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妮妮 著《真德秀研究》出版

书名：《真德秀研究》

作者：孔妮妮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内容简介】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又更为希元，号西山。建宁府浦城县（今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人。南宋理学大家、名臣。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及第，开禧元年（1205）再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著作佐郎、太常少卿、江东转运副使、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知泉州、隆兴、潭州、福州。本书通过对真德秀学术思想和社会行为的系统解读，全面展现其中所蕴藏的政治图景；通过对以真德秀为中心的晚宋士人群体考察，厘清理学在社会各层面不断延伸的脉络，对理学影响下的宋元社会转型进行连贯性研究。本书以传统史学方法为基础，尽可能用多种来源的文献资料充实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除大量文集外，还在各种方志、家谱、碑刻、笔记中细致搜求，力求通过实证还原历史。

【作者简介】

孔妮妮，1976年生，安徽合肥人。复旦大学博士。2010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任教，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元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宋明理学及宋元社会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南宋的学术发展与诗歌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从闽北寒士到更化词臣

  第一节  真德秀的成长历程

  第二节  真德秀与嘉定初年的词臣群体

第二章  真德秀对君臣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第一节 《大学衍义》与帝王之学的建构

  第二节  对辅臣之学的义理诠释与价值导向

  第三节 《心经》《政经》与守牧之学

第三章  庙堂之策与真德秀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敬天保民与仁君之道

  第二节  朝臣公议与士风重振

  第三节  权臣政治与直谏勇退的名节观

第四章  战守之争与真德秀的战略规划

  第一节  不主和议与拒送岁币的外交政策

  第二节  对边防的战略规划

  第三节  蓄力待时、以备战守的积极防御

第五章  真德秀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

  第一节  “廉”“仁”“公”“勤”的为官之道与治邑之绩

  第二节  官方祭祀的世俗倾向与牧民官的现实考量

  第三节  淳风化俗与地方秩序的稳定

  第四节  真德秀对地方官员的荐举与按劾

第六章  真德秀的文道观与正宗典范的确立

  第一节  真德秀对文道观的论述

  第二节 《文章正宗》的编选与作文范式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理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后，在南宋中期集为大成。南宋后期，道学群体迫切期待着能出现在官方层面确保理学合法地位的政治领袖。郑昭先、赵汝谈、柴中行等人纷纷上书，希望得到君主的支持，使理学官学化的理想得以实现。慨然以斯文自任的真德秀通过纲领设计、经筵进讲、复兴文教等一系列的精心设计，最终确立了理学官方哲学的政治地位。真德秀将朱熹所崇尚的政治伦理贯彻在帝王之学的建构与讲授中，以“君仁臣敬”“不谋功利”的道德标准对君臣之道进行政治诠释，符合以宋理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政治需求。从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追封为信国公，到淳祐元年（1241）与北宋四子并从祀孔庙，宋理宗对朱熹的评价也从道德学问的赞誉上升到当代宗师的政治定论：“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真德秀把握住理宗亲政更化的重要时机，使君主明诏确立了朱熹正学大宗、传承道统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朱子学说向政治领域的拓展，“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在南宋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中，真德秀是重要的领军人物。真德秀毕生努力，力图集群体合力在对人际网络、政教网络、文化网络的建构中，逐步将上到天子下到庶民的所有阶层都纳入理学的发展体系中，在晚宋理学由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正统定则理学失其光”的传统思维定势下，对于真德秀的研究长期局限于权利操控的政治层面与道统束缚的学术层面，对于以真德秀为代表的晚宋理学家在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推动作用，目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对真德秀进行整体研究，深入考察南宋后期理学的社会化进程，无论是深化对理学的理解、促进理学研究的转型，还是实现对宋元明清社会的贯通性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君臣观的学术与政治建构是理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体现。继承了先秦儒家“正君而国定”的君臣理想，真德秀在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帝王之学的同时，也以“正己”“格君”“谋国”“用人”为四目建构起辅臣之学，从而形成了君臣之学双翼并行的经世理论体系，以期为维护纲纪、稳定秩序立万世之程，从而被历代为政者奉为政教之要，对元明清三代乃至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真德秀对君臣之道的阐述蕴含了儒家治国理想的核心精神，在引导意识形态、提升政治素养、重塑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对君臣之学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并与时政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不仅为士人致君庙堂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拓展。

南宋一朝，理学诸儒对道的践履不仅有书院讲学或著书立说形式的道统传承，还有对基层事务的广泛参与，在济民化俗的社会活动中不断扩大理学的社会影响。秉承“廉”“仁”“公”“勤”的施政原则，真德秀以朱子学说为本，参以时制，以宣扬伦理道德、更易民俗风习、强化社会保障等多种方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基层社会的秩序构建进行积极探索。在任职期间，真德秀积极承担起建构文教体系、树立公共道德的教化职能，加强对祠庙体系的控制与改造、引导学风、普及礼仪。同时，真德秀建社仓、主义役、行赈济，通过保障民生、淳风化俗，在各地谕俗化民、定规垂范，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为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拓宽了空间。

真德秀将对文道观的诠释与理学的社会化发展趋势相结合，使正君行道、明德新民的政教实践与文学创作互为体用。在发明义理的同时，真德秀也充分发挥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文章正宗》的编选正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全面确立创作的正宗范式，为后学提供学习效法的文章典范。在内容上，彰显义理、有益治道的辞命、论谏等是选文的重点，约占选文数量的一半，义理不明、无益教化之文，即使文辞精工，亦不可列入正宗。在形式上，重视雕琢技法的格律诗与骈文排除在正宗的编选范围之外，一方面体现了理学家崇古卑今的审美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是骈文和律诗的艺术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和社会传播的广度。对于在时论中以“文”著称的若干篇目，真德秀也选取了其中代表以附录形式保留在《文章正宗》中，并着意通过与自己所选“正宗”之文的对比分析，凸显理学家的文道观及其现实意义。

魏了翁是真德秀的挚友和继承弘扬朱子学说的同道者，历来真、魏并称，“惟公立朝大节，及讲明道学之功，当时与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并称”。二人在晚宋政治史和理学发展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声望。魏了翁为真德秀撰碑志，以司马光与范镇“生同志、死同传”期许：“尝观先正司马文正谓范忠文公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后死则志其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拟，重惟与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岀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然则公之志非后死者之责与！”对于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和时代影响，魏了翁给予了充分肯定：“公出虽后，考寻遗言。精探力践，旁索细论。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宇内，如衢置尊。最后一书，细大毕陈。上自帝王，继天牧人。次及圣贤，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伦。至公血诚，贯彻乾坤。”门人弟子也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高度评价真德秀承继道统、学问深粹如程颢，忠直立朝、行道践履如司马光，堪称真儒典范：“穷理致用，讲学有宗，时雨之教，春风之容，伪者献诚，慢者致恭，人谓先生为程淳公。方寸不欺，守道自信，曰思无邪，曰无不敬，口无过言，身无玷行，人谓先生为马文正。……先生之道，远绍于程，立朝补外，俊伟光明。先生之位，虽不及马，儿童走卒，无不知者。”

……作为“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的理学大儒，真德秀被朝野上下寄予了正君定国的厚望，但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向理宗进献《大学衍义》后，并未实现激励理宗、安定时局、振立军政、改善民生的目标，这令时人颇为失望，认为其言行皆不切时务，“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

同为朱子学传人的黄震亦对真德秀评价不高：“宝、绍间，佥谓用则即日可太平。端平亲政，趣召至朝，正当时道升降安危之机，略无一语及之，乃阿时相郑清之，饰其轻举败事，谓为和、扁代庸医受责。又以清之开边地，建议御关，卒以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殿前诸军质贷备衣装，无以偿，故哄，延及州郡兵皆哄，自是军政不复立。公知贡举事，复喧骂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终。”时值晚宋，国势积重难返，真德秀虽有志匡扶社稷，但亦无法改变时局，正如其挚友魏了翁在其神道碑中所述：“自长沙后，国人以公出处为庙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责愈众。积忧成疾，亦自是始矣。”真德秀身为理学大儒，对其评价应从儒者本位出发，不应求全责备，“先生绍道统，辅翼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愚民无知，乃欲以琐琐俗吏之事望公。虽然负天下之名者，必负天下之责。楮币极坏之际，岂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责望者不亦过乎！”

……真德秀莅民谕属之文亦被作为《政训》《牧训》广为刊刻，四川按察使彭韶治蜀，将真德秀谕僚属文和朱熹与弟子的问答合编为《政训》，以明修己治人之规，“继文公而兴者，又莫如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尝著《心》《政》二经传在学者。其帅湖南、守温陵，于僚属吏民屡有谕教，谆谆一家之言委曲详尽，读之使人油然欣慕，亦非其僚吏所可专也。韶以海隅鄙人，承乏按察使于蜀……乃录文公弟子问答之语与西山谕属之文，名曰《政训》，刻梓以行，期与吾僚吏共勉之，以所答词为己之答，以所谕词为己之谕，不患无益矣”。顾潜在民生凋弊之际取真德秀之谕僚属文、谕俗文、箴规等编为《西山牧训》，以勉励地方官员，“予故取公之文叙而刻之，名曰《西山牧训》，尚冀在位君子时加玩诵，于公所谓四事、十害者反而思之，期于去民之瘼而尽己之心，将俾四海郡县皆为乐国”。《文章正宗》“明义理、切世用”的宗旨对明清时期的文学复古思潮与诗文编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理学在社会领域的发展传播。

为了褒扬真德秀对理学发展的贡献，嘉熙二年（1238），王埜承宋理宗陛辞之命，在建宁府城中创建安书院以祀朱熹，而以真德秀并祠，“上之训辞曰：‘游、胡、朱、真流风未泯，表宅里以善其民，则予汝怿。’”理宗亲书建安书院匾额，并对真德秀绍继道统、进献《大学衍义》之功给予高度肯定。此后，东南地区的书院、官学逐渐形成了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从祀朱熹的祠祀体系，诸生进学皆需拜于祠，以昭示四人在光大朱子学说、传承道统中的作用和贡献。元明清历代地方官员及士大夫皆遵循奉行以为典例，“今公祠以文肃黄氏榦配，旧典也；从以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体用之学，黄氏其庶几焉。余皆守公之道不二，其侑公也实甚宜”。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江浙行省奏呈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从祀孔庙，“真德秀《大学衍义》亦备经筵讲读，是皆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者矣。……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至正二十二年（1362），朝廷下诏赠真德秀太师、追封福国公。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朝廷下诏令真德秀从祀孔庙。成化二年（1466），又追封真德秀为浦城伯。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学政沈涵所请为杨时、胡安国、蔡元定、真德秀等先贤祠颁宸翰，清圣祖为真德秀祠赐“力明正学”匾额。元明清历代帝王对《大学衍义》的推崇使真德秀在官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而真德秀所提出的为政纲领也在政教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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