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暨“从朱熹到王阳明”学术研讨会(第四分会场)

栏目:会议讲座、纪念阳明子诞辰550周年
发布时间:2022-07-21 17:37:11
标签:“从朱熹到王阳明”学术研讨会

隆重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暨“从朱熹到王阳明”学术研讨会(第四分会场)

来源:“中华孔子学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三日乙亥

          耶稣2022年7月21日

 

7月18日上午,隆重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暨“从朱熹到王阳明”学术研讨会于线上顺利召开。7月18日下午14时,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大会第四分会场学术会议如期在线上举行。

 

 

 

经过上午隆重的开幕式和精彩的主题发言,学者们热情洋溢、各抒己见,下午第四分会场开展了两场异彩纷呈的分组会议。两场分组会议的主持人分别是廖小炜、高立梅两位老师,由任蜜林、宋立林两位老师担任评议人。

 

宋立林、高立梅、姜妮伶、张志强、任蜜林、廖小炜、赖区平、王琦、张丽丽、陈志雄十位学者就各自的论文展开报告。

 

宋立林老师以“楚简《性自命出》心性论再论”为主题做了报告:郭店楚简、上博楚竹书等出土文献是研究先秦思想史、先秦哲学史的珍贵史料,其中郭店简的《性自命出》一篇自出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此篇填补了孔孟学派之间的心性论,以“天—命—性—道—情”的逻辑结构展开了儒家的心性论,展现了人性与天命的贯通。全篇肯定了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论。宋老师特别关注《性自命出》对于“情”的重视,其中强调了人的生命本真情感对于人道的建基作用,肯定了心是有定志的道德心,以气论性,打通了人性好恶与道德价值取向的关系。

 

高立梅老师以“《中庸》‘慎独’思想再探”为主题进行报告:《中庸》的“慎独”思想是早期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学术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后期也一直是儒学修养功夫的一个重要命题。回顾学术史上对“慎独”概念的阐释,并没有超越传统注疏的视域和范围,重回经典文本,以儒家早期思想建构的内在逻辑为线索,看‘慎独’概念的演变。高老师认为:性与道的分离是中庸之道实践的困难所在,“君子而时中”,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根本。由性到道的过程,是一个“理一分殊”的过程,是一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慎独过程。

 

姜妮伶老师的报告主题是“《孟子》中的实践智慧与实践整全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指的是能让人在伦理事务中做出正确判断和正确行为的理智状态,中国古代诸德目中,虽无一概念可直接对应,但孟子的“权”具有知善恶、辨是非、知节度的能力,体现了道德判断的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暗含了实践的整全性。在诠释方式上,孟子往往由具体性到抽象性,从特殊性中能够使对话者体会道德实践中的普遍性理则,有时也从普遍性到特殊性,讨论一个理想的、普遍的天命如何落实到道德的层面上,这种应然的天命之性,是孟子对抗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根本所在。

 

张志强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孟荀是非观念试探”:“是非”是先秦诸子共用观念之一,其中以孟子、荀子等人对“是非”观念的塑造较为典型。孟子以“是非之心”的话语方式,将“是非”界定为四端之一,为“是非”观念注入了强烈的道德意涵,“是非”由事实判断进一步提升为道德判断,这一过程与孟子对“本心”和“良心”观念的塑造同步。与此对照,荀子则注重强化“是非”一词作为名相的独立性,剥离了名家单纯的语言游戏成分,是否合乎礼法成为“是非”的主要内容,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于事实和经验。“是非”语词,与先秦诸子共用观念“圣人”“仁义”“智”“心”“道”等搭配、组合,形成了诸子的观念表达,除了包含今人所言事实与价值、真假与好恶的应有内容之外,它们还体现了中国人把握“是非”观念的道德、经验和境界三重维度。

 

任蜜林老师的报告主题是“春秋时期人性论之新探”:“性”字早在孔子之前流传已久,一般可追溯到甲骨文、金文中的“生”字,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性”的观念至少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在古文《尚书》中,“性”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人性,而且包含物性。虽然古文《尚书》两次记载人性,但这两条材料不见于先秦典籍,所以其可靠性值得怀疑。根据今文《尚书》等相关材料,“性”观念在西周初年才开始真正出现。从今文《尚书》来看,“性”字往往指人的自然本性,虽然“不虞天性”有从政治治理角度解说“性”的层面,但并没有明显地提出“民性”的观念。到了春秋时期,“民性”观念开始流行,这说明当时从政治角度论“性”成为“性”观念的主流,这点在《左传•国语》中有着突出的反映。春秋时期对于人性的讨论大多是从政治视野下进行的,因此大多从君民关系的角度着眼,而缺乏人性讨论的普遍性,这是孔子之前人性论的主流,也是孔子提出人性论思想的基础,提出更为普遍的人性论、民性观是孔子超越之前人性论的一个主要贡献。

 

廖晓炜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可以与能:孟、荀哲学歧异重探”,廖老师指出:《荀子》中“可以”是逻辑上的“能”,“能”是实际已达到的结果,而孟子混淆两者,误解了荀子。孟、荀之间的分歧展示了儒学内部两种不同的道德行动观,孟子透过心、性、情、才、良能良知等观念,对孔子所谓“力”的观念具体化,以性说善,建立性善论。在荀子看来,孟子对道德行动以及修身问题的思考过于乐观,认为孟子不只在理论上混淆了性伪之分,而且将修身也只看作一种内在的自我教化活动,如此,圣王、礼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何说明呢?因此,荀子以礼为中心,对道德行动和修身提出了一套不同于孟子的系统性看法。廖老师认为,孟、荀二者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应当关注他们不同的解释对于今天人们道德行动的启发。同时,分析孟、荀二者的歧异,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朱熹和王阳明关于知行的争论。

 

赖区平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先秦儒学中的‘心’——以《大学》《孟子》为中心”,赖老师从思孟“五行”说展开,提出问题:五行中的“圣”意味着什么?认为先秦儒学中的“心”是与“圣”相关联的。通过对《大学》《孟子》诸文本的解读,可以发现心灵结构除了一般说的知意情等心灵活动内容外,还有作为主宰的“心”这一核心部分,可称为主宰心。《大学》“心一意一知”的心灵结构,尤其突显了“心”作为主宰者,有别于作为助治者的“意、知”,不能将“心”化约为意、知或二者的结合体,或将其混淆为作为心灵活动总体的心。即使是纯善的好善恶恶之意,也可能有所偏,例如爱子之偏变成溺爱。“心”的主宰作用具体表现为“权”,所要对治的是那些本身善好但却有偏的意、知和气质,以求保持“时中”,这就是正心。致知对治的是愚,诚意对治的是恶,正心对治的是过。而《孟子》将心灵中的助治者划分为四部分,确立了“心一四端”这一四科式的心灵结构。它们正对应“圣一四德”的五行/五德结构,由此为思孟“五行”说进行了心灵莫基。

 

王琦老师以“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展开了报告:宋代经筵制度的完善,为经筵官通过讲学活动中的经典诠释与互动交流,促进君臣在思想意识与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机。通过对《孟子》在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可知帝王出台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离不开他们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与认同。而经筵《孟子》讲读,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动孟子升格运动完成的关键环节,这与经筵设立的目的、经筵官的职责与经筵讲学的特点密切相关,促进了《孟子》的官学化与社会化。

 

张丽丽老师报告的主题是“互镜与融通:从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如何在比较的视阈下探索中西哲学的特质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然而比较方法的择取会影响其结论。鉴于“和而不同”共识下的同异方法之争带来的哲学困境,当代比较路径旨在以互镜的模式澄清误解、以对话的方式共谋发展、以融通的宗旨范式创新。以中国哲学“一多不分”而西方学“一多二元”的研判为例,用旧的方法解读,中西很可能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使用新方法则能挖掘出“一多关系”背后中西深层的形上关联及各自的理论倾向。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中西均存在“不分”和“二元”的情况,只是中国侧重建构“感通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倾向发展“超越的形而上学”。

 

陈志雄老师报告的主题是“慎酒立教:周初的酒政与德教辨析”,陈老师分析指出:《尚书•酒诰》中的“饮酒亡国论”有刻意夸大的成分,凸显酒的问题关涉政治纲纪与国家存亡,这一渲染性论调是周初执政者为了回避殷周积怨,转移矛盾焦点,进而说明天命如何在殷周之间转移的需要。《酒诰》所表现出周人在酒的使用上保持警惕、审慎的态度,实根源于其自身“惟土物爱”重农恤耕的传统,亦是出于谨慎、稳妥应对殷人势力的考量,避免行动过激。周人对酒并不是一味否弃不用,而是通过伦理化的处理方式,将人酣酒的官能欲望消解于孝友父兄、养老敬君、祀祖敬天的人伦义务与神事责任之中,使得酒的使用活动本身获得德性培育与道德教化的意义。

 

19日上半场的小组讨论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李健君主持。

 

谢晓东指出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基于此种现象,谢晓东提出了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在朱子之后和罗整庵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整庵之死以及十六世纪中后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1790年的宽政异学之禁意味着日本朱子学的衰落,衰歇了的日韩中朱子学说明朱子学中心消失了。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

 

王林伟认为康德哲学在牟宗三的思想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王林伟提出以牟宗三早期的逻辑与认识论思想为主,涌过哲学义理的重构来展示牟宗三早年是如何通过对逻辑之本性的思考而契接康德哲学之精神与路向的。在此之外,王老师进一步指出本项研究将进而指出这种契接有着什么样的特点与局限性,它们又对牟宗三后期的哲学思考产生了何种决定性的影响。

 

谢远笋通过梳理体用论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的发展线索,揭示这一发展的动力实源自传统体用论思想自身的张力。谢老师指出熊十力在论证体用不二时,不得不引入物(翕)这一不称体之用,但又始终不能让它得到合理的安顿,这种理论上的困境,正是其体用思想的内在矛盾导致的。熊氏对权用的偏废,只有在牟宗三借助西方哲学资源,并重新引入佛学,以良知坎陷说证成两层存有论,承认权用的相对独立性,并以开权显实处理二者关系之后,才得到合理解决。

 

赵景飞认为至陆王心学以来,“心”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心”逐渐哲学化是一个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庄子哲学是其中的一个菲常关键的环节。《庄子》文中,“心”共出现187次。以内七篇为核心,《庄子》文中“心”的概念有如下层次:认知心与情感心、杂染心、固执心、虚静心、主宰心、游心等不同意涵。

 

潘卫红指出在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问题上,尽管王阳明和亚里士多德对什么是“德”的规定明显不同,但是,二者都汪重“德”的知识和践行。王阳明捏出“知行合一”论,知者必行,行者不一定知,真知要通过“行”才能获得,为此,知与行需合一并进。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在于现实活动,也即行,知识对于德性至关重要,有知者才有德,有德者必定有知。比较二者在这一王题上的观点的相似和不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简慧贞认为劳思光先生提出了“基源问题研究法”整合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角进而审视各时代的哲学思潮有基历史脉络更有欲解决的时代议题,而思想家们的哲学理论便是为了解决各时代的哲学议题建构起时代精神。简老师提出劳思光先生如何以其方法论论证以及肯定阳明思想,如此的方法论研究阳明思想且定位阳明在宋明儒学脉络的地位,是否有需要在加以讨论、爬梳之处?并进一步做出了精辟的回答。

 

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兴国对上半场报告集中进行了评议。

 

19日上午下半场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林伟主持。

 

吴光辉认为岛田虔次的儒学研究尽管曾得到张立文、吴震、邓红等一批学者的零散关注,却也存在着不少被批评或者被误读的地方,故而需要站在一种经典诠释的视角来对之加以“正名”。他指出岛田虔次就这样以不断否定的态度、不断革新的观念持续地进行着学术性的研究,更始终保持着一种“为儒学辩护”的关怀态度,由此也确证了自身作为一名儒学的研宄者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

 

徐倩认为作为日本明治时期官学首领的井上哲次郎十分重视阳明学,其相关研究始终贯穿着两大主题,即构建东洋哲学与构筑国民道德,进而由此确立了阳明学的日本主体性、近代性。特别是在国民道德层面,井上哲次郎将日本阳明学者的思想按照《教育敕语》精神加以变形,并与武士道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阳明学研究风貌,一跃成为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的主流。

 

李健君以精神自由、心灵自由为切入点展开对中国心性思想的讨论。他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意识活动的意向性问题还有生命自由问题。李老师进一步将意识的意向性与阳明的“良知”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并指出中国的心性之学绝不是庸俗化的道德哲学,而是容认知道德与审美统一的,并且在道德生活,尤其是生活的审美化之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向昊秋认为阳明学派的分化源于“天泉证道”,阳明殁后,阳明后学逐渐分化为不同学派,但关于歇是“王门正传”的争议不断。20世纪上半叶是阳明学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对“王门正传”多有讨论。谢无量认为江右学派才是正统,而钱穆对此持怀疑态度。贾丰臻独辟蹊径,认为薛侃才是阳明学正派。太虚则指出阳明后学中未有得阳明全旨之人。嵇文甫对王龙溪等左派大加赞赏,而王心湛则直接称王龙溪是王门正宗。日本学者楠本正继认为王龙溪是阳明门下第一人,岛田虔次亦对王学左派大加赞扬。而冈田武彦则认为邹守益等人才是阳明学正统。综观而言,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者对“王门正传”的争议亦没有定论,但阳明学在明代中后期盛行于世,王龙溪、王心斋的功劳最大这一观点是共识。

 

连凡对即将翻译出版的《宋明儒学的本质》一书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此书共分8章,另有附录3篇。从内容结构上可以分为3个大的部分。第1部分从第1章至第3章,主要是对唐宋元明时代文化精神的阐发。第2部分从第4章至第8章,是从哲学史与思想史相融合的视角出发对宋明儒学中的经学、实学、理学、心学、气学等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发展脉络的分析。第3部分即最后附录中的三篇文章,包括明代儒学的展望,明末儒教的动向以及明代思想的动向,是对明代思想发展络及其精神主旨的概括。

 

随后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谢晓东对下半场报告做了点评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言学者也依次做了回应。

 

至此,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大会第四分会场学术会议19日上午场顺利结束。

 

 

 

第四分会场总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任蜜林教授在闭幕式上从四个方面对第四分会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一个方面是对早期儒学的研究,包含郭店楚简、先秦人性论、孟荀思想等内容;第二方面是关于宋明理学与比较哲学的讨论,涉及经筵讲学、东亚朱子学、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等重要内容;第三方面是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关注了牟宗三哲学、体用论、庄子心学等内容;第四方面是关于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涉及岛田虔次思想、井上哲次郎、冈田武彦等日本学者的思想与对宋明理学的研究。

 

END

 

整理:李言嘉(武汉大学国学院硕士生)

马志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生)

编辑:孔维瑶     

审核:欧阳祯人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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