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译者

作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译者有没有自己的自由呢？当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作者、语言、论题、理念、时代、作品、风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诠释。

——倪梁康

文 |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在中央编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译林、中信等出版译著15本，如《中国新儒家》（2010）(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UP, 2008）、《城市的精神》（2012）(The Spirit of Cities, PUP, 2011)、《贤能政治》（2016）(The China Model, PUP, 2015) 等。

今年5月11日，浙江大学王慧敏副教授在微信公众号《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发表长文（王慧敏，2022），对罗杰·盖格《美国高等教育史》中译本的翻译质量提出了严肃批评。两周之后，译者晨鸣在公众号《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发表反驳文章（晨鸣，2022-05-25），对王文进行犀利的批判。

首先说明，笔者与两位作者王慧敏和晨鸣以及《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译者素不相识，但作为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工作，业余从事翻译实践的人，若说对此争论没有任何想法，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对此，笔者感受最强烈的是尴尬。倪梁康教授对“尴尬”做出过非常有意思的阐述，他说，“尴尬大都带有两种含义：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其次意味着一种进退两难的神态。前者是内隐的，只有当事人本人意识到；后者是外露的，可以被他人发现和留意。”（傅雷等著，2013年P. 207.）接下来，笔者就此次翻译争论、译者的创造性焦虑和翻译中的不确定性谈一谈译者为何会觉得有些尴尬。

 一、翻译批评争论

王老师在明知“公开给出版社纠错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且可能殃及自身的情况下依然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勇气值得称赞。他对译作最初的疑惑“没有译者注和译后记”也引起笔者的共鸣。具体翻译内容的讨论如“liberal education 与general education 的区别也的确令笔者紧张，因为自己也曾经为翻译这些概念困惑过。笔者自己出版的译作基本上也都属于自己本专业以外的领域，一直对自己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的业余爱好者身份感到心虚。

晨文说译界共识有两个，一是“提倡讨论、批评切磋，以不断提高翻译质量”，一是“译文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对此，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至于王文的批评动机和利益冲突，我倒更愿意相信他文中说的初衷“让译文更准确、更完善，为学术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正面的事情“。至于晨文中建议“把王慧敏的翻译代表作找出来，以他批判美国高等教育史译文的认真精神看一看他自己的译作”的建议则有愤怒之下打击报复之嫌。晨文还提出了解决翻译作品质量争议的办法，如“成立专门的翻译质量评估机制”组织专家进行公正评估，并且给予被批评者答辩的机会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建议。 

 二、译者的创造性焦虑

了解中外翻译史的读者可能明白译者的地位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宗教翻译、文学翻译和技术类翻译。译者从神的信使这样半人半神的神圣地位下降到令人仰慕的文化传播者，再下降到普通的语言服务专业人士。当今的译者往往被创造性焦虑所困扰。马丁路德在其为自己翻译的《圣经》辩护的公开信中这样自豪地宣称：他们是博士？我也是。他们有学问？我也有。他们是牧师？我也是。他们是神学家？我也是。他们能辩论？我也能？他们是哲学家？我也是？他们是逻辑学家？我也是。他们是演讲家？我也是。他们写书？我也写？(Requoted from Pym, 1998. P.163.）

这位在世界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家是最有名的兼职译者，连他都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译者，何况当今普遍遭到蔑视和贬低的译者呢？匈牙利女诗人阿格尼斯·奈迈斯·纳吉（Ágnes Nemes Nagy）说过：从思想价值上看，翻译被视为必要的恶，是一种药，虽然我们吃，但对它嗤之以鼻。（Nagy, 2008）就如刚刚说到的这位才女，她身兼译者和诗人两种身份，但我仍然不自觉地称她为诗人，而不会特意突出其译者角色，这暴露出我对创造性和独创性的崇拜。

如果是对作品的重译，译者的焦虑就更为明显，因为创造性和盗窃的界线在重译行为中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在人们离文本更远时，这种焦虑的源头就出现了，首先是译者和原作的关系，其次是译者和从前译者的关系。华兹华斯对德莱顿翻译的《埃涅阿斯记》的负面反应说明有意识的相似性和差异其实是文化和政治焦虑的表现。（Subacus, 2009）

翻译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往往是译者的自由或者所谓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有意识的偏离原作。人们常常指责译者趁机插入个人意见，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将译者的自由和这种自由的滥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译者自由作为概念体现在译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上，是对其作者身份的确认，而自由和能动性如何使用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体格健壮，力大无比，他能杀人也能救人。如果他杀了人，问题是这个人而非他的力气。（Roy, 2019）

人们为何特别推崇和强调独创性和个性？译者为何要千方百计证明翻译过程中需要创造性，并对其创造性遭到忽略和贬低耿耿于怀呢？有学者归纳出这种心态的三大历史要素：首先，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对欧洲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到来的反应，机械化再生产让人关心艺术和创造性的保护。一首非独创性的诗歌就被比作不加思考的机器产物。其次，浪漫主义者的独创性理想是“身份危机”意识，人类必须在充满机器的社会中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如果工业化社会是人性的坟场，独创性作家的笔就像魔杖召唤春天的到来。创造性成为人性的基本表现。第三，与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众文化崛起有关。浪漫主义者越来越担忧避免重复和模仿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Millen, 2010）

译者不是作家和诗人或者哲学家，但译者特别在意自己的文化工作者身份。很难想象译者不向往思想生活，不是高雅文化的推崇者和建设者。若没有文化，我们在情感上就仍然是没有受到教育的粗野之人。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高雅文化包含了文学、艺术、哲学、和其他学术著作，这些构成了受教育民众共享的参照系。亚里士多德指出深思冥想（theoria）是人类的最高目标，而休闲（schole）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他认为，只有深入思考，我们的理性需要和欲望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人们对天才的崇拜导致了人们强调创造性，认为这才是检验艺术天才的最佳标准。（Scruton, 2012）

但是，译者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和诗人，天才艺术家必须付出的代价普通人未必承受得起。创造性需要刻苦学习、艰苦工作、熟练掌握媒介，而且最重要的是精致的敏感性和对痛苦和孤独的体验。（Scruton, 2012）译者可能是那些将年轻时的思想家梦想破灭后，如今满足于把天才的思想介绍给他人的失意者，正如作家梦破灭者最后当了老师，为孩子们讲授文学作品一样。

三、翻译中的不确定性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2019年出版的《反对工具主义》（Contra Instrumentalism）考察了“工具主义翻译观”和“阐释学翻译观”：“工具性模式将翻译定义为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变常量的再生产和转移，而阐释学模式将翻译定义为多变的阐释，使其与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特定文化处境碰巧结合起来。”（Venuti, 2019）倪梁康说，在海德格尔看来，翻译不是重构而是转渡。首先是从思想转渡到内部语言，然后从内部语言转渡到外部语言---这是作者的任务（将意会的东西转化为言传的东西），然后是从外部语言转渡到另外一种外部语言---这是译者的任务。（傅雷等著，2013年，P. 211.）解释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学否认一个可以为所有人达及的客观意义的存在。它认为意义始终处在与意义领会者的互动之中，但解释学并不否认原意的存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论意义的转渡。（同上，P.212.）译者有没有自己的自由呢？当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作者、语言、论题、理念、时代、作品、风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诠释。诠释的主观性不等于诠释的随意性……译者的诠释权利很小，通常只是在愿意模糊的情况下才出现。（同上，P.213.）伽达默尔（Gadamer）说，自海德格尔以来，阐释学不再是“理解实践的规定而是对达成阐释性理解的描述。”（Gadamer 2004: 269）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捡起和发展了海德格尔阐释学的根本要点——理解和阐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Gadamer 2004: 270转引自Ineke Wallaert, 2016）

翻译实践中摆弄语言的第一步就是承认阐释的不确定性。翻译的乐趣就是期待遇见未知的和不熟悉的元素，享受翻译过程中的兴奋、惊讶、挑战和信心。翻译中往往有两个突出的时刻，一个是“唉时刻”---遭遇阐释不确定性之前的时刻，感到困惑或者遭遇意义理解问题的阐释过程之初，这儿到底什么意思？一个是“啊哈时刻”——解决问题，重新解释某个处境，解释笑话或解决某个模糊的认识时的突然顿悟。(Ineke Wallaert, 2016)

阐释不确定性是翻译艺术的内在组成部分，但翻译中的不确定性似乎遭到机构性地否认。人们仍然在制造这样的印象，在两个相关译文中，有一个译文总是比另一个更准确。标准化考试和老师上课时提供的范文或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作为评估学生作业的依据，所有这些都清楚说明人们拒绝承认翻译过程天生充满的不确定性。但是，公开和明确地承认阐释不确定性的存在是翻译教学和实践者都不能逃避的社会责任。提升阐释不确定的这个意识有助于学生更有信心地应对模糊不清和晦涩难解的原作。任何译者都是在阐释不确定性中挣扎的这种认识和觉悟能够给人安慰，它能帮助同学们不是带着焦虑而是带着自信来应对“唉时刻”。(Ineke Wallaert, 2016)

 结语

前文已经说过，令译者感到尴尬的地方无处不在，有身份的尴尬，如面对译作，你是填第一作者还是第二作者，填第一作者，觉得不妥，填第二作者心有不甘；得不到两种文化信任的尴尬，译者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机构上都要竭力消除不信任和怀疑；翻译过程的尴尬，如遇到原作错误，改还是不改？角色的尴尬，除了作者、读者、译者、编辑、委托人、客户、老师等，就连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讲述者的心口不一也让人觉得尴尬（倪梁康调侃许钧，你作为《翻译论》的作者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是实践中的忠实论者，理论上的叛逆论者，不觉得尴尬吗？）评论翻译作品时的尴尬，谈论自己的译作，有王婆卖瓜嫌疑，指责别人的错误，很可能招来反驳，自己毛病一大堆，眼睛却只看到他人的不足；谈论译者遭到贬低，又遭别人讥讽，你做自己喜爱做的事，为所爱的人做出牺牲，有什么好抱怨的呢？遇到被人称赞译作丰富，你也会觉得尴尬，翻译常常被视为青年学者的入门训练，在自己对本学科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的时候，通过翻译加深理解，但成了内行之后却不做自己的研究仍然不停地翻译他人的东西，不是太没出息了吗？自己写不出论文来，只好翻译别人的论文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直忙于传达别人的话，只满足于令人疲惫不堪的语言中介者角色，以至于丧失了以自己的名义讲话的能力或完全丧失为自己代言的机会。

这让笔者想到自己手头在翻译的罗马尼亚裔美国哲学家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的新书《失败颂》的核心论点。人人注定要失败，我们需要将失败置于生活的核心，与失败友好相处，而且学会如何从失败中成长。（Bradatan, 2017）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回答哲学家是什么人时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笑柄、一个心不在焉的小丑、众多玩笑嘲弄的对象。(Critchley, 2021)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说过“哲学并不是在讲授抽象的理论，更不是阐述文本的意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Pierre Hadot, 1995）从这个角度看，不光译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都在做哲学翻译。

日本小说家太宰治（Dazai Osamu）在“20世纪旗手”（1937）中说出“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话。太宰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无论做什么，哪怕什么也不做，他的存在本身就给人带来不便。他的梦想就是让他的退出尽可能地悄无声息。我们虽不至于有这样的想法，但至少应该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感到庆幸，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1986年出版的《本然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中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权利或者必然性而是偶然的幸运。”（Triplett, 2022）同样，我想说“我很幸运，我还活着，虽然我是译者，我很抱歉。”这样的口吻怎么听起来很像考试考砸了的孩子向父母道歉，“我没考好，让您失望了。”

就在本文将近写完时，笔者翻译了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的文章。她说“如果我遭到抵制，希望朋友们袖手旁观，保守沉默，什么也不做。请不要为我作战，不要为我仗义执言，不要为我的名誉辩护。就让它遭到玷污，就让他们活活把我吃了。”（Callard, 2022）不过，作为默默无名的译者，可能连遭到人们抵制的资格都没有，你还不配被人家选为批评的对象，这是不是也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