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儒学国际学术会议（韩国）发言稿）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刘勰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儒家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管道被阻断。 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在我们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
    
    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必须在现代学校教育进行的同时，展开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传道，培养素质，培养德行，发展智慧。经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朱子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2）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教育的宗旨即：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经典文本当作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东亚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 （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干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干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儒家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 （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质量。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四、集粹
     
    集粹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按此原则，本人出版《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二书，集中展示儒家文化精华。我们将儒家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如果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与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它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计算机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当背记了一定量的经典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学习、理解、记忆大量的优秀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并在此前提下进行背记。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这句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就是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袁伟时先生认为，用《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我认为，《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书籍，向儿童传递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标准，促进儿童人格的形成。如果连人格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独立人格？ 
    
    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六、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经典教育的成效就表现在道德质量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上，如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13）
    
    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爬向水井。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我们都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七、信仰
     
    信仰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经文，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经文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自我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自我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自我的道德良知，培养道德行为动机，培育内心信念。
    
    精神价值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4）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八、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 （15）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有人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社会中存在大量弊端，人性中存在大量的缺点，必须运用经典的智慧与精神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宗经篇》       
    
    （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3）班固《汉书﹒翼奉传》
    
    （4）《二程文集》 附录卷上《与方元寀手帖》
    
    (5)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615.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世纬序[M] 
    
    （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M]
    
    （9）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M]
    
    （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1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1189.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M]
    
    （13）朱熹《论语》序说
    
    （14）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与方元寀书》
    
    （15）李慈铭《绍兴东胡书院通艺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