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归元：《周易》研究的四个维度与未来方向

作者：胡彦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周易》是一部具有奠基性、系统性和未来性的著作。对《周易》的研究，要把握好四个维度和一个方向。四个维度，一是要了解《周易》的作者与“观象系辞”的成书方式；二是要掌握易象与易理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三是要遵循“师法”，注重“家法”，以象数易注作为入门基础；四是要厘清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源流关系。一个方向，是指《周易》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返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机理变化，变“方术之作”为“道术之作”，藉此识“古人之大体”，以“见天地之纯”。

〔关键词〕 《周易》； 易象； 易理； 天文； 人文

作者简介：胡彦，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近年主要从事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出版《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中华书局，2022年10月）。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周易》是一部具有奠基性、系统性和未来性的著作。它的奠基性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滥觞于此；它的系统性，则体现在《周易》是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天地所生万物之间的存在关系的；《周易》不仅是一部“历史典籍”，而且还是一部“未来之书”。它蕴含未来性的内在品质，成为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源头活水”。它的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为我们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知未来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动力。《周易》是中国思想的本源，中国文化的渊薮，中国智慧的宝藏。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天地人三才之道尽在其中。

但《周易》难读，向来被人们视为“天书”“绝学”。其实“天书”并非邈不可及，高不可攀。“绝学”未必不可以登堂入室、拜师问道。只要找到“天梯”，找到治学的正确门径，我们就可以藉此进入广大精微、意蕴丰富、智慧无穷的《周易》世界。

维度一：《周易》的作者与成书方式

研究《周易》，首先得了解《周易》是谁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性质的书？《周易》通行本是由“经”“传”两个部分构成的。其中“经”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八卦基础上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画，二是专门解释六十四卦画的卦爻辞。“传”是指《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七种十篇专门解释《周易》本经的文字，古人称为“十翼”，又称《易传》。我们通常所说的《周易》指的就是由“经”“传”两个部分组成的古代典籍，它位于“群经之首”，被人们誉为“大道之源”。

八卦的作者，《周易•系辞下》有明确的说法：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

包牺氏就是伏羲，上古三皇之一，被后人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伏羲创作出八卦，八卦两两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画。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同样存在一个创作的过程，那么是谁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画的飞跃？唐代的孔颖达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讨论：

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牺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旣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牺用蓍，卽伏牺已重卦矣。[2]

他列举了四种重卦说：王弼认为是伏羲重卦，郑玄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是周文王重卦。孔颖达依据“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的思想，支持王弼的伏羲重卦说。清代的王先谦在《汉书补注》这本书中也讨论了重卦的作者问题，他的观点是支持王弼的伏羲重卦说。[3]

六十四卦画由三百八十四爻构成，加上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两爻，共三百八十六爻。每一卦都有专门解释卦象的文字，这类文字被称为“卦辞”；每一爻都有专门解释爻象的文字，这类文字被称为“爻辞”。如果说伏羲完成了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创作，那么这些解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的文字的作者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话中得到启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4]很显然，司马迁认为周文王是《周易》的作者。他的这一观点，被孔颖达作了进一步的解说，认为卦辞是周文王创作的，爻辞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所作。周公的爻辞传达了周文王的思想，因为“父统子业”的缘故，为了尊崇周文王，人们就统一将《周易》卦爻辞的作者归于文王了。[5]

至于《易传》的作者，司马迁明确指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6]

司马迁认为《易传》的作者是孔子。他的这一观点，虽然得到了班固、孔颖达等人的支持，但从古至今，有关《易传》的作者问题，颇多争议。一般认为《易传》不是一人所为。近年来，随着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现，为孔子与《周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李学勤、廖名春、丁四新等先生均认为孔子与《易传》有不解之缘[7]。《易传》传述了孔子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周易》一书的作者，班固认为“《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注：“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8]伏羲代表的是上古易，周文王代表的是中古易，孔子代表的是下古易。《周易》作者的归属问题，在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一锤定音地解决有关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尊重古人崇圣的传统，依照班固的看法，将八卦及其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的作者归为伏羲，视六十四卦画为“伏羲易”；将六十四卦卦爻辞的作者归为周文王，视六十四卦卦爻辞为“文王易”；将《易传》的作者归为孔子，视“十翼”为“孔子易”。

明确了《周易》的作者问题，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周易》的成书方式及其特点了。

八卦的来源及创作方法，《周易•系辞下》说得很清楚：“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9]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出八卦，它是天地万物的拟象。八卦构成的象征符号不是书斋式的抽象思辨与面壁虚构，它是对日出日落、周而复始的天道运行规律的描画，代表的是天地万物类象，其中蕴含的象意即是天地宇宙运行变化的秘密。

伏羲易没有文字，只有由阴阳爻组合而成的六画卦，它代表的是上古时代的“无字天书”。这部“无字天书”传到中古时代的商朝，有一个叫姬昌的诸侯西伯，因为为人仁厚，得到百姓的拥戴，后来被小人谗言中伤，于是被商纣王派人抓捕，囚禁在羑里这个地方。姬昌在监狱里发愤研读伏羲留下的“无字天书”，思考周人部落的命运，他将自己研读六十四卦画的学习心得记录下来，于是伏羲创作的“无字天书”就有了文字的说明与解释。姬昌是周朝的奠基人，人们尊称他为周文王。《周易》这部经典的命名，显然和他有关。

由卦爻辞构成的文王易是对伏羲所发明的“无字天书”的智慧开显。借助文王易的文字开示，后学者可以由辞识象、观象见意，藉此领悟伏羲易所蕴含的天地的秘密、自然的真理、人事的吉凶。周文王创作的卦爻辞是建立在对卦爻象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是“观象系辞”的产物。这些文字因象而生、为象而作。因此，要准确理解、科学认识《周易》卦爻辞的内涵就必须具备“观象明意”的能力。对《周易》卦爻辞的解读必须与对卦爻象的理解结合起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解读是准确的、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看这种解读是否符合八卦取象的原则，是否符合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

文王观伏羲所画八卦，悟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与为一的机理，用文字的形式发现天路，表彰天意，在天人之间搭建了“文明”的桥梁。这座“文明”的桥梁通向的不是“未来”，而是“开端”。这个开端即是屈原所追问的“遂古之初”[10]。中华人文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对“本源”的高度重视，因为“返本”才能“开新”。“温故而知新”[11]，这是中华文明思想的精髓所在。

古代圣人著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典籍都是由结论性的简约话语构成的。推理、论证、思辨的过程在书中被省略了。伏羲留下来的仅仅是由八卦图像构成的“无字天书”，这些“无字天书”是如何反映天地宇宙运行的秘密的，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周文王为什么要用“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等等卦爻辞来解释六十四卦，他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于是“为往圣继绝学，为现世开太平”[12]就成为春秋时期孔子的学术抱负之所在。孔子一生的学问都凝聚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3]这八个字当中。“好古”是孔子思想的尺度与终极的归宿。这个“古”的根本义，段玉裁一语道破：“《逸周书》：天为古，地为久。”[14]“好古”就是尚友天地，以天地为师。孔子虽然伟大，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作者”。“作者曰圣”[15]，“作”是圣人的事业。天地已开，人类岂可离开天地这个大宇宙另外筑造一间“自己的屋子”？“述者曰明”[16]，“述”是人师的事情，通经明道，接续斯文。孔子“述而不作”，定位于“述者”，所以他撰写的《易传》重在“述经”，是对《周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的系统解说。孔子遵循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从《周易》的“自然之道”中引申出“人文之道”。因为有了孔子传述的《易传》，我们就拥有了通往《周易》世界的桥梁，就拥有了通经明道、接续斯文的可能。

掌握了《周易》一书的构成方式、构成内容和构成特点，我们就会明白对《周易》的阅读、理解、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内在关系，搞清楚卦爻象与天地阴阳变化的逻辑联系；对《周易》的研究，需要将卦爻辞还原为卦爻象，需要将卦爻象还原为天地之象，需要在天地之象的变化中感悟阴阳升降浮沉的消息，领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17]的不易真理。

维度二：易象与易理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鲁昭公二年春天的时候，晋平王派大臣韩宣子出访鲁国，在掌管图书的官员大史氏那里，韩宣子见到了两本书：

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18]

这两本书，一本是《易象》，一本是《鲁春秋》。这里所说的《易象》和《周易》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同一本书吗？李学勤先生认为《易象》是《易传》形成以前、专门讲卦象的书籍，它积累了若干代筮人的解卦知识，是专门用来阐释《周易》、解读筮例的，《易象》也是后来《易传》的来源与基础。[19]我认为，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是可信的，符合春秋易学的实际。尚秉和先生指出：“汉儒以象数解《易》，与春秋士大夫合，最为正轨。”[20]也就是说，春秋士大夫是从象数的角度来解释《周易》的。什么是象数？《左传》僖公十五年有明确的解释：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21]

象数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龟卜筮占；第二层是指通过龟卜筮占排衍出的易象，易象即是事物的表象与气数。春秋太史通过对易象的解读，领悟其所代表的事物的表象与气数，藉此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与判断。从《左传》《国语》所记载的筮例来看，春秋太史对《周易》的引用与解读是以《易象》作为阐释的依据的。之所以要从“易象”的角度来阐释《周易》，是因为《周易》不是面壁虚构、闭门造车的著述，《周易》乃是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来的“观象系辞”之作。这就需要基于“易象”来解读《周易》，而不能随心所欲、主观臆断。所以尚秉和先生评价春秋易学“最为正轨”。要阅读、理解《周易》，必须懂得“易象”，由此就引发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易象？它来源于何处？

易象的特点与分类，在《周易•说卦传》中有具体的说明，后人若要读懂《周易》，自然必须以《周易•说卦传》作为解卦依据。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易象的来源与范畴，只有搞清楚易象的来源问题，掌握其涵盖的范围，我们才能对《周易》作出准确的释读。若要回答什么是易象，首先得解释什么是“易”？许慎解释“易”字：“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祕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22]许慎认为“易”是一个象形字。他首先将“易”解释为蜥蜴，蝘蜓、守宫是蜥蜴的别称；又引用汉代的纬书将“易”解释为日月，表象阴阳。许慎为什么要用“蜥蜴”“日月”“阴阳”这三个概念来解释易字？他这样解释的道理何在？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蜥蜴属于爬行类动物，其种属甚多，变色龙即是蜥蜴中的一种。变色龙的生活习性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如果我们将蜥蜴理解为在大地上生存的物类的代称，那么许慎用“日月”“阴阳”来解释“易”字，其内在的逻辑就变得很清楚了。以蜥蜴为代表的在大地上生存的物类，其生命都受到日月运行的影响与制约，日月的运行决定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其实质是阴阳之气在作升降浮沉的周期性节律运动；受此影响，就有了大地上草木的荣枯，人事的代谢。根据许慎的解释，“易”其实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易”为物象，泛指大地上生长的物类；第二层“易”为天象，实指日月的运行；第三层“易”为天道，表现为阴阳之气升降浮沉的周期性节律运动。用“日月”来解释“易”字，在东汉道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古以来，修道的道士们都是以《周易参同契》为指引，寻求尽性致命之大道。《周易参同契》的基本理论就是建立在“日月为易”这一思想观念之上的：“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23]，“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24]将“易”理解为日月的运行，周而复始的运动，这种思想渊源甚古，其来有自。“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25]说明“遂古之初”，中国古代的圣贤就确立了通过观察天象、把握日月的运行规律来理解人类置身的世界的科学思想。天地万物生命的来源是日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26]，日月的运行决定着天地万物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明确了易象的来源与范畴，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易象与易理之间的关系，对易理的来源与内涵作出说明。许慎对易字的解释包涵了三层递进关系：第一层“在地成形”，是说包括蜥蜴在内的一切在大地上生长的物类构成了易象的表层；第二层“在天成象”“日月为易”构成了易象的中层，是说易象的本源是日月的运行，天文决定地理，大地上生长的物类其生命是由日月的运行所决定的；第三层“象阴阳也”构成了易象的深层，也就是说易象是由阴阳之气的变化所生成的。世间万象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其基本面貌、基本像态的不过是阴阳变化之理。易象呈现出事物的象数，其中“象”是指事物的具体形态，“数”是指事物的气数、命数。象数的形成，说到底，是阴阳变化之易理在发挥作用。譬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呱呱坠地，有了生命的形象，这个生命的形象蕴含了十个月的气数，没有十月这个气数的孕育、生长，就不会形成婴儿的形象。但婴儿形象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又是父母的受精卵在起作用，这个受精卵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得以生成的道理。易理是决定易象生成的先天道理，易象则是易理的后天呈现。

《周易•系辞下》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27]《周易》这部经典的创作包罗万象，涵盖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是由六爻组成的六画卦表现出来的，初二两爻表示地道，三四两爻表示人道，五上两爻表示天道。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易象是由天文之象、地理之象、人文之象这三部分内容构成的。

既然天文、地理、人文构成了易象的基本范畴，那么《周易》这部经典的易理就是对天文、地理、人文的运行规律与特点的揭示与总结。《周易•说卦传》有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28]“《易》六画而成卦”，六爻构成卦象，这就是易象。“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是易象所蕴含的易理。天道由阴阳构成，地道由柔刚构成，人道由仁义构成。“将以顺性命之理”，是说学习《周易》的目的：人生于天地之间，只有敬天顺地，道法自然，才能够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存。

阅读、理解《周易》，必须具备“观象以尽意”的能力。对易象的观察、分析必须考虑天文、地理、人文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对易理的理解、把握也必须考虑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这样，对《周易》的研究才不会陷入盲人摸象、各执一端的偏颇与片面。

维度三：师法与家法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论述汉代学术时指出：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29]

所谓“师法”，就是治《易》者所师承的对象，其易学思想与治《易》方法即来源于此。所谓“家法”，即是从师法演变而来的专门用以解《易》的一家之言、一家之学。皮锡瑞有关“师法”与“家法”的论述，为《周易》研究指明了治学门径，必须遵循“师法”，注重“家法”。有关《周易》经传文字的注解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如果没有明师的指引，如果不能找到解《易》的正确方法，我们就会坠入文字的迷障当中，失去通向《周易》大道的机会。

宋代诗歌批评家严羽曾经说过：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30]

严羽虽然论及的是学诗的方法与门径，但其识见同样适用于《周易》的学习与研究。入门要正，立志要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尚友古人，以古人为师。

从象数的角度注解《周易》的著作当首推唐人李鼎祚编撰的《周易集解》。这部书是象数易注的集大成之作，收集了30多家汉魏古注，其中尤以虞翻为著。严格来说，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不是个人的专门之学，而是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象数易学文献。但这部书对后世象数易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潘雨廷先生评价说：

故《周易集解》之辑，又有保存古文献之功。且成书之时，在孔疏百余年之后，全书之内容，上及魏易百余年前之汉易。由汉易直继《易经》十二篇之旨，庶可窥见通贯三古之易理。故李氏此书，犹继往圣之绝学，无他书可与媲美。[31]

《周易集解》的巨大贡献是对汉代古易注的收集、保存。汉代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象数注解《易经》，这是符合春秋易学的解《易》方法的。尚秉和先生有言：“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夫不曰见《周易》，而曰见《易象》。诚以《易》辞皆观象而系。”[32]张朋先生认为：“就春秋时期来讲，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而且很可能是唯一的全部的根据。”[33]以象解《易》，这是春秋易学的精髓所在。由汉易溯源而上，不仅可以“直继《易经》十二篇之旨”，而且“庶可窥见通贯三古之易理”。

遗憾的是，汉代象数易学家个人注解《周易》经传的文字没有系统、完整的流传下来。《周易集解》收集的汉魏古注多达38家，全书共集易注2700余节，李氏本人案语108节。[34]庄子有言：“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35]虽然从象数易注入门，必须以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宗，但《周易集解》道出多门，令人莫衷一是。

所幸的是，在《周易集解》所辑录的古注中，汉代虞翻一家有近1300节，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36]刘大均先生指出：“虞氏易学乃是明圣人阴阳消息之教、探两汉易学之真传的必由之途。”[37]徐芹庭先生称赞“虞氏易承孟氏之真传，为孔子田何一脉相承之正统。又博览马郑荀宋与诸儒之易，故能集象数之大成。”[38]由此看来，从象数易注入门研究《周易》，当首拜虞翻为师。

明代来知德以一己之力，积近30年之功，“以象数为方法，以义理为旨归”[39]撰成《周易集注》一书，“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40]徐芹庭先生明确指出：“来氏之象，多取于是。其错卦，即虞氏旁通也。其书中称虞翻者三次，其用虞义以注经者尤多。”[41]因此，要通象数古易，又必以来知德为师。

虞翻的易注在传抄的过程中多有散逸、缺漏，其著述是不完备的。但虞翻的易学思想与注易体例从已有的易注中已得到彰显，所以到了清人张惠言这里，他完全承继虞翻的易学思想与注易方法撰成《周易虞氏义》。该书不仅对现存虞注作了疏解，而且依据虞翻的易学思想补足其缺漏部分。至此，《周易》之“虞氏义”始得完备。清人阮元评价此书：“始于‘幽赞神明’，终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盖自仲翔以来，绵绵延延千四百余载，至今日而昭然复明。”[42]梁启超对张惠言的易学研究有如是评价：“他的长处在家法明了，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43]因此，要通虞氏易学，必以张惠言为师。

近代易学家尚秉和先生曾言：“诚以《易》辞皆观象而系。《上系》云：圣人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也。故读《易》者，须先知卦爻辞之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44]尚秉和先生据此思想撰成《周易尚氏学》。于省吾先生对尚著有如是评价：“先生的绝大发明则在乎象，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可以说，先生对易象的贡献是空前的。”[45]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与虞翻、来知德、张惠言均有不解之缘。《周易尚氏学》一书提到虞翻有179次，来知德有3次，张惠言有1次。尽管尚秉和先生对虞翻的注解颇多批评，但他的易注采纳虞氏易合理的部分也是历历在目、显而易见的；其对来氏易注、张氏易注的借鉴同样是有据可查的。《周易尚氏学》是近现代象数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后人于《周易》若要登堂入室，必拜尚秉和先生为师。

从象数易注入手研究《周易》，必以虞翻、来知德、张惠言、尚秉和为师。他们的易学思想一以贯之，体现了《周易》著述“观象系辞”这一本质特点。四家易注既学有渊源，又一脉相承，相互影响。若能贯通四家易注，扬长避短，综合集成，就必定能找到登临《周易》的天梯。

维度四：天文与人文

许慎“日月为易，象阴阳也”的解释透露出这样一个消息：《周易》来源于古天文学。这个观点可以从六十四卦的排序中得到证实。《周易》上经第一卦乾为天，第二卦坤为地，乾坤两卦讲的是天地定位，阴阳生物，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上经第二十九卦坎为月，第三十卦离为日，坎离两卦讲的是天地宇宙之间，最重要的天象就是日月的运行。下经第一卦咸的卦象为男娶女，有了天地，有了日月，就有了人类生命的繁衍、生存。下经第六十三卦既济卦、第六十四卦未济卦都是由日月水火之象构成的，讲的是天地的成毁与宇宙的无限。古天文学的思想贯穿于六十四卦的始终，要读懂《周易》，就必须具备古天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

《晋书•卷十一•志第一•天文上》指出：“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46]在汉代以前，中国古天文学关于天地宇宙的来源与构成就已经形成了三大学说：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出自《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天地结构理论。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天似盖笠，地法覆槃”[47]，“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48]天圆地方的观念形成于此。《周易•说卦传》“乾为天、为圜”[49]“坤为地、为大舆”[50]的取象原则显然受到了盖天说的影响。汉代天文学家郗萌所传的宣夜说认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51]宣夜说视宇宙为无边无际的虚空，充斥其间的气流托举起日月众星，这一思想在《周易》十二消息卦中有充分的体现。乾卦六爻都是阳爻，表示天是由纯阳之气凝聚而成，阳气升降浮沉于天地之间。坤卦六爻都是阴爻，表示地是由纯阴之气凝聚而成，阴气犹如虚空，遍布于天地上下之间。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引张衡言：“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52]这是有关浑天说思想的经典表述。《周易》乾卦“天行健”“元亨利贞”等文字显然和浑天说思想有关。

学习中国古天文学，不仅要了解三大天文学说的基本思想，还需要掌握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的分布与运行规律，对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与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弄清楚中国古天文学“观象授时”的特殊内涵。中国古天文学与西方现代天文学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天文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它将天体、天象作为一个客观的物质对象来加以研究，分析其物质构成，了解其规律与原因；而中国古天文学却是建立在天地人不可分割、三位一体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它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研究天文现象，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他们是将天文、地理、人文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来加以辩证思考与表达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意味着天象决定着地理的面貌，时空一体，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立春二分二至四立与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四面八方相对应。“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汉书•艺文志》有言：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53]

观天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探究星空的物质构成，更不是为了征服太空。在中国古代前贤的眼中，天地自然不是人类欲望的对象，而是人类念兹在兹、须臾不可离别的故土家园。所以他们的兴趣是想通过对天道运行规律与特点的认识来指导经国之大业，现实之人生。因此从中国古天文学自然引申出了中华人文思想。人文源自天文，这一观点在《贲卦•彖传》中有明确的表达：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54]

贲卦卦象由下离上艮构成：。下卦离为日，上卦艮为四时，卦象的天文学内涵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产生了春夏秋冬四时，所以系辞为“天文也”。下卦离为日，太阳光芒四射，所以取象为“文明”；上卦艮为止，人类止于文明，所以系辞为“文明以止，人文也。”卦象的人文内涵是人类的行为规范以太阳为标准，遵循春夏秋冬四季运行的规律，做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55]，这就是“人文”。上卦艮为“观”，人类仰观太阳的运行引起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所以系辞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以太阳的运行为圭臬，教化天下百姓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所以系辞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传》的这段文字完全由贲卦卦象引出，而贲卦卦象是由太阳四时所代表的天象组成。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天文”“文明”“人文”“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缩略语）这四个关键词。这说明最迟在战国时代，中华文明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高的境界，古代先贤对什么是天文、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人文、什么是文化、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有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与认识。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天文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所谓文明就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56]；人世间的人文来源于天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秉道而行，这就是人文；所谓文化就是以天道设教，教化天下百姓，敬天顺地，止于仁义。

《周易•大象传》从天文学、地理学、人文学的角度解释六十四卦卦象，其基本句式是由两句话构成，第一句话是从天文学或地理学的角度解释卦象，第二句话是从第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人文思想。例如《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7]“天行健”是对乾卦卦象的天文学解释，“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从“天行健”引申出来的人文思想。能够秉持天道的人就是君子，君子秉持天道的行为表现为“自强不息”。《坤卦•大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58]“地势坤”是对坤卦卦象的地理学解释，“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从“地势坤”引申出来的人文思想。能够效法地道的人就是君子，君子效法地道的行为表现为“厚德载物”。

《周易•大象传》是从整体、从宏观来解释六十四卦的天文学、地理学、人文学内涵。《周易•小象传》则是从局部、从微观来解释三百八十四爻的天文学、地理学、人文学内涵。例如坤卦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59]六四爻来源于观卦，观卦在十二消息卦中表示八月。六四爻以下是坤体，大地含藏万物，像个口袋，所以取象为“囊”。观卦上卦为巽，六四爻是巽卦的初爻，巽为绳，用绳子把口袋扎起来就是“括囊”。六四爻阴居阴位为正，顺承九五阳爻，所以系辞为“无咎”。六四爻居艮卦中爻，艮为止，止语不言，所以系辞为“无誉”。《坤卦•小象传》的解说为：“‘括囊，无咎’，慎不害也。”[60]“慎不害也”是对“括囊，无咎”所蕴含的人文思想的引发。六四爻居艮卦中央，艮为止，取象为“慎”。上卦巽一阴生于阳体，取象为“害”。处在六四的位置上，与九五爻天子位毗邻，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小心驶得万年船。所以系辞为“慎不害也”。很显然，《周易•小象传》是通过对爻象的天文、地理意象的分析，引申出人文训诫的思想的。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每一爻都蕴含了天文学、地理学、人文学的内涵。天文衍生人文，易理涵盖义理。对《周易》的研究，需要遵循这样的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结语：未来的研究方向

自有《周易》这部典籍以来，有关《周易》的研究已经形成专门之学。从古至今，对《周易》的注解、阐释、研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皓首穷经、探赜索隐、著书立说。《周易》研究文献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与智慧。但考察《周易》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况：“易经著作，虽已汗牛充栋，而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61]对《周易》经传的注解、阐释，叠床架屋、灶上起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62]，难以窥得《周易》的真相，难以识得《周易》的大体。两千多年以前，庄子在《天下篇》中早已预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因为治《易》者思想落入“象数”与“义理”区分、划界的窠臼，因为治《易》者常常“用管窥天，用锥指地”[63]，遂使得《周易》所蕴含的“大义之方”“万物之理”[64]蔽而不显，晦而不明。“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65]，能够识“古人之大体”“见天地之纯”的“道术之作”可谓寥寥。迄今为止，尚没有一本能够追根溯源、全面、系统地对《周易》的来龙去脉与微言大义作出合理解释的令人满意之作。

毫无疑问，无数代学者为《周易》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训诂学、阐释学基础。后来者得益于先辈的提点，可以站在前贤的肩膀上瞭望更为广远的风景。但倘若我们过于沉迷于易学研究文献的层层累积、自得于《周易》阐释的主观介入与花样翻新，却可能失却了《周易》研究的学术旨归。花园的小径分叉，山间的溪流淙淙，自然有其迷人之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沉醉不知归路”[66]《周易》“观象系辞”的成书特点，决定了对《易传》十篇文字及六十四卦卦爻辞的理解与阐释绝不可独立成章，自行其事。必须将《易传》与六十四卦卦爻辞置于六十四卦卦爻象的语境中才可能溯流而上，观象明意。即便《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象也并不意味着即是本源的存在。《周易》一书，不是向壁虚构、闭门造车的产物。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著述方式决定了《周易》是通向大道之源的古老典籍。对《周易》的研究、注解，只有先弄清其科学起源、科学内涵，以此为基础，对《周易》的哲学阐释才可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周易》来源于古天文学。它既揭示了“在天成象”的天道运行规律，又彰显出“在地成形”的地理变化。天文决定地理。有阴阳之气的升降浮沉，就有天地万物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天地一体，时空一体，天地人三位一体。从古天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周易》，可以揭示《周易》的科学起源，厘清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源流关系，揭开笼罩在《周易》之上的神秘面纱，还玄学为科学，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阐释奠定科学的基础。

二十一世纪既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世纪，亦是中华文化否极泰来、走向复兴、走向自信、造福人类的世纪。《周易》所蕴含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周易》的天下文明观等等思想智慧，完全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67]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对《周易》的研究，需要走出知识累积、自我建构、自我阐释的时代。《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典籍”，而且更是一部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智慧之书。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易学著作、易学文献已经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但那本“唯一之书”与“未来之书”尚待写就。《周易》研究的未来方向乃是回归本源与开端。本源与开端具有“唯一性”，惟其如此，其存在方能开显出具有源头活水的无尽生机。

易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与首要任务乃是追根溯源，还原出六十四卦卦爻辞与六十四卦卦爻象之间的逻辑联系，还原出六十四卦卦爻象与天地阴阳之气升降浮沉的本质联系。《周易》研究要摆脱“方术之作”的困囿，通向“道术之作”的澄明，其唯一的道路即是回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变化机理，藉此才可能识“古人之大体”，以“见天地之纯”。

注释：
 
[1] 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6页。
 
[2]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第8-9页。
 
[3] 王先谦：《汉书补注》（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06-2907页。
 
[4] 泷川资吉：《史记会注考证》（捌），杨海峥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22页。
 
[5] 参见孔颖达：《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 ，《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第10页。
 
[6] 泷川资吉：《史记会注考证》（伍），第2466页。
 
[7] 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9页；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283-284页；丁四新：《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
 
[8] 王先谦：《汉书补注》（陆），第2906-2907页。
 
[9]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6页。
 
[10]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5页。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4页。
 
[12] 黄宗羲：《横渠学案上》，《宋元学案》，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第664页。
 
[13] 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第431页。
 
[1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影印本，第89页上。
 
[1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1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5页。
 
[17]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6页。
 
[19] 李学勤：《周易溯源》，第63页。
 
[20]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例》，张善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页。
 
[2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第365页。
 
[2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63页下。
 
[23] 章伟文译注：《周易参同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页。
 
[24] 章伟文译注：《周易参同契》，第34页。
 
[25]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79页。
 
[26]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76页。
 
[27]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90页。
 
[28]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93-94页。
 
[29]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页。
 
[30]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31]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前言》，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页。
 
[32]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例》，第13页。
 
[33] 张朋：《春秋易学研究——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34] 王丰先：《点校前言》，李鼎祚：《周易集解》，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7页。
 
[35]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4页。
 
[36] 王丰先：《点校前言》，李鼎祚：《周易集解》，第8页。
 
[37] 刘大均：《点校说明》，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刘大均校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38] 徐芹庭：《汉易阐微》（下），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580页。
 
[39] 王丰先：《点校说明》，来知德：《周易集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
 
[40]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41] 徐芹庭：《來氏易经象数集注》，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15页。
 
[42]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阮元序》，第4页。
 
[4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44]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例》，第13页。
 
[45]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前言》，第7页。
 
[46]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
 
[47] 程贞一、闻人军：《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48] 房玄龄：《晋书》，第178页。
 
[49]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94页。
 
[50]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95页。
 
[51] 房玄龄：《晋书》，第178页。
 
[52]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上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页。
 
[53] 王先谦：《汉书补注》（陆），第3043页。
 
[54]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7页。
 
[55]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四册），第966页。
 
[5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30，《长歌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2页。
 
[57]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4页。
 
[58]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页。
 
[59]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页。
 
[60]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页。
 
[61] 闫修篆：《皇极经世书今说•自序》（观物外篇上卷），台北：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1页。
 
[62]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四册），第1069页。
 
[63]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三册），第601页。
 
[64]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三册），第585页。
 
[65]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四册），第1065页。
 
[66]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67]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