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劝谏的历史记忆

作者：徐大明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内容提要：劝谏是西周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西周对华夏优秀文化的传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十一次有影响的劝谏，虽然几乎全部失败，但劝谏者的精神和富含政治哲理的谏言，周天子拒谏导致的严重失败或失利，对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自我纠错乃至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是珍贵的政治文化资源。

关键词：西周；劝谏；记忆；启示意义

曾任西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军，在他的《官场随笔之三十一：听许倬云聊于右任·许倬云给西安支招》中提到：2006年11月，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参加“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建设研讨会”。许倬云提出“西安是中国人的祠堂”命题，说道：“我不知道未来西安的建设是什么样的，假如我有机会来建设一些景点，我会找出一个地方，拿汉朝、唐朝重要的谏臣来作为景点。举个例子，唐朝魏征、狄仁杰的事迹和汉朝司马迁的事迹都放到那儿，给大家说，就是当年那么高耸、那么庞大的皇室，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正义，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劝谏。所以可以建‘劝谏厅’。”

我看后当时就想到，如果说劝谏的历史影响，西周的劝谏的历史文化影响，要比汉唐早多了、大多了，由此构成长安所要保护和传承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记忆和传承在古长安发生的中国优秀劝谏文化，首先应该从对西周劝谏历史文化的挖掘展示开始，长安如果要设具有历史展示意义的“陈谏厅”，首先要给西周劝谏历史足够的一席之地，于是产生梳理西周谏言历史记载的想法。

一、西周及以前的谏文化记忆

劝谏即规劝谏诤，是指身处相当地位的官员，出于对天下有道坚守或对天下无道的不满，对做出错误选择的天子直言规劝，帮助天子放弃或纠正错误。

陈来先生曾提出：“从西周开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规谏”传统，既使得“规谏”成为统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构成士大夫规谏君主、疏导民情的正当途径。”“西周政治文化中的诵谏传统也是各个诸侯国所熟悉的”。（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7、299页） 

据说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保氏”一职，“保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过保氏一职。

但根据有些经典记载，构成中华文明的谏言文化，或许更早一些。《管子· 桓公问》载管仲曾告知齐桓公：“黄帝立明台之议（咨议制度）者，上观于贤也（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有衢室（唐尧征询民意的处所）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进谏的旌旗），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商汤听取民意之处），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灵台报告制度），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吕氏春秋卷二十四 ·不苟论· 自知》载：“故天子立辅弼（宰相），设师保（负责教养、辅导帝王的官），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独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供想进谏的人敲击的鼓），舜有诽谤之木（供书写批评意见所立的木柱；诽谤：批评指责），汤有司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供想劝戒君主人摇的鼓），犹恐不能自知。”

《孝经·谏诤章》载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孔子这里的历史依据，也应该是西周以前的史料，因为从东周或春秋开始，周天子虽也受到尊重，但决策天下的权力似乎已经不存在。

上述资料，把中化文明具有文化传承性的劝谏历史，追溯到远古，包含着人们对当朝天子纳谏和朝廷要员劝谏的理想期待和期盼。

二、西周劝谏的历史故事

笔者从《史记》《国语》《逸周书》《左传》《说苑》等有限的历史文献查出，西周有影响的劝谏有十一次，其中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三次；召穆公、芮良夫劝谏周厉王三次；虢文公、仲山甫、左儒劝谏周宣王五次。每次谏言都事关天下有道或对天下无道的批评和告诫，内容涉及尊重天之道（即当时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和农业生产规律）、遵守先王之道和既有秩序规范（礼）、尊重人民权利和保护庶民利益、反对武力征伐、天子和其他官吏德行等。

（一）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

祭公谋父是周公后裔，与周康王姬钊(公元前996年)，是堂兄弟，周穆王尊称为祭公谋父。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有三次。 

第一次，谏穆王征犬戎。《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期，犬戎的国君一直按照荒服的规矩朝见周天子，但周穆王则以犬戎不贡要征犬戎，于是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祭公谋父认为周穆王征犬戎是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王业败坏。并告知周穆王：我听说犬戎性情敦厚纯朴，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而专一不变，他们是有能力抵御我们的。（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但周穆王王不听，执意征之，最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此以后，荒服者的邦国不再朝见周王朝。

第二次，病危告诫周穆王。《逸周书・祭公解》载：祭公谋父久病不愈且病危，周穆王前去探视并请教德治天下的训示。祭公告诫周穆王：要顺承文王武王所受天命，长期借鉴夏商败亡的教训，学习文王武王之道。并从五个方面提出告诫：一不能因天灾人祸而使伟大邦国灭亡；二不能因为宠妾而疾恶嫡夫人；三不要因为小计谋而败坏了大的国策；四不要因为宠臣而疾恶卿士重臣；五不要做事只考虑自己氏族里，却不考虑氏族之外。要适时遵循中道治理天下国家（汝毋以厉灾辠无时远大邦，汝毋以嬖御疾尔庄后，汝毋以小谋败大作，汝毋以嬖士疾大夫卿士，汝毋各家相而室，然莫恤其外。其皆自时中乂万邦）。

第三次，作《祈招》止王贪心。《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这个“止王贪心”，对于周天子廉洁从政，树立形象；整治朝廷，从严治吏；获取民心都有基础性、关键性的意义。

（二）芮良夫劝谏周厉王

芮良夫是芮国国君，周厉王大臣，也是西周一位重要的谏臣，《诗经》《国语》《逸周书》等都有芮良夫的记载。

芮良夫谏言历史影响较大的有二，一是面对周厉王的失道行为，告诫周厉王认识民意和人民的力量，关心人民疾苦。“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逸周书・芮良夫解》

二是劝谏周厉王厉王不要重用贪财敛财的荣夷公和实行具有搜刮民财性质的所谓“专利”：“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国语・周语上》）

（三）召穆公劝谏周厉王弭谤

召穆公是召公奭的后代，周厉王死后，太子周宣王即位，召穆公与周定公辅佐周宣王 。《诗经・大雅・江汉》有周天子对召穆公的重用和召穆公对周天子忠诚的称颂。如“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召穆公在周厉王对国人不满他的言论采取恶意监督、残暴杀戮的手段，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周厉王却沾沾自喜时，告诫周厉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周语上》

（四）仲山甫劝谏周宣王

仲山甫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据说是鲁国第七任君主鲁献公的第二个儿子，虽家世显赫，但本人却是一介平民，早年务农经商，在农人和工商业者中部有很高威望。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诗经起码有两处对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贡献给予肯定。《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文心雕龙· 铭箴》载 ：“…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

仲山甫劝谏或告诫周宣王也有三次。

1、谏宣王废长立少

《国・语上》载：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

2、谏宣王料民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国语・周语上》

3、为周宣王荐鲁君

鲁懿公九年（前807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弑懿公，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询问仲山甫：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仲山甫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国语・周语上》）

（五）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虢文公，西周时期虢国(西虢国)国君，谥号文公，又称虢季。生卒年月不详。但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其年龄应该与周宣王差不多。

虢文公劝谏不籍千亩见《国语・周语上》。所谓籍千亩，就是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农业生产特点和先王的礼仪，天子在规定时间恭敬履行亲耕仪式，百官依次参与，后由轮庶民耕完整片籍田。但周宣王即位后，不履行天子耕籍田之礼。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给周宣王讲了农业对安天下的重要作用（“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和籍千亩的仪式规范及其神圣性。周宣王不籍千亩，无疑是对天的神圣性的冒犯和人间农业生产秩序的带头破坏，故虢文公直言劝谏，尽管周宣王不听。

（六）左儒谏周宣王不杀杜伯

左儒的生卒年月和个人生平无资料介绍。周宣王怨杀杜伯和杜伯报复射杀周宣王之事，《国语·周语上》和《墨子·明鬼》有记载。左儒谏周宣王不杀杜伯出现在《说苑·立节》章。左儒和杜伯是好友，与杜伯同为周宣王的重臣。根据《竹书纪年》，左儒劝谏周宣王当在周宣王四十三年。《说苑 ·立节》文字不多，但左儒犯言直谏的精神气质体现在字里行间。“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异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在周宣王杀死无辜的杜伯后，左儒随之自尽表示抗争，这算得上历史上第一位尸谏。

三、西周劝谏的历史特点

从谏言动机、效果和政治哲理维度看，西周谏言可以归纳几个特点。

（一）劝谏动机的善意性

谏言虽然是批评、反对或纠正天子、天朝无道的行为，但劝谏的目的则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出发，使一代天朝在天下有道的统治下长期存在。不管统治者多么无道，他们的劝谏始终是善意的，尽管劝谏失败，总是对统治者抱有感情和希望，而对任何暴力性质的武装行为，则持反对态度。换言之，劝谏者坚持犯言直谏，反对犯上作乱。这样做，既可以达到纠正天子错误和过失，避免天下无道或失序，又可以避免暴力或其他过激行为导致的天下混乱或或社会震荡。

这似乎是一代忠臣的精神气质使然。如商末孤竹国王子伯夷、叔齐，虽对纣王的残暴统治不满，闻西伯昌善养老来到西周，但面对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首阳山《史记·伯夷传》。孔子称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召穆公对周厉王的无道肯定不满，但当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杀王太子时，他竟以“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要求自己，做出以其子代王太子的举动，保住了太子的生命，后辅佐太子登上王位，才有了以后的宣王中兴。

仲山甫曾对周宣王干涉鲁国内政，废长立少强烈不满，肯定也反对周宣王伐鲁杀死鲁君，但当周宣王询问谁做鲁国嗣君时，他仍从社稷考虑，给周宣王推荐：“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的鲁懿公之弟称，被周宣王采纳，在夷宫立称为鲁君。

（二）由于天子的固执，几位谏言者的多次劝谏几乎都失败了；周天子拒绝谏言，则导致了他们更大的失败

分析上述十一次劝谏，有三次被天子接受：第一次是周穆王看望病危的祭公谋父危时，请教和接受祭公谋父治理天下的告诫。第二次是祭公谋父作《祈招》止王贪心。这个是不针对具体行为的告诫，周穆王一般可以接受。第三次是周宣王在对鲁君继承人没有人选的情况下征询仲山甫意见，接受了仲山甫的人选推荐。

但其余八次，在周天子错误想法形成后，尽管劝谏者苦口婆心，义正严词，甚至以死抗争，但仍以劝谏失败告终。这说明，劝谏者的劝谏效果，首先取决于天子的道德素养和开明程度，也包括谏言者的劝谏智慧和经验，但劝谏者有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

而周天子固执拒谏给个人和朝廷乃至天下带来的，则是更大的失败或失利。

如周穆王不接受祭公谋父不可征犬戎的劝谏，“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厉不接受王芮良夫不要贪图财利和“荣公若用，周必败”的劝谏和召穆公“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劝谏，最后被国人赶出西周国都，逃到彘地，客死他乡。周宣王不听仲山甫废长立少的劝谏，执意立戏为鲁太子为懿公。但到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就杀了懿公，立伯御为君。虽然伯御在位十一年又被周宣王伐鲁杀死，但“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这无疑动摇了周宣王的统治地位。周宣王拒绝虢文公谏言不籍千亩，导致三十九年后在千亩发生战争，周王室的军队败于西部边地少数民族的军队。周宣王拒绝左儒劝谏杀杜伯，则导致自己在三年后在圃田打猎时，被射中心脏离奇而死。

（三）谏臣们的劝谏虽失败了，但劝谏者的精神和谏言有超时空的意义

劝谏者的精神包括：修身以道，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犯言直谏；以道殉身，杀身成仁（如左儒）等。劝谏过程表达的很有哲理和格言如：

1、反对穷兵黩武，包括对周王朝与诸侯国关系处理的反思。“先王耀德不观兵”。“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国语・周语上》）

2、为民请命的表达。“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国语・周语上》）撇开语言背景，单从这句话而言，它对统治者的警示意义，殊于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比孟子早四百年。

“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逸周书・芮良夫解》

3、表达士大夫气节的。“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

四、西周劝谏历史的启示

西周劝谏的历史记忆，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治国理政，对当今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班子建设，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借鉴意义。

应该看到，当前政治建设要解决问题不少，但最突出、最严重、最普遍且危害最大的是不少哦主要领导官僚特权产生的权力历任性，以及权力任性给人民，给国家，给社会乃至对共产党形象的严重破坏和损害。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或单位，主要领导一句话，就是涉及面很大的一项行动，一项工程，一片开发区或一片大面积拆迁，一道景观，一个广场，一个公园，一条大马路，一处牌坊，一个雕塑……等等，对这些好大喜功，违反常识甚至夹杂着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愚蠢行动，人民怒不能言，怨声载道。在这些愚蠢决策形成和行动前 ，如果有更多的坚持正义，有为民请命的犯言直谏者在场 ，有正确意见者的挺身而出和义正严词地强烈表达，加上各种媒体的公开监督参与，权力任性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抵制，也就会有所收敛。

中国共产党一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有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的丰富政治经验，这对避免错误的继续，无疑有关键性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借鉴西周和其他历史时期劝谏和纳谏的经验教训，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时代内涵和新意，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谏言文化自觉。了解信息的一切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的同僚和知识分子以及公共媒体人员，都有为民请命，“以道事君”的担当，敢于仗义执言，犯言直谏。通过纳谏和劝谏的自觉配合，使各种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建议都得到充分发表和听取，进而使决策者有更多的常识遵循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就可以避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这样就更有根本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谏言者的发心必须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是对现实的关心、关怀，而不是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是为了增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生命力，而不是丧心病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是积极的对话讨论而不是消极的煽风点火。因而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摒弃“封建”的特权意识，有更多的自知之明和“纳谏”自觉；牢记人民是衣食父母，牢记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自己是人们的勤务员，而不是不自量力地把自己看作人民的父母官，凌驾于人民之上；有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和境界，诚恳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而不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甚至恼羞成怒，寻机报复；自觉把个人权力关进人民监督的笼子，而不是绞尽脑汁、急不可待地想跳出笼子，跳出笼子后继续疯狂。

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民主制度建设，使新时代的纳谏和劝谏成为一种制度，把纳谏成为领导的一种道德自觉和不得不接受的刚性约束，使劝谏者有平等的表达权利并得到尊重和保护。使劝谏和纳谏成为中国式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环节，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新常态。

作者曾任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