文不坠”者主要为历代“儒林”。不过，南朝与北朝经学虽然宗旨不异，但解经路径有别，以致形成“南学”“北学”不同特点：南学解经重“义疏辨证”，特点为“约简”，结果是“得其英华”；北学解经重“章句训诂”，特点是“深芜”，结果是“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序》和《北史·儒林传序》均言：“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就北学讲，徐遵明作为北朝“儒林”代表人物，对维持儒家“斯文不坠”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进行研究，对于今天我们弘扬儒学优良传统，发挥其当代价值，会有启示和推进作用。此正如《魏书·徐遵明传》所言：“遵明冠盖一时，师表当世，……逝者长辞，无论荣价，文明叙物，敦厉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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