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西周时期的大学和小学

作者：李琳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初八日庚申

          耶稣2022年7月6日

一

我国最早学校的设置情况，从文献看，可以追溯到虞舜至夏商时期，《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胶。”《孟子》又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庠”和“序”的最初含义都是养老的地方。“广”是房舍的意思，“广”下放羊，就是“庠”，所以，“庠”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看守畜养牛羊的地方。原始社会有敬老的习俗，“庠”到后来便成为养老的机关。由于这些被养的“老”，不管是“国老”还是“庶老”，都可以说是贵族统治阶级中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威望，有着丰富的人生和社会经验，统治者便赋予这些老人担负一部分教育儿童和青年的责任，这些地方也就逐渐演变成了有养老和教育双重意义的社会机构。

“序”原是指练习射箭的地方，《孟子》云：“序者，射也。”《说文》对“序”的解释是，只有东西墙，没有房屋。因此，“序”在开始时只是有东西墙的一块射箭场地。“序”后来变为养老机构，是因为老年人可以在这里进行射箭锻炼，进而培养年轻一代练习射箭技能，所以也就逐渐又有了教育培训的性质。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就是把庠和序都看作了实施孝悌教育的学校。

“校”原是用木作栏格养马的地方，《说文》释之为木囚，后来演变为角斗、校猎、考校和检校等场所，最后才演变成现在意义上的学校，所以，孟子说：“校者，教也。”

由于时间久远，关于虞舜和夏代已经有了“庠”和“序”的说法，在考古中无法得到实证，我们暂时存疑。但商代设有学校是得到了证实的，不但文献中有在学校任职的师保、太师和少师等名称，而且在甲骨文中也多次出现了“教”“学”“师”等字样。这时的“教”已经不仅仅是只教人伦道德，而且还包括“习刻文字”；“学”既指学的内容、教学的活动，也指教学有一定的场所；“师”，《尔雅》解释为“众”。人才是集众之所长者，是人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因此可以称“师”，乃为人师表的意思。

从商代发现的学校类型看，有“庠”，有“序”，还有“右学”和“瞽宗”，而且还明确了大学与小学之分。如《礼记·明堂》就说：“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商代所谓的大学、小学同我们现在说的大学、小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商代的小学是指地方诸侯或方国举办的学校；大学是指中央政府设立的学校，包括“右学”和“瞽宗”。二者其实是名异而实同。瞽，本意指盲人，《传》云：“无目曰瞽。”古代以目盲者为乐官，所以又成为乐官的代称。瞽宗，原为乐师的宗庙，用作祭祀的场所。祭祀中礼乐相附，瞽宗便逐步演变成了对贵族子弟进行礼乐教育的机构。商代颇重礼乐教育，故有“商人以乐造士，而命之曰学，又曰瞽宗”（《读四书丛说》）说法。商代人尚右尚西，把“瞽宗”设在国都南郊明堂西门之外，也就是右边，故也称“瞽宗”为“西学”“右学”。

二

西周时期，由于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迅速，教育机构的种类、数量、教舍的环境和教学的内容、形式、质量等，也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西周实行的是乡遂制度，乡和遂都是西周社会的基层组织。乡是相对于“国”而言的，在周初及其以前，所谓“国”是以城圈为限的，城圈以内为国中，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城圈以外为郊，住在城圈外的人称“野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关于“国”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国”的空间范围扩大到了周天子和诸侯都城之外的四郊以内，而“野”也就变成了四郊以外的地区。住于“国”者称“国人”，住于“野”者称“野人”“庶人”。野”又作“鄙”，故又称“鄙人”。

“国人”和“野人”身份不同。“国人”有权议政，也有纳军赋、服兵役义务，“野人”则没有。国野对立的制度，自春秋中叶后，逐渐废弃。

国划分为若干乡，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野划分为若干遂，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这有点类似于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行政区划，城市按级别分设市、区、街道，农村按级别分设县、镇（乡）、村。

乡一般来说是贵族居住之地，遂则为平民居住之所。

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乐教兴业成为西周王朝的治国思路和兴国之策。由于“制礼作乐”本质上是出于政治需要，因而以礼乐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各级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以内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仅是周王朝得以走向兴盛的关键，也成为西周“成康盛世”的重要标志。

西周延续了商代的做法，将学校教育的教职员以政治官员身份纳入官僚体系，如《周礼·春官》就明确规定，大司乐掌管大学，建立并管理王国有关学校的政令。大司乐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下属设有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蒙、视瞭、典同、磬师等数十种职位。

另外还规定，只有有德、有艺之人，才能到学校任教。身故之后，就奉他们为乐祖，在学校祭祀供奉。

按照西周社会国野、乡遂的划分，西周实施礼乐教学的体式也可以划分为三种，即“国学”“乡学”和“遂学”。

国学，是专门为上层贵族子弟开设的教学机构，属于“官学”，有大学与小学两种学制。小学一般是10岁入学，实行寄宿制，主要学习乐器、诗歌、舞蹈等。到15岁以后，不仅要学习音乐和射御之术，还要学习一种名为《象》的高级舞蹈。至20岁，举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

不过，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仅限于周王的王子、嫡子、众妃的长子和其他公、侯等贵族的嫡长子，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血缘关系就近入学。广大平民百姓中，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可以经过个人奋斗，再经过层层选拔才能迈进大学的门槛。进入大学学习的年龄也不大相同，一般是20岁左右，但王太子由于15岁即举行冠礼，因此15岁就可以进入大学。从平民者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年龄可能会更大一些。

《礼记·学记》记载，西周大学的学制为9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四种课程。

按《礼记》的说法，西周时期的大学分为五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龠之所，由乐师主持；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上庠，为学书之所，由善书者主持。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理想化的色彩，根据考古成果来看，西周大学的主要机构是“辟雍”，金文写作“璧雝”，又称“大池”“璧池”。辟雍的外形酷似玉璧形状，外围是一个人工修建的圆形大池，叫“灵沼”，中心是圆形的高台，古文献中称为“灵台”或“台榭”，也是狭义的“辟雍”。高台上建有高大而没有墙壁的“宣榭”和宗庙。灵沼之西岸修建有“灵囿”，养有飞禽走兽，是“大学”辟雍射击的对象，也是用来祭祀“上帝”和祖先神的祭品；“辟雍”台榭靠船只或舟梁与外界相连。

“灵囿”是大池塘之外的园林，里面蓄养有各种野生状态的飞禽走兽，专供学习射艺的学子和参加“大射”礼的“小子”“小臣”们乘舟射击。这种比艺的习射活动是在击鼓奏乐之中进行的。可以想象，鼓乐齐鸣，各种飞禽走兽惊慌失措，到处乱窜，对射者而言肯定有不小的难度，但惟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射中猎物，那将来上了战场，就会是个合格的战士。

根据古籍相关记载，西周王室灵沼面积大约为28万平方米，相当于39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辟雍面积大约为3万平方米。而灵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毛诗传笺》）

《诗经》收录了一首名为《灵台》的诗，对辟雍灵台有精彩的描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翯翯。

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

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善安排。

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

开始规划莫着急，百姓如子都会来。

君王在那大园林，母鹿懒懒伏树荫。

母鹿肥壮毛皮好，白鸟羽翼真洁净。

君王在那大池沼，啊呀满池鱼窜蹦。

钟架横板崇牙配，大鼓大钟都齐备。

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

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

敲起鼍鼓声蓬蓬，瞽师奏歌有乐队。

据文献记载，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灵沼乡一带就是西周时大学所在地，这里是周王室和贵族的渔猎区，其中设有“辟雍”（灵台）和“灵沼”。

乡学，是地方音乐教习机构，由地官大司徒负责管理。大司徒下属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官员。老师由乡民举荐具备六德、六行和六艺的品德高尚之人担任。六德是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乡学学生的必修课。

遂学，顾名思义即在遂野这样的偏远之地办学校。由于这方面的资料较为稀缺，所以具体详情不得而知。但《周礼·天官冢宰》载“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氓”，说明遂地确有乐教存在的事实。“兴氓”就是教育遂民的意思。

当然，由于《周礼》成书时间，从西周至东汉末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也使得它的真实性打了一定的折扣。《四库全书总目•周礼注疏》对此解释是：

“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托名为周公的著作所述内容并不是凭空编造，只不过被后世腐儒因正统需要或增或删，过度美化了而已。

三

总体来看，殷商西周时期的大学和小学教育，还属于人类教育事业的萌芽、草创阶段，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它们共同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教育主要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办学者没有或很少考虑为生产服务。因此，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书和数外，其他均与生产劳动、科学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设置礼、乐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文治官员，设置射御则是为了造就军事人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自然科学规律探索的肇始，由此和西方文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是学在官府，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办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孔子开设私学，此时由官府垄断学校教育的局面才被打破。但这种私学的办学性质、目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同官学保持着高度一致，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封建和帝制社会中，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三是政教不分。西周时，学校虽然由原来的养老机构衍变成了专门的教育场所，但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等，都是同政治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教育就是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很显著的例子，历任周王经常将一些比较重大的政治、宗教活动安排在辟雍中进行，如明堂大祭、召见诸侯、献俘庆功、分封授赏等，《诗经》中的《大雅·灵台》、《周颂·振露》等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金文也有大量相关的记载。

四是官师不分，即官员和在学校任职的老师大都是朝廷命官，便如乡学教师一类，也必须有当官的经历，所谓“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的大夫。他们“名曰父师，士曰少师，以教乡人子弟於门塾之基”。（《十三经注疏·义理注疏》）换言之，那个时候还没有专职教师，官即师，师即官。

天子也时常到学校去，或督促，或检查，或亲自执教，不一而足。这种情况不仅文献中有记载，许多出土文物也能证实，如康王时期的青铜器“麦尊”铭文就记述了康王在辟雍乘船打猎，诸侯乘赤旗舟跟随的情况；穆王时期的“静簋”则记述，穆王在这年的六月和八月，曾两次到大学去，教静学习射箭，先在陆地上学，后在水中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静学得很认真。周王每次到大学去，都带领着群臣，前呼后拥，声势浩大，仪式隆重。这样既壮了威名，也是对学校的重视，可以起到“警众”的作用。

官师合一决定了老师极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天子虽然是天下一尊，但对老师则不以臣下视之，“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是说，根据大学的礼制，老师即使被天子召见，也不必面北称臣，以此表示对教师的尊重。正缘于此，后世的思想家们就把老师的地位提高到了仅次于天子的地步，以君师并称，如《孟子》就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荀子》更进一步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师和君一样，是受命于天，也是治理国家的人。在人世间，除了天、地和祖宗的神灵，就没有比君和师的地位再高的了。

“天地君亲师”在荀子之后，逐渐成为中国儒家祭祀的对象，成为传统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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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

《晚夏殷商八百年》，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晚夏殷商八百年》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酋邦—古国—王国—帝国”人类文明进程划分原则和中国上古史发展实际情况，作者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即“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特殊时期，分别定义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

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从考古学上讲，这段时间正是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的早中期。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这段时间是晚夏至商末时期。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对照文献记载，修正了文献中一些不实之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厘定了晚夏和商代早中晚三期都邑城址的具体所在，系统地还原、展现了早中国时代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