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古代女子立德修身的必读书

作者：刘冬颖

来源：《文史知识》2022年第11期

古代中国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没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除了“女四书”等女德读物，社会不倡导女性阅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历朝历代，《诗经》都是女性的必读书目，这不仅说明《诗经》是中国经典中社会普及面最广的一部作品，更体现了古人对《诗经》这部经典的认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同时是一部汇集礼仪、音乐、伦理、教育、民俗和政治的综合文化经典，被古人看作修养身心的德育教科书，所以才会倡导包括女性在内的全社会阅读。

自汉代起，《诗经》便列入女性的必读书目，成为女子立身修德的重要读本。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成帝妃子班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窈窕》《德象》《女师》之篇”，已在历史上佚失，但据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解释，“皆古箴戒之书”。《诗经》与这些劝诫的图书并列，反映出其德育、教化的社会功用。西汉成帝时宫女曹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汉书·外戚传》），可见，汉代宫廷后妃，若入宫前没有学过《诗经》，也要在宫中女教师的教导下进行系统学习。《晋书》中说晋文帝的文明王皇后去世后，皇帝写文章称赞她：“《诗》《书》是悦，礼籍是纪。”《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的妃子徐慧，“四岁诵《论语》《毛诗》”。明成祖仁孝文皇后撰写的《内训》，是“女四书”之一，她在自序中说“吾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职谨女事”。宫廷女性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她们重视《诗经》阅读的原因，《后汉书》阐释得非常清楚。《后汉书》记载汉顺帝梁皇后“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这里所谓的“大义”，指的是《易传》中所说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读《诗经》，通“大义”，遵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规则，正是古代中国对女性妇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因为社会倡导、皇家表率，历代才媛淑女阅读《诗经》成为一种风尚。《晋书·列女传》中记录了著名才女谢道韫与其叔父文学家谢安关于《诗经》的对话，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谢道韫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赞许她“有雅人深致”。谢道韫所称引的诗句为《诗经·大雅·烝民》结尾四句，全诗赞美了周宣王贤臣仲山甫的德行。《诗经·大雅》是周代礼乐精神的载体，谢道韫最喜欢的《诗经》佳句出自《大雅》，体现了她对周代礼乐精神和《诗经》教化功能的认同，也因此深得谢安嘉许。《世说新语·文学》中讲到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勤于治学，家中不仅子女读书，婢女也读经知史。有一次，一个婢女做了错事，郑玄让人把她拉到泥地里，以示惩罚。不一会儿，另一位婢女经过，看到这种情景，用《诗经·邶风·式微》中的一句诗问道：“胡为乎泥中”（你怎么在泥里呢？）那位被罚的婢女以《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作答：“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我想解释分辩，不巧正遇上他发怒）两位婢女以《诗经》中的句子彼此答问，可见对《诗经》的熟稔。唐宋文化发达，甚至有长于《诗经》的女子授徒讲学，与儒生对谈《诗经》的学术问题，也颇多新见。据《江宁府志》记载：“宋赵定母，金陵人。多通《诗》《书》，常聚生徒数十人，张帷讲说。儒硕登门，质疑必引。与之坐，开发奥义，咸出意表。”明清时期因为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女性阅读和创作的人员数量大幅提升，《诗经》阅读更加普及。很多女子从幼年时就师从父兄学习《诗经》，如清代才女钱芬“幼慧，父授以《毛诗》，辄通晓大义”。这些女性幼年学习《诗经》之后，常常会用一生的光阴去品读和领悟，成为母亲后，也常常选择《诗经》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清代顾太清的“闲向窗前课儿女，微风晴日诵《周南》”（《夏日听道初两儿读书》），就描写了清风美日中教育儿女诵读《诗经·周南》的美好场景。

谢道韫咏絮场景

通过阅读，《诗经》对于女性社会价值的定义，也影响着中国历代女性。

《诗经》开篇的《关雎》一诗就提到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认为美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才是君子良配，强调女子要贤惠；传统经学认为《邶风·柏舟》赞美了女性丧夫后守节的贞洁不二之心，成为一个成语“柏舟之誓”；《大雅·瞻卬》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的说法，认为女性才华会亡国覆家。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女性，她们从内心和行为上深深认同了《诗经》所倡导的礼教。《世说新语·贤媛》篇记载，东晋书法家郗超去世时，他妻子的娘家人想把郗超妻子接回家，但被她坚决拒绝了，她说：“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郗超妻子引用了《诗经·王风·大车》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表明自己要从一而终。

《诗经》的优美文辞与韵律，熏陶且促进了女性创作。被赞为“万里桥边女校书”的唐代著名才女薛涛，其《送友人》一诗，被视为可与唐才子们竞雄的名篇：“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诗的前两句化用了《诗经·秦风·蒹葭》的名句“蒹葭苍苍”，并将《蒹葭》全篇的思慕、追溯不得的情感化用在自己的诗中。宋代才女李清照被誉为千古第一女诗人，她的词《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以曲折含蓄的口吻，表达了女子思念丈夫的深婉深情，其中“起来慵自梳头”的句子，就是化用了《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因为古代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有些女性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往往在序言中提及《诗经》，作为自己雅好文墨的依据。清代才女恽珠编撰了清代闺秀诗歌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她在《弁言》中就说：“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清代还有女性《诗经》研究著作出现：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的夫人王照园著有《诗说》一卷传世，以同丈夫的问答形式，写出自己对《诗经》的新解；今人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还考订了几位清代才女的《诗经》学著作：沈遐清的《诗经说意》、张祖绶的《诗问》、许飞云的《读诗私笺》、彭德贞的《毛诗义疏》，这几本著作虽只有存目，但亦可见清代女性《诗经》阅读的深化。

薛涛像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人在历史上对《诗经》的德育、教化作用质疑与反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以对《诗经》首篇《关雎》主旨的思考开篇的：深闺小姐杜丽娘才情很高，在父亲杜宝聘请老先生陈最良教她《诗经》前，“男女四书，她都成诵了”。杜宝与陈最良商量杜小姐的教育问题时说：“《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杜宝把《诗经》选为教材，正是希望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陈最良教杜丽娘读《关雎》，依传统解说，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不嫉妒”的美德，这种僵化的解说是杜丽娘所不能接受的。读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句子，她直觉地悟出《关雎》是一支恋歌，不由感慨：“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这是杜丽娘个性解放的第一步。当她听丫鬟春香说起花园的景色，忍不住前去游玩，却不想游园“惊梦”后相思成疾。病中，她在心灵的矛盾与冲突中终于体悟出了自己的《诗经》观：“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杜丽娘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关雎》诗的爱情含义，因爱相思至死，又因爱死而复生！杜丽娘学《诗经·关雎》这个重要情节放在游园惊梦之前，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汤显祖对《诗经》道德教化说的驳斥。

在古代中国，《诗经》是女性陶冶情操、立德修身的必读书目。但是，在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利的时代，只有少数生活优渥的女子能够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阅读《诗经》，广大百姓人家的女孩很难享有读书的乐趣。《诗经》这部千古经典，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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