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礼图文献论说

作者：乔辉（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十八日甲午

          耶稣2023年6月5日

礼乃六经之本，中国古代礼学中有着绵延不绝的礼图传统，所谓“礼图”即是对礼和礼学思想的图像表现。纳兰成德序聂氏《三礼图》云：“九经，礼居其三，其文繁，其制度古今殊，学者求其辞不得，必为图以象之，而其义始终显，即书以求之，不若索象于图之易也。”礼图之产生，所以辅助读礼者也，礼图为注释三礼之一支，与文字注疏相辅相成。宋杨甲《六经图序》云：“古之学者，左图右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其义可陈，其数可纪，举而厝之，如合符契。”盖图书并重，相资为用，自古而然。凡书所不能言者，非图无以彰其形；图所不能画者，亦非书无以尽其意，尤以烦碎之仪文，如再得图以实之，使读者按图以求其说，似更简易省力。是书之与图，譬诸经纬，不可偏废也。

先秦迄清，礼学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皆为文字，而礼图则以图像为主、文本为辅，在礼学文献里独树一帜。就内容而言，礼图分为仪节图和礼器图，仪节图旨在呈现行礼仪节，礼器图旨在展示行礼所用之器物。其中《周礼》《礼记》中所涉王国经野、丧服服叙等内容，虽非器物，亦多列入礼器图。论及礼器图，则首推宋初聂崇义所撰《三礼图》，言及仪节图则以南宋杨复《仪礼图》为宗，然若论礼图之学的诞生则当早于宋代。

礼图文献之源流

学界有“东汉六玉碑”乃最早之礼图一说，然检之文献著录，《隋书·经籍志》载“东汉郑玄、阮谌撰《三礼图》九卷”为最早，惜郑、阮之书已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郑玄、阮谌《三礼图》一卷。郑玄作为经学大师，其《三礼注》广为流传，有“礼是郑学”一说。观郑玄“三礼”注文，其注礼之升降揖让等如指诸掌，言礼之名物制度更是如数家珍，故有学者以为郑玄研治“三礼”之时，定有相关礼图相配，“左图右书”乃古人治经之传统，故郑玄撰《三礼图》亦当与《三礼注》相得益彰。在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中，窦俨序言三礼旧图，其一为隋代开皇年间官修礼图，此图中提及“郑氏”旧图，聂崇义征引旧图时亦言及“郑图”，我们以为此“郑氏”“郑图”之“郑”或为郑玄。“郑图”盖于南宋时亡佚，故郑玄所撰《三礼图》是礼器图抑或仪节图，今不详。

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言郑玄为礼作注、贾公彦作疏时皆必先绘图，陈氏以为郑玄撰图当有仪节图。然聂崇义《三礼图序》称“博采三礼旧图”，其一即采之“郑图”，若“郑图”即为郑玄图，则聂图所绘皆礼器图，或因之“郑图”体例。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丧服图》残卷，此《丧服图》完成于西汉时期，作为“礼图”之一种，就礼学性质而言，乃礼器图。由“礼图”撰作时代源流而言，《丧服图》之后的郑玄《三礼图》，其内容盖无仪节，其“礼图”属性亦当为礼器图。出土的《丧服图》残卷和史料著录的郑玄《三礼图》当为最早的三礼图。

“三礼”中“仪礼”多升降揖让之仪节，郑玄在讲经习礼之际，古礼的揖让进退等仪节或躬身演示，东汉去古未远，礼仪尚可传习，躬身实践即可，大可不必就此著书立图。直至宋代，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是书乃《仪礼》之具体仪节图，全文皆未征引“郑图”，观杨复图，其撰作乃依郑玄注、贾公彦疏而成，可见郑玄《三礼图》乃礼器图，非仪节图。古礼中所涉礼器，非讲经能释说清楚，特别是具体礼器的形制，非言语能明了其形，礼器之名需以图配之，故礼器图或先于仪节图出现。若三礼图的演进次第如此，礼器等器物层面的变化有时比行为仪式的变化更大。

经典诠释与古器古制参互考订中的礼图

宋初统治者欲以《三礼图》为范本制礼作乐，《宋史》卷四百三十一《聂崇义传》有云：“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年代浸久，无所规式，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四年，崇义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五年，将禘于太庙……终从崇义之议。未几，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濅（jìn）历年祀，宁免差违。聂崇义典事国庠，服膺儒业，讨寻故实，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崇义宜量与酬奖。”聂崇义《三礼图》在宋初深受统治者认可，然聂图图式备受之后的宋代学者诟病，如欧阳修讥其簋图与刘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林光朝以为聂图与秘府内藏所传之器物大有不同，赵彦卫讥聂氏《三礼图》作爵为雀背承一器，犠（xī）象尊作一器绘牛象，不知爵有三足，与雀根本不同。宋人陈伯广所言“度其图，未必尽如古昔”，亦有学者言《三礼图》“于经无据”，未能发挥其用。宋代，“图学”大兴，继聂崇义《三礼图》之后，《考古图》《博古图》等图作问世，一时开启了新的学术趋向，旧式礼器图由盛转衰，及至后来连同照此仿造的祭器也一同受到质疑，如郑樵所言“徒务说义，不思适用”。

南宋杨复撰《旁通图》一卷，此乃礼器图，其《仪礼图》十七卷皆为仪节图，仪节图乃杨复《仪礼图》之大要。杨复撰图乃秉承其师朱熹遗志，以为图成则义显，礼经中“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从宜、智之文理密查”，都借以“昭然可见”。其时，赵彦肃撰《馈食图》（此《馈食图》乃据“士冠礼”“士昏礼”而撰），朱子颇加赞誉。杨复《仪礼图》乃史上首部仪节图，虽为仪节图之典范，然礼经仪节之文却因诸多经注、经疏之异而难以形成固定范式。比勘后世数种仪节图，如吴继仕《仪礼会通图》、张惠言《仪礼图》、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仪节图”、吴之英《寿栎庐仪礼奭（shì）固礼事图》等，即能看出其间的差异。

礼经仅一本，而礼图却有多种，且多相异之处。诸图之相异，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作图者对经文的解读不同，如一众经学家阐释左转、右转仪节的“四种画法”，简直无异于一部具体而微的经学观念衍生史；其二，作图时有无古器古制参照，或是参照了何种古器古制，肯定会反映在礼图中；其三，经学家常有意无意用其从时代生活中所感知的“常识”来重解经典，这一点对礼图的影响似乎比一般文字解经更大；其四，图像绘制手法也会对礼图造成影响，同样是表现《仪礼·乡饮酒礼》之场景，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仪节图”较之吴之英《寿栎庐仪礼奭固礼器图》更为形象。

由上可知，礼图文献始终在三礼文本、古代制度器物孑遗、学者解经的理念与绘图技术所共同形成的张力之间演进、变化。

古为今用的礼图

古代礼图的表现形式基本固定，两千年来鲜有突破。如“丧服图”之撰作，无论马王堆汉墓出土，抑或现代礼学大家所撰，皆在纸面上调整结构，实难突破和创新。

归根结底，不论礼器图还是仪节图，其撰作目的皆为使人更好地理解古礼。礼图不仅是拿来研读的，更是为了便于行礼，让沉默的经文呈现活态。礼学大家沈文倬师从曹元弼先生学礼，曹氏特设一间格局接近宗庙的房子，沈文倬于此房内反复演习“陈俎豆，设礼容”所涉揖让之仪。章黄学派之代表黄侃先生尝言“佐之以图然后能明古礼之烦碎仪文”，即所谓“寻图读经，事半功倍”。

礼文和礼图相配，虽于解经可谓相得益彰，然对于礼学的践履特性而言，二者皆处于静止状态，诚为缺憾。前人囿于条件，因陋就简，在所难免。如今，礼学研究的进步未必可观，但制作礼图的条件却有明显改善。那些制约礼图发展的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成活力，传统的礼图借此可以“复活”。古昔，礼经文本借礼图在经学家的脑海中活动起来；如今，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使得全部礼之仪节得以真实再现。在大数据信息时代之下，“活动的礼图”才是属于信息时代的礼图，礼图古为今用的时代已然来临，其所涉宫室、礼器、乐器、服饰等对于当代的建筑、服装、音乐、考古、历史等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