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研讨会在线举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腊月初一日庚戌

          耶稣2022年12月23日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班晓悦 通讯员 黄汉）礼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礼学文本则是礼学研究的基础。12月10—11日，“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刘玉才主持。

深化新时期的礼学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是中国古典学平台年度大型学术活动的最后一场，有曲终奏雅之意。会议主题由“礼学、文本、文献、经典化、阐释”五个关键词组成，涵盖文献形态的研究、文本考据与分析、历代思想阐释、中国生活社会方式影响等方方面面，这是一个真正有系统性、有机性的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话题。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在致辞中提出，由于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体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涉及民俗、伦理、政治、法律、文学、教育等多个方面，体现为礼俗、礼仪、礼乐、礼制、礼教、礼法、礼学等，构成了极其丰富的礼文化。本次研讨会将礼学文献的变化放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和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同时通过观察礼学文献的变化，折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变化，将打通文献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

刘玉才谈到，众所周知，近一二十年，礼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名物考释、制度解构、礼仪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绩，日益成为传统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部分，但是礼学作为经学的属性依然根深蒂固，关注经学史、经学文献的研究仍然占据较高比例。相对而言，结合考古名物的实证研究、出经入史的礼制研究等，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诠释视野，也更能体现多维交叉的现代学术属性。现在学界提倡回归文本、回归古典语文学，而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象的著录、描述、发掘整理，而是应经由语言文字路径深入文本，探究文本生成、变异、诠释、理解的过程，最后达至揭示本文意义的目的。本次会议聚焦于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提倡以揭示文本构成与意义为旨归。语文学的终极目的就是阅读理解文本，而礼学文本的历史语境还原解读，无疑是深入研究的基础，也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所在。近些年，诸如上博简《民之父母》、郭店简《缁衣》、安大简《仲尼曰》、清华简《参不韦》等文献的发现，为礼学文本的成立、选择、诠释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根据这些新材料，可以重新审视传世文献复杂的文本生成过程。同时，数字人文的长足进步，又为通过算法技术离析文本层次、比对互文、串联文本提供了辅助手段。本次会议对以上诸多重要论题展开讨论，必能拓展礼学研究的视野，使礼学研究走向更开阔、更深入的空间。

注重礼学经典化阐释

主题发言环节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程苏东主持。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贾海生表示，庙见之礼是古时婚礼中夫之父母双亡或偏亡的情况下，来妇必须践行的礼典。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所记载的庙见之礼的仪节、所涉名物、特点、礼义，贾海生提出文献所见庙见之礼是以笲奠菜，铭文反映的庙见之礼则是以器馈食，相关的仪节等也各不相同。虽然礼典的面貌不同，相同的礼义则是来妇通过庙见之礼受室事于已亡的父母而与其夫共承宗庙。在此基础上，贾海生又进一步为庙见之礼溯源，将西周以降的庙见之礼追溯到殷商旧礼而非周礼的创举，同时铭文称庙见已亡的夫之父母为姑公，反映了母系交表婚；文献称庙见已亡的夫之父母为舅姑，反映了双系交表婚，二者皆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旧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锷将孔子所讲儒者品行概括为澡身浴德、仁义忠信等六大特点。他排比《周礼》《说文解字》等文献，梳理了“儒”的含义，指出先秦对于“儒”有小人儒、君子儒之分，《儒行》之儒是君子儒，即《荀子?儒效》所谓之“大儒”。“士”原指主断刑狱之官，其身份在先秦时期不断变化，成为“四民”之首。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儒、君子、士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同一类型之人，注重品德修养，学习六艺，通古今之道。王锷教授揭示《儒行》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历代不仅刻印、赏赐《儒行》，更涌现出《儒行解》等一批注解之作。《儒行》所倡导的澡身浴德、博学笃行、守道不阿、刚毅不屈的君子儒之精神，至今仍值得发扬光大。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建墩表示，东周时因礼崩乐坏，思想家对礼的思考也日渐增多，逐渐呈现理论化趋势，既有外在因缘，也有内在的逻辑发展。儒家后学对礼的理论阐释主要集中在《礼记》一书，《礼记》的理论化主要是“礼义”阐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礼本体相关阐释，二是从人践履这一主体阐释，主要从人性情、道德等角度阐释礼的义理。曹教授比较了孟子、荀子对“礼义”阐释以及简帛《五行》对礼的阐释，将《礼记》阐释结构分为天人二元，礼在其中形成“天人”二元连接功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认为，“礼者，天理之节文”，是朱子对理、礼关系的著名界定。吴飞从清儒戴震、淩廷堪等人对朱子的批评切入，追溯了先秦经子文献中礼、理二字的含义，提出它们都属于文质论的讨论范畴，理作为内在纹理，与作为外在文饰的礼文，都是针对人情质实的节文。宋代张载、二程以后，由于对天理的强调，对礼、理关系的讨论有所变化，朱子则坚持了“理”的文质论含义，但其“节文”的用法，却与先秦多数文献中的“节文”用法多有不同。节谓等差，文谓文采，因而，其“礼者，天理之节文”之说，虽使用了文质论语言，却并非传统的文质论结构，真正含义是：理是生生质实的文理，礼则是实现天理的实践方式。

主题发言后进行了6场研讨和1场圆桌论坛，2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对“礼学文本的整理”“新材料的发现与旧材料的发掘”“重要论断的重估”“礼学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礼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闭幕式上，刘玉才作总结发言。他表示，本次研讨会主题聚焦于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各位学者的论文从各个角度对礼学文本加以讨论，角度新颖，胜义纷呈。既有对于礼义的深入阐发，又有对前辈学者成说的质证与研究推进，还有新领域、新话题的开辟与新方法的探索，个案研究论文也都能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夫，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论文发表者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零零后，同时一天半的会议也吸引了全国各地60多位师生线上旁听，充分说明礼学研究后继有人、未来可期。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