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政”——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简析

作者：刘刚（肇庆学院 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学系）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5期

摘    要：政治哲学主要探究的是政治的本质问题和价值问题。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即“正政”思想。孔子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正”,是端正、规范，强调道德规范。“正”的主要内容有正身、正心、正己。正政包含三方面：正己、正人、正国。正己就是“克己”,即仁。孔子把克己贯彻至政治，成为正政思想；孟子把爱人贯彻至政治，成为仁政思想。孔子提出了正政方法、条件和为政大忌。孔子政治追求的目标是足食、足兵、民信之，体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政治追求的价值有：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泽、公正。孔子正政思想可以称之为规范政治学。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大行其道，中国的政治建构依然在探索中，既没有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又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政治。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特别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可以为当代政治建构提供观照维度。本文即尝试论述颇具特色的孔子政治哲学思想，即正政思想。政治哲学，主要探究的是政治的本质问题和价值问题。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就触及到了这两个主要问题。

一、政治的本质

（一）政治的本质是“正”

关于政治的本质问题，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到政治的本质是“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季康子成为鲁国权臣，经常僭越。在此背景下，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提出了“政者，正也”思想，今可称之为“正政”思想。“正”,是端正、规范的意思。政治就是端正、规范思想和行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从表面上看，规范的对象主要是统治者、管理层，但其目的是规范民众，最终达到规范整个国家、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规范统治者这一手段来最终达到规范民众、规范国家的目的。因为人都有从上心理和均等意识，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更为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再者，在古代社会，统治者掌握生杀大权，其一言一行都受到下属和百姓的关注和重视，下属和百姓不敢不效仿，以免犯错招罪。因此，统治者端正自己的言行，民众自然不敢不规范自己的言行。此即“上行下效”。所有人都规范好了，整个国家的政事也就规范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如此，孔子的正政思想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正己，即统治者自我规范；二是正人，即规范民众；三是正国（含正天下）,即规范国家政事，治理好国家。政治的本质就是规范。

在《论语》中还有一句也体现了正政思想：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为政以德”,从字面理解一般认为是以德行政、治国，但后面孔子有个“譬如”,用了一个比喻来阐释。“德”即道德，如“北辰”;“政”即政事，如“众星”。“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说北极星不动，其他星都围绕着它动，这说明道德就像北极星一样是根本的，处于核心位置，而诸种政事就像众星一样都要围绕着北极星转，都要接受道德的规范，依据道德的原则来处理，不能游离于道德之外。再深入下去，这个“德”是什么?谁“为政以德”?我们就会发现，“德”固然指道德，但是这个道德一般都是讲个人的道德，且是指以仁为核心的德性。那么是谁“为政以德”?显然，“为政以德”的对象是指统治者。统治者首先要有道德，要按照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只有这样，统治者才有吸引力，民众才会“见贤思齐”,国家才会治理好。这也就回到了孔子“政者，正也”的思想，讲政治的本质是规范，强调的是道德规范。统治者规范好了自己才能众星拱北，才能进行道德教化。

（二）“正”的具体内容

既然政治的本质是“正”,那么“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认为主要有正身、正心、克己。关于正身，《论语》记载：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正身，是指端正、规范自己的言行，主要是外在的。因为只有外在的言行才能被人听到看到，才能“不令而行”,才能“正人”。在这，孔子表达的很清楚，要先正己身，才能正人。关于正心，《论语》记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

“善”,自然是指善良，心向善。“子欲善而民善矣”,是说你正心了，心善良了，民众自然也会变得善良。孔子还提出了“正”的相对面，即“谲”。谲指欺诈、诡诈，是心不正；正是心正，指正道、正直、正义。此“正”虽然是名词，但依然是端正、规范的延伸，即依据正道来规范；依据规范才是走正道。

正身、正心，合而言之，就是正己。正己就是要“克己”,而“克己”的依据就是“礼”,“克己复礼”就是“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礼则是仁的外显，仁是礼的内核。孔子要求正身、正心，就是依据礼来端正、规范自己，使自己在克己复礼中体悟仁道，自然具备仁心善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孔子说的这四个具体条目来看，视听言动，都属于外在的。孔子是要通过礼来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由外而内来实现仁道。这种由外而内的方法是针对绝大多数人的，而统治者也是属于这大多数人之列。孔子正政思想的对象也是针对这些统治者，针对这些大多数人。因此，孔子正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使统治者克己复礼，从而具备仁心善性，通过正己来正人、正国。

（三）如何为“正”

以上是总体而言，那么再细致而言，如何去“正政”?孔子提出了“正道”“正名”“齐礼”“举贤才”“无惓”等方法。正政，需要正道、走正道。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天下有道”,是指天下有正道、正道大行天下的时候。此时政权都是由天子掌握，诸侯大夫陪臣则不会僭越去掌握政权；百姓也就不会议论政治，只是好好过日子，安居乐业。反之，天下正道难行，则诸侯大臣僭越，百姓自然会议论失政。其实，这也就涉及孔子的“正名”思想。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

正名，就是端正名分，摆正位置，规范职权，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要做违背自己职责之事，反向来说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如何规定这些名分呢?这就涉及了礼、法。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尧曰》）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的是以德治国，具体要以礼来教化、规范人民，这样人民才会有羞耻之心，才会自觉端正、规范自己。同时，要合乎法则、法律、制度。“法语之言”,是说合乎法则的正言相劝。“审法度”,是说要审定、统一各种法律制度、度量衡。当然，除了礼、法，还有诸如乐、诗等方面的规范。

孔子的正政思想还要求“举贤才”。能自觉按照仁和礼来端正规范自己的就是贤才，因此，孔子特别提出要“举贤才”。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意思是从政者自己先带头去做，赦免犯小错的人，推举德才兼备之人。“举直”也就是推举正直的人，与“举贤才”相近。“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之人提拔放在邪恶之人的位置之上。这彰显了正气，也是“正”,显然属于孔子的正政思想。推举贤才之士，可以“正枉为直”,可以使民心归服、百姓诚服。这是孔子推行正政思想的结果。

孔子认为身先士卒还不够，还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要“无惓”“尽忠”: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前句是说从政者先要“正己”,自己要先去劳作，然后让老百姓再去劳作，并且不要疲倦懈怠。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开始率先垂范，有始无终，那只是做做样子，搞形式主义，“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也会跟着搞形式主义。这就要求统治者、管理者经常要下基层去劳作，而不是高高在上。后句强调在位时不要倦怠，执行政令时要尽忠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并且要始终端正自己，警醒自己，认真尽忠职守，不要疲倦懈怠。

（四）正政条件

知道如何去“正政”还不够，还需要从政的条件。这个条件大的方面说是要有道德，但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具体的德性。对此，《论语》记载：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孔子明确提出从政要“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是孔子从正反两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提出了从政的条件。另外，孔子还提出了其他具体的从政德性：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果”是果敢决断；“达”是品质正直，心志好义，通情达理，察言观色，虑及他人，“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艺”是多才多艺。孔子认为“果”“达”“艺”都达到了从政的条件。换而言之，孔子认为只要达到了这三种道德品质，是可以从政的，并且并不是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孔子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经历颇丰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从政者表现出了一种“不屑”。这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士”一般指读书人、知识分子，尚未出仕，处于“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子夏语）之学的过程中。然而此时，孔子把“今之从政者”与他心目中的“士”相比，认为当时从政者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筲之人”即气量狭小、见识短浅之人。这表现出孔子对当时从政者的不屑，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也正因为此，孔子提出了“正政”思想，认为当前政治必须得到端正、规范，并乘势提出了对“士”的要求，进而“学而优则仕”,达到从源头上“正政”的目的。因此，要出“仕”,就先要做“士”。孔子对“士”提出了三个层次：最高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次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再者是“言必信，行必果”。按正常逻辑，“仕”的要求应该高于“士”的要求，对“仕”的要求自然包括“士”的要求，且此时孔子认为这些“士”的要求已明显高于当时“仕”的水平，故而可以认为孔子这些对“士”的要求，也就是对“仕”的要求，也就是“正政”的要求。

其实，孔子弟子对孔子的政治影响还有个概括，从中也可以看到对从政者的要求。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孔子到一个邦国，就有人告诉他此国的政治，子贡认为这是因为孔子的道德魅力所吸引的，即“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正是因为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五种道德品质，才使得孔子声名远扬，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这也就从侧面反应对从政者的道德要求，即当具备了这五种德性，就可以做到具有政治魅力，得到民心，让民众归附。正如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五）正政大忌

即便从政了，但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否则仍然不能达到正政目标，特别是在急于求成和面对利益时。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孔子认为，处理政事，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见小利。因为政务繁杂，需厘清思路，越急越容易出错，“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忘大义，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悖礼违仁，罔顾正道，如此“大事则不成”。孔子还认为不要空谈，要务实唯实，解决实际政务。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这是说，如果只“唯书”,但“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活学活用，不能解决实务，那也不行，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欲速”“见利”“唯书”,这些都是孔子认为的从政大忌。

二、政治的价值

政治哲学除了探讨政治的本质问题还主要探讨政治的价值问题。那孔子认为政治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应该追求什么价值呢?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由此看来，孔子认为从政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够粮食，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足够兵器装备，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百姓信任，是解决民心归附、政权稳固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民的信任问题，其次是人民的温饱问题，最后是国家安全问题。这说明孔子的政治追求是民心问题，强调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才是政权之基。能去掉的“足食，足兵”,不是不重要，而是“必不得已而去”之，但二者仍然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说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追求，都是孔子政治的价值追求，只不过相对而言，“民信之”的精神层面更重要而已。“足食”是民生问题，“民信之”是民心问题，“足兵”是安全问题，其实国家安全也就是保证人民安全。这也就是说孔子把人民作为根本，把安全作为基本。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尧曰》）

这段后半部分并没有引号，并没有明确说“孔子曰”,但一般认为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这进一步提到政治所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这与前面提到的“足食”“民信之”的价值追求是相呼应的。只不过孔子在这加上了“丧、祭”,也就是要重视丧事和祭祀。丧、祭都要依据丧祭之礼来执行，其实质就是要重视“礼”,只是特别要重视丧祭之礼。为什么要重视丧、祭?曾子明确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即指重视丧祭，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敦厚。因此，从孔子所重视的这四方面来说，最终全部都可以归结到“民”上，也就是说，孔子真正重视的是人民，强调的是民本。这与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是相统一的。“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内在方面；仁的外在方面就是仁者“爱人”。正己（克己）爱人，就是孔子之仁。正己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内涵和核心；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外延和目标。孟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孔子、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关注仁，但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孔子侧重正己，孟子侧重爱人。正己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孔子的正政思想，爱人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仁政”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孔子“正政”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的核心观点就是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的根本追求。二者区别在于，孟子比孔子更明确的提出了“民贵”主张，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这几句与孔子的另一句有重合：“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些都体现了孔子政治的价值追求：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泽、公正。其中诚信、公正，已是当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从这些价值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勤敏是对事外，其他都是对人。然而，做事是处理政事，政事主要还是民事，因此，孔子的政治价值追求是对人、对民的，而且是要求统治者追求这些价值，要做到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泽、公正。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正彰显了孔子的正政思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在与众弟子各言其志时明确提出了他的人生价值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从这个志向来看，这主要是个人道德追求，而不是政治追求。但这个道德追求也是从他人的角度来说的，要老人、朋友、年轻人怎么对我，就要我先好好对待他们，这是仁者“爱人”的结果，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的逻辑。孔子正政思想也是此种逻辑，先正己再正人、正国，己正自然人正、国正。当然，这只是一种总体状态。在现实层面，统治者正己了，的确可以传递正能量，形成一股正气，但由于涉及权力斗争、利益争抢等等原因，始终存在着一股不正之风，如果正派政治不能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很难长久保持下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要正道大行，就要保持正义，根本就是让权力掌握在正义一方，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这就要求形成一种保持正道的政治制度。制度需要有正义之士来制定，把正道贯彻其中。通过己正的人来制定正人、正国的制度，这也就是孔子的正政思想。

综上所述，孔子政治上追求的是“足食，足兵，民信之”“民、食、丧、祭”。“丧、祭”属于“民德”范畴。再细言之，前三者都是关注人民的利益，即温饱、道德、安全；最后一个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得到民心，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政治的终极价值追求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得到民心。这也就是孔子正政思想的目的。但孔子提出正政思想是通过实现人民的利益来得到人民的信任，得到民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就是儒家所认为的政治规律。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孔子认为要做到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泽、公正。这些就是在从政过程中所要追求的具体价值，实现了这些价值就可以保证人民的利益，可以得到民心，可以“民信之”。而这些价值都属于道德原则，都属于“正”的范畴，

三、孔子的正政思想是规范政治学

孔子政治哲学的关键在“正”,强调的是道德规范。换而言之，道德规范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特色。因此，可把孔子的正政思想称之为规范政治学。

孔子首先要求统治者“正己”,要正身和正心。统治者要按照礼制来规范自己，要心怀仁心善性，不能做出越礼的言行，如孔子对于季氏的悖礼行为就做出了严厉批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统治者规范了自己的言行，臣下及万民也就不敢不跟着规范自己，否则就会受到统治者的惩罚。这在统治者掌握生杀大权的古代，是非常具有震慑力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自身规范，认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次，孔子认为士阶层以及广大民众都要规范自己。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并没有专门指出是统治者，而是广而言之，针对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每个人都要按照礼来规范自己，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也说明孔子在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人的同时，也要求所有人都正己，并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是“克己”,一个是“由己”,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前者是怎么做的问题，略有政治礼教意味；后者是做不做的问题，带有自主修养意味。但不管是政治上的强制教化，还是道德上的自觉修养，都强调要规范。政治层面的教化即正人，与道德层面的修养即正己，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成仁”之方。人依礼之规范而行，成合礼之规范之仁。这其实也就说明，孔子的仁学思想是始于规范，成于规范。

再者，孔子崇尚周礼，强调礼制，要求人人“克己复礼”,最终就是要规范政治，规范国家，这也就是正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说明礼在周朝时是主要治国方略。周公之礼，孔子从之，并进一步发展，在“齐之以礼”的基础上，提出“道之以德”,主张德治。这个“德”就是“仁”,因此德治也就是仁治，是礼治的内核，礼治是仁治的外显。由于道德主要是个人自觉修养，反映在政治上，就必须要求统治者先“正己”。统治者正己了，其他人自然跟着正己。对于不自觉正己的人则统治者可以通过礼、法来强制使他们正己。这样人人都正己，都遵守道德规范和礼法制度，国家也就规范了，天下也就和谐了。这也就是“礼之用，和为贵”,以礼促和。

总体而言，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正”（规范）是首要的，是根本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正政思想。正政思想强调的不仅是规范统治者自身，还要规范民众，最终规范国家，治理好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可以用现代词汇，称孔子的政治思想为规范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是独具特色的，是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孔子规范政治学强调的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以道德自觉为主，如果不道德自觉，则通过礼等手段来规范。西方则主要是强调法律优先，追求自由平等，通过民主选举来施政。简而言之，孔子的规范政治学是以道德规范和礼治为特色，以推举为主；西方的现代政治学则是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特色，以选举为主。因此，孔子的规范政治学对于构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