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与当代意义

作者：方礼刚（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海南省南海文明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来源：《原道》第41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摘    要：研究阳明心学，必先认识社会背景，探寻其思想根源。一方面，明朝中叶，随着社会逐步安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江南一些地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之外，出现了“四民皆本”的观念。另一方面，文化专制、阉宦干政、赋税沉重以及内忧外患等消极因素，亦激发起人们对政治、思想、社会等领域变革的期待与渴望。阳明心学正是在顺应这一社会需求，并在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阳明心学不同于理学的心性论、工夫论。“心即理”是阳明道德哲学的本体论，“知行合一”是阳明道德哲学的实践论，“致良知”是阳明道德哲学的价值论。阳明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深入研究阳明心学有助于涵养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重塑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处理当前的国际关系。

一、阳明心学的社会背景

“复汉家风范”本是朱元璋的政治理想。开国之初，朱明王朝对宦官的约束尤其严格。《明史·太祖本纪》载：“惩元政废弛……禁宦竖不得干政。”但承平日久，历史周期率再现，宦官干政成为突出问题，也成为明朝乱象的开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末世危机业已显现。王阳明自称历经“百死千难”，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宦官干政。生死之劫、家国之难，造就了阳明，成就了心学。

明朝初年，通过推行“两税法”“鱼鳞册”等制度，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矫枉过正，弊端日显，土地高度集中，徭役赋税沉重，朝政日趋腐败。至明代中期，原有的改革气象逐渐消失，政治环境日趋恶化，社会矛盾加剧，起义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王阳明对此颇有感慨：“今世士大夫高者谈玄理，其次为柔愿，下者直以贪黜奔竞，谋自利其身。”【1】他认为：“风俗薄恶如此，有司者岂独不能辞其责?”【2】他建言，“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去权奸以彰圣德”。【3】起初，王阳明将当时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权奸”“贪鄙”等表面现象;及至晚年，新的现实使王阳明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迅速兴起并日趋活跃，“工商皆本”的思想被广泛接受，“士农工商”不再是等级的代名词。一股追求功利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开始冲击以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的官方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思潮涌动、观念激荡的时代，也叩问着思想者的心灵。王阳明认识到万事应当“在根源上讲求”，【4】良知之学由此而创立。黄宗羲就此评价：“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名者也。”【5】

二、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

阳明心学是中国式的道德哲学，在世界上也当是较早、较系统地涉及道德哲学领域。明确阳明心学为道德哲学这个定位之后，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阳明心学与孔孟儒学、周程理学一脉相承。陈来指出，二程的学说“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了。他们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形成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6】。阳明心学继承了程颢心学的观点，充满了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生活得更好的“苏格拉底之问”【7】。比王阳明晚生251年的英国哲学家亚当·弗格森认为，知识分两种，要么是关于特定事实，要么是关于一般法则;法则也分为两种，“要么是物理的，要么是道德的”，道德哲学是研究心灵亦即道德法则的学问;“合理的、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就是善”，“人皆渴望卓越憎恶缺陷”。【8】弗格森的道德哲学与王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心即理”“致良知”“为善去恶”“好好色”“恶恶臭”是一致的。与弗格森同时代的亚当·斯密认为，“良心”是理性、是道义，是“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裁判”;良心是“自动出现”的，是“天性”。【9】这同样与阳明心学的诸多观点高度一致。阳明心学就是研究一般道德法则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

通常，人们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句话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但由于古文与今文的文本差异，解读起来，仍让人一头雾水。阳明心学到底在讲什么，是其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追问的话题。本文亦从“三句话”开始，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进行再探索。

首先，“心即理”是王阳明道德哲学的本体论。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首要论断和理论基础。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说道：“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10】陈明指出，朱子“人心道心”的工夫论是从“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出发的，“向经验领域落实而形成的人格完成模式”，“虽然成就人格一定程度也能满足生命的渴望，但太极或理，与生命的同一关系是知识性的，情感慰藉不足”。【11】阳明心学更加强调道德自觉、自律和自问，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12】阳明掀髯酣唱“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13】，即是点明慎独、独知恰是心之本体。阳明的“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等释义，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指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解“心即理”，要明确什么是“心”。阳明《传习录》一段原文，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14】心是人的灵魂，“心即理”直指灵魂深处最本原的东西，也就是心灵本体。人活着是因为心活着，人活成圣贤是将心修成了圣贤。“心即理”本是明中叶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一次大讨论和大实践。今天，我们应当拂去其历史灰尘，让其再现光明，为时代服务。反复研读《传习录》后发现，“心即理”既是道德哲学，也是认知科学。阳明所讲的“视听言动”，就是感知(感觉、知觉);所讲的“本体”“天理”“真己”“主宰”“虚灵明觉”“本原良知”，就是中枢信息处理(认知或决策)，也就是“算法”。在阳明心学中，这个“算法”就是“本体”“天理”等不同词汇背后所隐喻的同一个类似程序逻辑的东西——道德法则(天理、良知)，也就是“心即理”——良心就是天理。因此，“心即理”只是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感知到的信息经过“算法”进行处理之后，作出的反应或信息输出才是“行”。依阳明心学，这个“算法”过程以及感知过程也是“行”的过程。如阳明所讲的“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5】阳明还说：“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6】见小孩掉井里，一般会“不加思索”救人，但从科学上认识，这个“中枢信息处理”并没有被省略，只是这一过程反应神速，连自己都感觉不到，这就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其所谓的“心”，既是自我的主体，又是宇宙的本体，更是道德的本体。

其次，“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道德哲学的实践论。

王阳明所讲的知，是道德感知，是知是非的知，也是道德实践。阳明《传习录》开篇就谈到这个问题：“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17】灵明就是“虚灵明觉”，是一种敏锐的感知。“意”是感知到的信息经过中枢系统处理之后的行动指令，指令必落到实处，即“意之所着为物”。知和意、意和物也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连续的、快速的反应过程。阳明心学是将心、知、意、物视为一体，这是知行合一的完整概念。阳明认为，“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一个东西，而时人将其分做两半，所以才会生出许多危害社会发展的“冥行妄作”和“悬空思索”。【18】“知”体现在“行”上，行是结果，这强调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时人多被私欲遮蔽真知，“故须格物以致其知”【19】。因此，讲知行合一也离不开格物致知。王阳明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0】“克倒”就是“行”的过程。“知行合一”是道德法则的应用，体现的是鲜明的实践观。

最后，“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哲学的价值论。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中国文化的基因。王阳明定然不知苏格拉底，但两位古圣先贤在对“善”的认识和追求上高度一致，苏格拉底认为“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这与“致良知”是一个道理。“致良知”包含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良知。良知是心灵本体，这与苏格拉底认为“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是一致的。良知“是万物的尺度”，心是良知，心无体，以万物之体为体。良知是自然而然的，“吾心之良知，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灵昭明觉之本体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诚矣”【21】。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了以良知统摄天理，以良知决断人事。通过诚意、格物、克私、立志的过程，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不懈地追求。二是致良知。门生九川问如何致知，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22】按良心做事，不自欺，就是“致良知”。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正是研究灵魂的学问。

三、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儒学是支撑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心。阳明心学是儒学中的道德哲学，它直指心灵本体，揭示了无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依“道”和“德”的规则运行，逆之则败，顺之则成。“道”和“德”统一于心，心即理。修心、养心，万事从“心”上问策问计问行，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一滴骨血”，认准它，滋养它，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就会化繁为简、化险为夷、化难为易，于千头万绪中，抓住一个根本。研究、继承与发展阳明心学，将其核心思想灵活运用于当代实践，定将助推我们实现强国之伟业。

首先，深入研究阳明心学有助于涵养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3】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提高到“德”的高度来认识，可谓抓住了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关键，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培育核心价值观就是培育德性的问题，是“种根”的问题。“种根”是王阳明语录中频次较多的词：“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24】阳明讲“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25】，他的意思是，道德、良知没有固定的形态，“必有事”时才有形态，这也是“知行合一”的本意。良知能知是非，从良知上下功夫，其必能推及万物，国人都依良知行事，何愁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良知是以天理体认人事，人人皆可得而学之。心有良知，就会以国家为大。阳明在江西出差，“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宁府反叛，此系国家大变，臣子之义不容舍之而去”【26】，遂不等命令，率军平叛。心有良知，就会以社会为重。阳明指出：“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27】心有良知，就会以个人为全体。王阳明讲求“慎独”“谨独”“独知”，并奉为做人之根基及快乐之源泉。这是关注自律的问题，能自律，即良知在身，即已将善的价值观种上心头了，日加滋养，定然枝叶繁茂。

其次，深入研究阳明心学有助于构建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

中外传统的道德哲学中，曾有过多元的终极关怀。张岱年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28】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上帝死了”的观念反而更能引起共鸣。王阳明也讲志士仁人，但他讲得更透彻：“问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29】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生命的最高价值，是圣圣相传的“一滴骨血”，所以他反复强调“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30】。王阳明将终极关怀的目标定位于普罗大众，定位于具体的生活，使得任何人做任何事，随时都可以获得修养的提升，这是王阳明将道德哲学变成大众哲学的伟大贡献之一。【31】钱穆先生将阳明道德哲学对整体的关怀与张载《西铭》中对个人的关怀作比较之后，激动地写道：“必待要到人人作了圣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也才是理想的社会。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自由，各还他一个天赋的才性之真，与本心的好恶之诚，而各成为一个圆满无缺之圣，这又是何等地美满的社会和人生呀!”【32】共产党人同样信仰舍身成仁，这个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必是一个充满良知的社会，追求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必是一个“致良知”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讲，将“良知”代替“道德”并作为我们的终极关怀，层次境界顿升。

第三，深入研究阳明心学有助于重塑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王阳明认为道德问题是治理天下的首要问题。对道德功能的认识问题贯穿王阳明文治武功的始终。但在我们的知识教育体系中，道德这一块儿是缺位的。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旦脱节，人心就无所放置，知识再多又有何用?这正是阳明所批判的“剖析愈精，考拟愈繁，著述愈富，而支离愈甚”【33】。讲知行合一，讲致良知，就是讲以良知为本体行事，如此，遇到事情就会自然达到像王阳明不等命令率军平叛一样的境界。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应当以“知”为根本。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关注到这一问题，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就是知识”【34】。王阳明在《示诸生三首》诗中写道：“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35】即批评了空谈书本、讲堂知识的获取而忽略道德教育之流弊。王阳明还对那些虚伪的宣讲进行了形象生动的针砭：“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36】今天我们教育出现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把道德认知融入知识体系之中。失却了根本，心无处措置，知识也没有用了。阳明心学既指出了知识与道德的同一性，也指出了道德应优先于知识，指出“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37】。如何做到知识与道德合一?王阳明指出了“学问思辩行”合一的路径：“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38】这也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问题。【39】

最后，深入研究阳明心学有助于处理当前的国际关系。

近年来，一些西方大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优先”，紧接着“英国优先”也出笼了。王阳明以为，良知唯一的仇敌是功利主义，不拔除这个病根，一切学问无从做起，推而广之，正常的、良好的国家关系也不能建立。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的“华夷之辩”，排除其民族主义色彩，将“夷”移植到对外关系的语境中，仍然可以“逆觉体证”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国，将乘其气力，以凭陵诸夏，是礼义将无所措矣，此圣人之大忧也。”【40】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发微《尚书》：“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41】任何时候，礼义天下，行一体之仁才是可以“充塞流行”的国际伦理秩序。【4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的对外宣言，也是高扬我们传统文化的旗帜，必将赢得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尊重。

注释
 
1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8页。
 
2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页。
 
3《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274页。
 
4《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0页。
 
5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3页。
 
6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7-88页。
 
7 高国希：《道德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8 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20页。
 
9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韩巍译，西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7页。
 
10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1页。
 
11陈明：《朱子思想转折的内容、意义与问题——以儒家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结构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https：//m.katywinge.com/index.php/article/18371，2020年3月31日最后访问。
 
12《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1页。
 
13《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5页。
 
14《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15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16《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7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8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9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20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21《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22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23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民族教育》2014年第6期。
 
24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5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26《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5页。
 
27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8页。
 
28 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道德与文明》1993年第4期。
 
29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30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31 阳明心学的社会关怀，参见焦若水、马治龙：《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32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33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4 魏金声：《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35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5页。
 
36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7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页。
 
38 《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39 参见陈碧强：《心学家经典阐释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原道》2016年第4期。
 
40《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
 
41《王阳明全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页。
 
42参见宋云博：《全球治理的“双擎模式”：国际德治与国际法治的融合互动》，《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