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建设十年扫描：理论方案、组织实践与未来趋势
    作者：董琳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原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摘要：在新世纪初的十年中，儒教建设议题得以突显，并在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两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成为当下值得注意的宗教现象，需要及时在学术上进行回顾和总结。在理论上，儒教建设存在儒教复兴说、儒教重建说、儒家文化保护区说、公民宗教说、体制化儒教说五种方案。在实践上，儒教建设存在儒教组织、儒教网站两种类型。寻找理论共识和努力实践是儒教建设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儒教建设；理论方案；组织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儒教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与此前局限于学术界的“儒教是否为宗教”学术争论[1]不同，新世纪以来的儒教议题以“儒教建设”为主线，是对近代制度化儒家解体后儒家文化“魂不附体”困境的重新思考，是对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开启的以宗教方式寻求儒家体制化存在方向的再次接续。[2]这十年中，儒教建设在各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构成了当下引人注意的宗教现象，需要我们在学术上及时进行回顾和总结。本文从理论方案和组织实践两方面对这十年儒教建设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描述，并对儒教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出初步的展望。
    
     
    
    一、儒教建设议题的提出历程
    
     
    
    2002年，康晓光在网络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一文，后来以《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为题正式发表。[3]在这篇文章中，康晓光首先明确提出接续康有为的孔教事业，在新世纪“复兴儒教”，“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此后，康晓光陆续发表《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4]、《我为什么主张“儒化”》[5]等文对自己的主张进行阐释。[6]200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儒教与东亚的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彭永捷提交《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7]一文，提出“建设体制化儒教”的主张。彭永捷提出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以哲学方式对儒家文化进行的“形而上学的保存”，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功用，而建设体制化的儒教将会是恢复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联系的关键。
     
    
    2005年，“儒教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议题在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中浮出水面。11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召开“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8]其中，除了康晓光、彭永捷提交的文章以外，蒋庆提交了文章《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9]一文，主张“重建儒教”；张祥龙提交文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意味着什么？》[10]，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干春松、赵汀阳、唐文明等学者参与了讨论。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儒教建设议题的关注。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举办“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对儒教建设议题进行深入探讨。[11]其中，除蒋庆的文章以外、陈明提交文章《“即用见体”说儒教（提纲）》[12]，主张“儒教公民宗教化”。蒋庆、陈明、袁伟时、何光沪等学者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讨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儒教建设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权威的关注和重视。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时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教授在写给会议的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即“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这封信后经修改和扩充，于2005年底以《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为题发表。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方克立在文中十分敏锐地指出，“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也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13]
    
     
    
    二、儒教建设的理论方案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儒教建设首先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儒教建设的提倡者在理论方案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目前来说，有五种理论方案比较具有代表性。
     
    
    1.康晓光的儒教复兴说
     
    
    康晓光思考的出发点是文化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述是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战略的思想基础。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提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各种文化在全球展开激烈竞争。在康晓光看来，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残酷现实，为文化民族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文化的核心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文化民族主义，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赢得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全球竞争。就当代中国大陆而言，他认为，极其需要发起一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家文化。但是，在康晓光看来，“对于民族复兴的理想来说，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此，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教。”[14]
     
    
    康晓光认为，今天所要作的是继承康有为的孔教会事业，完成其未竟的“立孔教为国教”理想。立足新的时代情形，康晓光提出了复兴儒教的方案。他认为，这场复兴运动包括三大任务，即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和制度化。首先整理国故，根据时代精神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其次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在国内外推广儒家文化。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制度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建立全球性的现代儒教。康晓光认为，这样一个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儒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根基。
     
    
    2.蒋庆的儒教重建说    
     
    
    对中国文明自性的确证是蒋庆儒教理论的出发点。蒋庆区分了儒家、儒学和儒教。在他看来，儒家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的时代，是一个学派；儒教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的时代，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儒学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学理内容，是儒教的教义系统与思想体系。蒋庆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从而才能为中国的崛起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15]同时，蒋庆提出，儒教具有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诸问题的现实功能。他认为，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圣人教化所体现的道德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昊天上帝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以冠婚丧祭吊恤等礼制化解人生的焦虑与痛苦。在蒋庆看来，儒教的这四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规范问题、生命信仰问题与情志慰藉问题。
    
    
    在儒教重建的策略上，蒋庆提出了两条路线：作为正途的上行路线和作为旁通的下行路线。上行路线是恢复王官学地位、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等。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作为国教从事儒教重建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他认为，“如果儒教在‘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就恢复了‘儒教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又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摹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16]
     
    
    3.张祥龙的儒家文化保护区说
     
    
    张祥龙思考的出发点是纯粹儒家生活的延续。他认为，就文化物种而言，人们不可能有超时间的先进物种及先进序列，因此物种的多样对于能利用它们的人或民族来讲，就意味着未来所能有的更多的选择，从而构成根本的安全保证。对于人类来说，儒教文化是珍贵而濒危的文化物种，因而需要建立保护区使得纯粹的儒家文化活体能够延续。同时，针对蒋庆重建儒教的上行和下行路线，张祥龙认为，这两条路线都没有立足于儒教自身优势和生命土壤，只是在与他人争异化格局中的短长。他提出，在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一条“中行路线”：儒家文化保护区。在他看来，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意义在于：“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以让儒教获得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为第一要务，由此而焕发出儒教自身的潜在生机。”[17]
     
    
    就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设来说，张祥龙提出了方案，共分五个阶段。首先获得政府的行政支持与财力投入。其次，由官员、专家和儒者组成的筹备会对保护区进行规划。第三，征募进入保护区生活的志愿者。第四，试验运行阶段，逐步创制立法。第五，正常运行阶段，形成和谐有序、自身调节的机制。此后，保护区自治自为，与大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独特方式回报中国与世界。在张祥龙看来，儒家文化保护区在团体生活、政治管理等方面摸索出的经验，会有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改革，同时也透露出人类可以不走向技术毁灭的一线希望。
     
    
    4.陈明的公民宗教说
     
    
    陈明思考的出发点是现代社会语境下儒教对其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与康晓光、蒋庆的儒教国教论不同，陈明认为，对于儒教功能和意义的历史描述和现实规划来说，“公民宗教”是一个合适的框架。1960年代，罗伯托·贝拉提出公民宗教说，指出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动都广泛存在着带有基督教背景的宗教共识，这构成了美国的公民宗教。在陈明看来，仿照贝拉对美国公民宗教的论述，也可以用公民宗教来描绘中国政治中的信仰、象征和仪式。他认为，从公民宗教角度讨论儒教问题有多方面的益处。在方法上，把儒教置于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中，考察儒教诸元素在实践中的实际状况和功用；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将儒教本身的形态结构问题（如神祗、经典、教士等）悬搁起来，排除基督教视角等先入之见的干扰；就儒学本身讲，可以通过对潜在的儒教诸元素（情感和价值原则）的激活，反过来促成作为有机整体的儒教其他方面（如信仰、祭祀以及组织活动等）的复兴；就文化发展战略讲，可以避开政教合一、儒教国教论等高调理论，使儒教在今天的发展变得比较平稳顺当。[18]
     
    
    就方案来说，陈明认为，通过儒教在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上的优势，首先以公民宗教的形式激活儒教在公共领域里的活性与功能，巩固拓展其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世道人心对它的认知和体会中实现其作为结构的发育。他希望，最终通过激活这些渗透在生活中的儒教因素，发展出类似于禅宗和新教那样直指人心、不拘形式的“新儒教”。[19]
     
    
    5.彭永捷的体制化儒教说
     
    
    生活常道的教化是彭永捷思考的出发点。彭永捷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价值观的主流宗教，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特别是汉民族而言，为我们讲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义礼智信这些生活常道的主流宗教，正是儒教。在他看来，“儒教的教义把成贤成圣的自我超越和洒扫应对、居家处日的日常伦理结合得很是圆融，在中国历史上承担着国民教化的责任，是过去国民教化的最主要方式。在当代，儒教与吃斋念佛的佛教、养生登仙的道教也大为不同，更适合承担起国民孵化器的作用。儒教的价值观和海内外华人的价值观具有一致性，最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20]同时，彭永捷对儒教做出了“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和“作为体制化存在的儒教”的区分。前者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后者是指作为民间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自汉代以来儒家长居国家正统地位，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成为儒家文化存在的最主要方式。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现代国家的建立，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不复存在。彭永捷认为，虽然民国时期康有为推动孔教定为国教的制度化努力没有成功，但在民间社会，作为体制化的孔教还是结出了果实，并且为后来海内外华人儒教建设所实践。在他看来，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权充当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扎根民间社会的、教育国民生活常道的“体制化儒教”是当前中国儒家文化最有可能的前途。[21]
     
    
    儒教在当代的重新体制化需要改革，彭永捷就宗教仪式和教义提出建议。就宗教仪式来说，他认为，当代儒教的仪式应当从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国家宗教，彻底向切乎百姓安身立命和人伦日用的民间化的宗教的转变，把儒教和信众联系在一起。就教义来说，他认为，应当强调在现代化条件下人们如何利用儒家资源来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关注现代人在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注人生的信念支柱、人的精神生命质量提升等内圣问题。
    
     
    
    三、儒教建设的组织实践
    
     
    
    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的宗教建设活动，儒教建设不仅表现为理论建设，更表现为现实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仅是个人的儒教信仰活动，同时也是面向大众积极传播和弘扬儒教信仰的活动。就目前来说，儒教建设表现出儒教组织和儒教网站两种实践类型。
     
    
    1.儒教组织
     
    
    儒教组织是指以儒教为信仰，以传承和弘扬儒教为宗旨的宗教组织。就目前来说，由蒋庆的弟子周北辰主持的深圳“孔圣堂”属于儒教性质的组织。[22]
    
         
    2008年9月，周北辰在网络上发表《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提出儒教建设的具体设计和规划。2009年8月，“孔圣堂”在深圳正式建成，周北辰担任堂主。孔圣堂具有明确的“儒家现代道场”的定位：“道场，就是传道的场所，即传播儒家古圣人之道的场所，传播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场所。佛家有‘寺’，道家有‘观’，耶教有‘教堂’。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场，如天坛、孔庙、书院、祠堂等。然而，近代以后，儒家数千年来的王官学地位随着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解体而丧失，其道场也在各种政治运动和战乱中被破坏殆尽。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首先要重建其文化载体和象征符号。儒家道场，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孔圣堂，正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因时改制的结果，是传播圣学圣道的专门场所，是儒门同道进行交流和团契的场所。”[23]       
     
    
    深圳孔圣堂以“传播圣道，讲明正学；移风易俗，复古更化；重建信仰，振兴道德”为使命，开展一系列讲经、宣道、同契、礼仪、传道等儒家聚会活动。2009年10月11日，孔圣堂在深圳东湖公园孔子文化广场举行深圳市第一次祭孔大典。2010年5月22日，孔圣堂举行儒家传统婚礼，婚礼根据儒家《礼经》义理及士婚礼仪节制定，由亲迎礼、入堂礼、告拜礼、封赠礼、成婚礼等部分组成。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儒教活动，深圳孔圣堂希望建构儒家文化复兴事业的“深圳模式”，并复制推广全国乃至全世界。
     
    
    2.儒教网站
     
    
    当今时代，电子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便利工具。建设儒教网站是传播儒教的一个重要途径。儒教网站指的是在互联网上设立，以儒教为信仰，以传播和交流儒教信息为宗旨，开展网络儒教活动的电子网络社区。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暨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最具代表性。[24]
     
    
    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创立于2006年3月20日，创办人为独立学者王达三。王达三曾在网络上发表《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等文，是儒教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对于网站的定位，王达三在网站开通之际即已表明：“中国儒教网的立场和宗旨就是：儒家的情怀，儒学的理念，儒教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起努力！秉持我的这种认识，中国儒教网对于儒教的复兴不但予以相当程度上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而且更引为己任。秉持我的这种认识，中国儒教网希望能办成关注和赞助儒教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儒教问题的平台和窗口。”[25]网站以儒教的诸方面为中心进行栏目的设计和安排。主要开设栏目有：重建与复兴、历史与圣贤、经典与教理、生命与体证、道场与礼制、国家与教化、风俗与日用、公益与慈善、判教与卫道、儒门报刊、域外宗教等。
     
    
    在传播儒教思想和交流儒教信息的同时，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还针对现实中有关儒教问题发布儒教立场的公告，并多次组织发起网络签名活动。2006年9月19日，由海内外众多学者联署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致全国人大、教育部建议书》在中国儒教网等八家网站对外联合公布，建议书起草人为王达三。2006年12月18日，中国儒教网、孔子2000网、儒学联合论坛发起和组织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的十位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联合署名发表《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倡议书，号召国人慎对基督教“圣诞节”。2009年4月9日，针对电影《孔子》拍摄一事，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联合多家社团共同发布《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2010年12月22日，针对在山东曲阜孔庙附近建造可容纳3000人、名为圣三一的哥特式基督教堂一事，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等十位学者联合发起《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意见书在中国儒教网等十家网站发布。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的活动使得儒教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得到快速传播，彰显了儒教的网络存在。
     
    
    
    四、儒教建设的未来趋势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宗教，新世纪以来的儒教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儒教建设来说，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结合这十年儒教建设的成果和教训，我们尝试对儒教建设的未来趋势进行初步的展望。
     
    
    1.理论共识
     
    
    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儒教建设的提倡者在理论框架上存在着不同，在建设方案上也存在着差异。其中，争议较多的是儒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康晓光的儒教主张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间的现实竞争，这导致他更多关注儒教对国家（或文化的核心国家）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功能，而对儒教本身的特征缺乏系统思考。蒋庆对儒教自身的特性给于关注，但是他主张儒教国教化，要求政府承认儒教，同时要求政府主动给于儒教组织各种特权优惠，这种主张过度寄希望于官方的支持和推动，较少关注儒教自身的现实发展和组织建设。张祥龙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强调儒教生活方式的保存和复苏，但保护区的建设显然对于政府存在严重依赖。[26]与此不同，陈明主张儒教公民宗教化，诉诸儒教在当代公共领域中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功能的有效承担，这种承担立足于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但是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在当下现实中的组织形式和主要载体，他并未给出具体说明。[27]彭永捷主张儒教体制化，强调儒教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权充当意识形态，而是立足民间，作为一个民间宗教教化生活常道，向大众提供一种饱含传统意味的信仰体系。但是作为民间普通宗教信仰的儒教如何面对现实政治，如何面对儒家经典中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仍然有待进一步思考。
     
    
    作为历史上在诸多层面都曾担当重要功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儒教来说，当下的这些理论充分显示着儒教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理论之间的分歧呈现出的是儒教的现代性问题，儒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的问题。“适应”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应时而中。对于当下“道”的理解与“时”的判断决定了各家对于儒教在现代社会中所承载功能的认知分歧。作为正在生长中的宗教，儒教的建设是开放性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只存在一个理论方案。就儒教未来的发展来说，各家理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的多元共进。[28]虽然各家对儒教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诉求上存在分歧，但是儒教需要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基本良性的互动，是各家都会达成的一个共识。[29]同时，对于立足民间建设儒教，虽然各家在意义认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民间建设儒教，也是各家都会接受的一个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就儒教建设而言，儒教理论研究的意义并非儒教社会实践的意义。儒教建设的提倡者并不必然是儒教建设的实践者，儒教建设的理论方案并不必然是儒教建设的实践方案。儒教理论研究者只是坐而论道，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个人色彩的理论方案，并未见诸行事，未从事具体的儒教建设活动。有些论者会基于此来否定他们的儒教建设理论。这实际上混淆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思考，提供启发，供现实选择和参考。对理论研究应当宽容，这就如同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的主张从未成为现实一样，但并不抹煞他们的观点和学说的理论价值。对于儒教建设的提倡者及其提出的理论方案来说，任何只是基于现实的反驳都缺乏学理性。
     
    
    2.重在实践
     
    
    儒教建设需要许多理论研究，但是理论并不能决定现实。从根本上说，儒教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一批真诚信仰儒教的实践家、儒教组织积极开展儒教的建设活动，代表儒教争取合法权益。[30]有学者曾指出，就目前的儒教建设来说，急需举办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儒教建设工作会议，尽快筹建中国儒教会（或协会、联合会），并以中国儒教会（筹）的名义，一方面积极推进儒教建设工作，统筹指导具体事宜；另一方面向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申请正式合法身份。[31]
     
    
    儒教合法身份的获得，依赖于儒教自身现实建设的成果。儒教的建设需要周北辰、炎平、柳河东这样的儒教实践者，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践履儒教，使得民众能够感受儒教徒的真实存在；需要深圳孔圣堂、曲阜儒者联合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这样的儒教组织，在儒教教义、礼仪等方面积极建设儒教，使得民众能够体验儒教的宗教生活；需要中国儒教网、儒学联合论坛、儒家中国这样的儒教网站在舆论媒体中积极宣传儒教，发表儒教见解，使得民众能够听到儒教对于现实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在儒教建设的过程中，儒教组织要与相关的儒家文化组织，比如读经社团[32]、儒学组织[33]、儒教研究机构[34]，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35]虽然在宗教诉求上，这些组织或机构与儒教组织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之间仍然拥有许多共识，在研究、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等方面，这些组织之间都能够保持合作的关系。儒家读经社团和儒学组织对于儒家经典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为儒教在民间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儒教研究机构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可以向政府部门积极荐言，推动政府文化方针和宗教政策的逐渐改变，为儒教的发展进一步创造环境，开放空间。同时，随着儒教建设活动的积极开展，文化环境的逐渐改善和社会空间的逐步开放，儒学组织和社团也具有转化为儒教组织的可能性。
     
    
    不过，在儒教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把握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如下三个方面格外注意[36]：儒教同中国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不能走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对立面；大陆儒教事业确保有自主权，不能沦为境外势力操纵的工具；儒教必须确保始终走良性发展道路，时刻检省其组织和教义，避免在民间无序发展，防止出现儒教异端甚至邪教组织利用宗教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些都是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注释：
    
    
    [1] 有关学术界“儒学是否为宗教”争论的综述与分析，参见陈明：《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2] 有关制度化儒家解体的研究，参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4] 《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5] 此文为2004年11月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的演讲。
     
    
    [6] 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康晓光的著作《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版）。
     
    
    [7] 此文发表于陈明主编《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有关会议综述，参见余海、王晓洁：《“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
     
    
    [9] 此文发表于《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编，2005年12月）。2009年中国儒教网上发表了文章的修订本，较2005年稿增加4000余字，对原稿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10] 此文原发表于《科学中国人》2001年第10期。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张祥龙对自己的主张作出进一步说明。
     
    
    [11] 有关会议记录，参见陈明主编：《激辩儒教》，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2] 此文发表于《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编，2006年2月）。
     
    
    [13]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沿着方克立指出的方向对大陆新儒学展开的批评研究，参见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
     
    
    [14] 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5]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3141）。
     
    
    [16]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3141）。
     
    
    [17] 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
     
    
    [18] 陈明：《对话或独白：儒教的公民宗教说札记》，陈明主编《原道》第十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 陈明：《所谓大陆新儒学：蒋庆、陈明、康晓光之分析与比较》，儒家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2323&page=1）
    
     
    
    [20] 彭永捷：《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陈明主编《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 彭永捷：《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2] 另外，炎平主事的曲阜儒者联合会和柳河东主持的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是具有准儒教性质的组织。曲阜儒者联合会，原名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2005年筹建于曲阜，是儒家学者、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所组成的社会文化团体，连续多年举办民间祭祀孔子、孟子活动以及儒学会讲和教育活动。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2005年成立，学会创办中国当代儒学网，连续多年举办祭孔典礼、中华圣诞夜等活动。不过，总体而言，曲阜儒者联合会和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儒教诉求并不如深圳孔圣堂明确和强烈。
     
    
    [23] 参见孔圣堂网站（http://www.kongshengtang.org/）简介。
     
    
    [24] 与中国儒教网类似的网站，有陈明创办的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王心竹创办的儒家中国（m.katywinge.com）等。值得注意的是，就创办历史和网络影响来说，儒学联合论坛也许会更重要，但是就网站的儒教性质而言，中国儒教网表现的更为突出。
     
    
    [25] 参见中国儒教网的网站简介。
     
    
    [26] 对于建设儒家文化保护区更严重的质疑是，保护区只能安置少数人，满足其儒教信仰。就保护区之外的大多数人来说，儒教信仰如何安顿的问题仍然存在。
     
    
    [27] 这个困难源自公民宗教概念本身。公民宗教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准宗教，它关注的是公共生活的宗教维度，与直接解决个人信仰问题的宗教存在先后关系。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是作为解决个人信仰问题的儒教建设成功之后可能拥有的一个功能。如果没有作为解决个人信仰问题的儒教的建设，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无法进行具体的言说。
     
    
    [28] 就儒教自身来说，理论之间的分歧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不过，当儒教建设议题接受公众讨论时，这种理论分歧也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比如，有些论者或者媒体会把其中的一个主张（比如儒教国教化）当作所有支持儒教建设者的主张，而对其他不同的主张（比如儒教民间化、儒教公民宗教化）漠视不理，从而在公共讨论中把开放的儒教建设议题狭隘化、极端化。
    
         
    [29] 就儒教具有的影响、资源和地位而言，政府对儒教建设的态度似乎是默许发展，乐见其成。政府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政府遵循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第三部分“各大宗教发展趋势报告”中，“儒教”首次被列入年度报告范围。参见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0] 2010年底，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干春松发出“曲阜建教堂，儒生除了签名，还能做什么？”的疑问，正是对于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出面代表儒家的感叹。
     
    
    [31] 参见彭永捷在儒教联合论坛的发言“2011年儒教建设建议——儒教重建宜加速开展”。此文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7页。
     
    
    [32] 读经社团是指认同儒家文化，以推广诵读儒家经典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民间儒家文化活动，读经社团并未直接表现出儒教诉求。其中，孟母堂和一耽学堂分别代表了儒家读经社团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注重儿童读经教育的现代私塾，后者是儒家青年文化公益组织。
     
    
    [33] 儒学组织是指认同儒家文化，以研究、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为宗旨，但并非直接以建设儒教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其中，中华孔子学会具有代表性，全国各地的儒学组织大多是以孔子学会或儒学学会的名称建立，采用与之相似的模式运作。
     
    
    [34] 儒教研究机构是指在高等院校、社科院等教育科研机构中成立，长期关注和研究儒教的发展，以研究、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就目前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在推动儒教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儒教建设来说，孔庙和书院的恢复是重要资源。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正在重建之中的宗族祠堂、民俗信仰也是儒教建设中可资凭借的资源。
     
    
    [36] 参见彭永捷在儒教复兴论坛的发言，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5230&replyID=53344&skin=1）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