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湖湘学风

作者：周建刚

来源：“湖湘读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八月十八日己巳

          耶稣2022年9月13日

一、近代湖湘人才群体来自于乡野民间

我的题目叫“陶澍与湖湘学风”，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因为我对陶澍的研究不是很多，对湖湘学风稍微了解一些。刚才听了志频兄的演讲，我觉得志频兄是研究晚清史的专家，讲得非常精彩。我就顺着志频兄刚才的演讲讲下去，志频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但个别的地方我有一点不一样。我同意徐老师关于陶澍培植出来一批体制外的民间独立士人的湖湘人才群体，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我们老是讲湖南的近代人才群体，在晚清的时候怎么会突然涌现出这来？我有一个疑问，这样一批人才群体，怎么会突然涌现出来，原因是什么呢？湖南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没有什么大放光彩的地方，到了晚清的时候，湖南省突然成了天下之重镇。为什么呢？有人讲是因为清代湖南科举考试的成绩好了，比如说陶澍就是安化的第一个进士，湖南的进士数量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知识分子多了，人才就多了，人才群体也就出现了。为什么会进士数量多呢？是因为雍正年间两湖分闱。原来湖南人乡试，要渡过洞庭湖到武昌去考。在清代的时候，过洞庭湖非常困难，风浪很大，经常淹死人。那么去考的人少，当然考中的举人也少，进士就更少了。两湖分闱之后，湖南的读书人可以在长沙乡试，应试方便，那么一下子好像考中的人数就多了。这是不是原因呢？这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老家江苏苏州是历代出进士最多的地方。整个清代，共有状元114名，苏州府出过26名状元，占比23%左右。进士的数量就更多了。出进士的数量这么多，为什么江苏没有出现像湖南这样的人才群体呢？当然优秀学者还是有一批的，但没有扭转天下风气、关系到天下之重的人才群体。可见科举不是主要原因。

它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同意志频兄讲的，清代湖湘这批人才群体是从体制外面成长起来的。像左宗棠考中举人，他一直没有考中进士。湘军中的大批将领，后来有的成长为督抚级别的人物，曾国荃、彭玉麟、罗泽南、刘蓉这些人，只是民间的普通读书人，基本上没有办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有太平天国之乱，这些人都只是乡间的普通儒生。但正是这些人，组成了晚清的湖湘人才群体，担负了国家重任。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清代的湖南民间社会有活力。清代湖南是一个移民大省，江西等地的移民大量进入湖南，整个湖南人口几乎完全改变了。移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要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出来，筚路蓝缕，艰难奋斗。这就是它的活力所在。在清代的时候，湖南民间社会是相当有生机，有活力的。

陶澍生长的那个地方，就是印心石那个地方，文澜塔下印心石非常著名。清代史专家萧一山曾经讲过一句对陶澍的评价，说的是“印心石屋，为中兴人材之策源地”。中兴人材，是指咸同年间平定太平天国以及全国战乱的那批栋梁之材，主要是出身于湘军集团的湖南人，曾左胡彭，他们与陶澍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有的受过陶澍的培植。陶澍作为道光时期的湖南籍高官，对湖南人才的识别是很有眼光的，湘军集团的重要领袖人物，就出自于陶澍培植起来的湖湘人才群体。当时我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感觉了，就是说，印心石屋这个地方是湖南中兴人才的发源地。而印心石屋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湖南这样一个乡野民间的地方，安化县的一个穷乡僻壤。湖南的人才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乡野田间。

我有一个感想，任何时候，民间社会一定要有活力，如果说民间社会没有活力了，那么人才的发源地就会被截断。今天老是讲寒门不能出贵子。寒门出贵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才来自寒门，来自田野乡间吧。他来自田野乡间，他知道民间疾苦，他就是为了做事而来的。这个人一旦有了出路，有了理想，他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做事而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纪念陶文毅公，陶澍是两江总督、一品大员、朝廷重臣，如果我们因为这一点崇拜他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清代的一品大员、总督巡抚有多少，我们今天记得谁呀？我们今天一个都不记得。我们纪念陶澍，湖南人永远记得陶澍，记得曾、左、胡这批人，是因为他们的功业，他们做的事情，为国家民族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这样一个官位。今天的湖南人对湖南的历史、对湖南的先贤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觉得湖南人还会再一次成为了不起的湖南人。如果仅仅是放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中，我们认为湖南近代出了好多大官，这是我们湖南的无上光荣，我一点也不会觉得今天的湖南人会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湖南人，但我在湖南生活了15年，我对湖南很有感情，我希望湖南人能够再次成为了不起的湖南人。

二、陶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从史学中产生的

回到我今天讲的题目上——陶澍与湖湘学风。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把陶澍归纳到经世派，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定语，叫“嘉道经世派”，就是嘉庆到道光年间的经世派。我们要理解陶澍在嘉道经世派中的地位，我们就首先要了解整个的清代学术的发展，才能明白嘉道经世派的特殊意义。

这要从明末清初讲起。整个清代学风是非常特殊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叫反宋学，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朝末年，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他不能干事儿，用一句流行的话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知识分子，像王阳明，讲心性，讲个人修养，讲致良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讲完了这一套，如何应付国家和社会的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际问题？朱熹、王阳明这些人，学派的创始人，智慧很高，本身还是很有才干的，像王阳明平定江西“宁王之乱”，有军事能力，也有政治才干。但从理学整体来说，这种学问有弊端，它越来越“内向”，也越来越“玄妙”，阳明的后学，有人说像禅宗和尚，沉浸在宗教式的内心体验中，不关注客观世界和社会。清代的四库馆臣，对这一点批评的很厉害，认为阳明后学的禅宗化，是明朝亡国的原因。因为士大夫都学禅宗了，谁还来关心这个社会呢？

知识分子在古代，是要放到社会上去担当国家重任的，这是基本职能。但宋明知识分子能担当社会重任吗？他做不到。宋明理学家这批知识分子，注重道德，他有羞耻心，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他能够临危一死。明末清初就出现了很多理学家殉国的例子。

清初学者就反思明朝灭亡的历史经验，反思出来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宋明理学没有实用性。这就出现了清代初年的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还有湖南的王夫之。三大儒的共同特点是，都对宋明理学有一个批判。但在三大儒当中，他们具体的学问路径是不一样的。顾炎武的学问路径是经学，黄宗羲的学问路径是崇尚史学的。黄宗羲的那个学派，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最注重史学的。讲到史学，我们发现，清代初年的学者出现了分歧，就是有一派人要走经学的道路，有一派人要走史学的道路。那么关键是，究竟是经学能经世致用，还是史学能经世致用呢？我认为经学是不能经世致用的。

浙江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浙东学术》，讲得非常清楚。浙东学术以史学经世，经世致用的是史学。陶澍的漕运改革、盐政改革，军事、行政，这些东西都要从历史当中寻找经验教训，找到依据。陶澍、贺长龄他们为什么要编《皇朝经世文编》？他们已经想到了要漕粮海运，但是漕粮海运要找一个历史依据。漕粮海运是从元朝的时候开始，就有这种创意，但是一直没有大规模实行。所以在《皇朝经世文编》里面，梳理了很多文献，就从元朝找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依据和经验教训。陶澍他们搞的经世学派，像《皇朝经世文编》这种书，都是属于史学类的书，它不是属于经学类的书。

陶澍他们的“嘉道经世派”，是史学经世派，不是龚自珍、康有为搞今文经学的“经学经世”。嘉庆道光时期，研究元史，研究蒙古、新疆的“西北史地”之学成为当时的流行学问。后来左宗棠特别重视军事地理学，是从当时全国学问的大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不是他个人的特殊癖好。陶澍他们的“嘉道经世派”，是当时史学研究的风气有关，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已经警惕到时局将有大的变化，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嘉道经世派”以史学为底蕴，绝非以经学作为思想指导，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和徐志频老师讲的不大一样。

三、陶澍与湖湘学风

清代学风从一开始就有走经学和史学两条道路，最后谁占了上风呢？经学派占了上风，顾炎武的经学派占了上风，史学派一直是被压抑下去的。清代的史学不太发达，而经学非常发达。但是我们要注意，经学里面细分，还有两个流派，一个叫古文经学，一个叫今文经学，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清代的经学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主要发展的是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搞的是什么东西呢？如陆群先生最喜欢的训诂学、文字学、语言学，在清代就从属于古文经学，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专门学问，有人说是“附庸蔚为大国”。

这是一种非常专门的学问。但是这套学问跟治国理政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清代人的学问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今天读的先秦古书，如果没有清代这一批人的整理，大多数我们是读不通的，古文经学派有这样一个历史贡献。但古文经学实际上是对政治、对社会是非常冷漠的。冷漠的原因在什么呢？在于清代的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太厉害了，知识分子不敢去讲任何实际的、现实的问题，那么他只好钻到古书堆里面去研究一些非常专门非常冷僻的学问，这就是古文经学。乾隆、嘉庆年间的古文经学就是这样一种学问，又叫考据学，又叫汉学、朴学。

到了陶澍这个时代，思想风气发生了转变，嘉道经世派出现了。嘉道经世派注重的是史学，代表人物是魏源，我们今天知道他的重要的著作是《海国图志》。魏源的学问，清代人评述，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史新编》这个著作。魏源这批人开始关心关心西北地区边疆历史和边疆地理。左宗棠后来为什么能够收复新疆？因为嘉道年间的知识分子对整个西北的历史和地理早就有了深切的了解，而且他们知道这一块地方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所在。最早倡议把新疆设立为行省的是谁呀？龚自珍的《西域设行省议》。后来新疆设为行省了，李鸿章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嘉道年间的学风，其实是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走，就是说经世致用要关心史学。

嘉道经世派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以湖南人为主，这个学派跟湖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以陶澍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派是一批改革家。清代康乾盛世，好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时代。实际上如果今天我们仔细的再去读历史，再去核实一些数据，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虚假的，非常虚假的。所谓的盛世，只是维持着一个大帝国的表面而已。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崩溃的地步，道光年间太平天国就起来了。如果说清代作为一个传统王朝，不跟西方接触，不从西方引进什么洋枪洋炮这些技术去镇压太平天国，不向西方去借款，按照历史规律，它就会灭亡。在太平天国这一阶段了，按照王朝的兴亡律，这个王朝就应该灭亡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陶澍这一批改革家，他们提出了一个策略，就是逐步的改良。逐步改良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曾国藩。就是一点一点的修补，一点一点的维护，不去做大的改变。如果去做一个大的改变就会非常危险。

这时，出现了另外一批改革家，就是今文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是不问政治的，但是今文经学派是要讨论政治的。清代实际上从常州学派就开始讲今文经学了。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就是龚自珍的老师。今文经学派这一批人的代表人物谁呢？就是龚自珍和魏源。魏源在经学上讲今文经学，在史学上则开启西北史地的研究风气。今文经学家讲政治，也讲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跟嘉道经世派不一样，它是一个什么改革呢？是一个彻底翻盘的改革，全盘改革。这一派人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康有为。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今文经学派彻底改革的设计才完全失败。

在嘉庆、道光年间危机重重的时候，我们面临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以陶澍这一批嘉道经世派提出来的逐步改良的方案；另外一条就是今文经学派从龚自珍到康有为提出的全面彻底改革的方案。实际上我们中国最后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到了戊戌变法之后，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变法不成功，下一步就是革命。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有个逻辑关系，就是讲到辛亥革命，讲到近代革命，都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来的，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后面的革命都不会发生，改良的道路还可以走。

我老想起另一个湖南人，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家祖籍实际上是江西人，但出生在长沙，他自述“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也可以算是湖南人。周达武是湘军的一个将领。

他的祖父陈宝箴做过湖南巡抚。陈寅恪晚年追忆他的祖父陈宝箴在戊戌变法时的经历，曾经讲过，他说陈宝箴这个人跟康有为激进变革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陈宝箴设计、实施的湖南新政是一个逐步改良、逐步变革的道路。陈寅恪比较了解他祖父的思想，他认为，陈宝箴所主张的是“历验世务，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就是以历史经验结合西方的政治文化，变革“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陶澍、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相通。所以我们看到陈寅恪老年时，自嘲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陈寅恪似乎是自嘲，实际说出了家族思想渊源所在。陈宝箴在戊戌变法期间主持的湖南新政，是沿着陶澍、曾国藩等人的改良道路在走，惜乎大环境不配合，终于一败涂地。

我们发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选择一条嘉道经世派所开启出来的逐步改良、逐步变革的道路。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改良的道路堵死，中国近代的道路就彻底给定下来了，就像一列列车一样，不再回头，走上了近代革命的道路。

这是我从陶澍的思想学风以及中国整个近代历史的演变所联想到的。我的感想就是，以陶澍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派这批人的思想确实非常宝贵。如果我们把历史复盘，我们会发现这批人的思想资源可能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有所帮助，乃至于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启发作用。

四、陶澍培植出来的曾左胡这样一批拼命硬干的人就是中国文化精神力量之所在

最后，我还想借这个题目再讲一点个人感想。也是我昨天跟志频兄在路上讨论的时候，随机想起来的问题。

我们老是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然后我们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你想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你已经给中国传统文化预设了一个优秀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完全优秀的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鉴别。并不是说我们会说汉语，能写中文，就代表我们能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些核心价值，可能我们还是很模糊的。

刚才徐老师讲到优秀的湖南人、了不起的湖南人，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湖南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经世致用。所有的学问最后都归结到一点上来，就是要经世致用。那么这个经世致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文科跟理科的区别呢？就是说文科生是不能经世致用的，因为你读的那些书都是虚无缥缈的，你读两首唐诗宋词陶冶一下性情可以，但是有实用性吗？没有。那么理科生读什么工程之类，他就能经世致用，至少能建几座高楼嘛！所以说湖南人经世致用，就是具有理科生的这样一个特质。是这样简单吗？恕我不能苟同。

如果湖南人天生有理科思维，那么湖南有过什么大科学家呢？除了袁隆平之外，我没发现湖南人中间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当然我孤陋寡闻，我这个话讲出来，可能对诸位有点不敬。除了袁隆平之外，诸位能告诉我另一位湖南的了不起的大科学家吗？可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质不在这个地方。

那么，什么是湖南人讲的经世致用？非常简单。就是你的学问一定要发挥，要对这个社会上起作用，要对这个人群起作用，否则的话就是空谈。经世之用追求的是要做事，不是为了做官。好比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了，非常庸俗的人，从我庸俗的立场出发，做官我能明白其中的好处，做事我反而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做事呢？这里面是源自于什么动力呢？这源自于儒家的一个根本的精神，叫“知其不可而为之”。

儒家从先秦孔子开始就有一个社会责任感。有一个佛教经典故事，可以用来比喻这种精神。说有一座山失火了，一只小鸟就飞到一条河流里，用自己的羽毛沾湿一点水，然后回到山上，把水洒向山火。一遍一遍地来回飞，要把这个火灭掉。这时，山神出现了，说你这个鸟怎么这么愚笨呢？你这两个翅膀能沾上多少水呢，怎么能够扑灭漫天大火呢？小鸟回答，“尝居是山，心不忍耳。”就是说，我曾经借居在这座山上，对这座山有感情，看见这个火不灭，我心里是不忍的。这就是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其实就是一点不忍之心。

北京大学的杨立华教授讲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讲儒家跟道家的区别，就是孟子跟庄子有什么区别呢？假如说，有一个地方失火了，这个时候孟子跟庄子手里都有一桶水。两人就讨论说：这一桶水要不要泼上去呢？庄子就说不要干了，这桶水泼上去无济于事，你干这个事情干嘛，你不是傻吗？这就是道家，站在旁边看一看，观察一下。孟子的态度是什么呢？我有一桶水无济于事，我也要泼向这堆火，这叫“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深切的与族群同在的不忍之心，永远不会泯灭，这就是孟子讲的“四端”，“四端之心”是永不泯灭的。

儒家实际上就是凭着这一点不忍之心，化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一直在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嘉道经世派背后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和追求。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和追求，陶澍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理工科学生，讲水利、讲漕运、讲盐政的技术官僚，这样的人也很不错，但比比皆是，有什么东西值得树立为“嘉道经世派”大讲特讲呢？我们今天的理工科学生还少吗？假如他没有情怀，没有受过好的人文教育，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人，社会疾苦与他何干？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就是这样一帮人。而儒家不一样，儒家有热情，甚至在绝望中也怀抱热情。嘉道经世派培养出来的这批湖南人，他有实际干事的能力，研究军事、地理、农业、水利等实际的技术型学问，这样也可以说他是理科生。但是我总觉得，前面还要再加一个定语，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理科生，充满热情的理科生，不计成败得失，不顾生死危难，他要去拯救苍生。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理科生，因为他是儒家，不是道家。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多少有点理解一点湖南人的精神了。

我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我生活在湖湘文化的氛围当中。我对历史上儒家的仁人志士是有感应的。我在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们讲，诗词歌赋是中国文化，茶道花道、古筝古琴，优雅的风花雪月，也算是中国文化。但我理解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很硬性的、一种很刚强的精神，是什么呢？是文天祥，是林则徐，是谭嗣同，也包括陶澍，乃至于陶澍培植出来的曾左胡这样一批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力量所在。也许我们中国文化还要加上一个包容开放的心态。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再加上一个包容开放的心态，我们中国文化就一定能够复兴。如果把中国文化只理解成一种工具性的、一种休闲的享乐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不复兴也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