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化，今天再出发——五四研讨会」发言
     
     
    中国文化建设的中道之路
    作者：梁涛
    
     
    
    今天听了大家的讨论， 感到“五四”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每到中国文化的变革时期，或者重新寻找发展方向，都要回到“五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再出发”，自然也要从“五四”谈起。但是听了大家的讨论，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关注“五四”了，“五四”对我们不那么重要了，也许中国文化就寻找到自己的路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感受，也可能不对。
    
    两年前，我为《中华读书报》写过一篇文章：“激进与保守之间——五四90周年的回顾”，对“五四”做了一个重新诠释。为什么要重新诠释呢？因为我发现，以往人们对“五四”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把“五四”简单理解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尽管她引进科学、民主有功，但底色一定是激进的，是反传统的。一旦抛弃这一点，便是倒退，是对“五四”的否定。可是最近十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那么，如何看待国学热与“五四”的关系呢？当时有学者写文章，说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今天纪念“五四”还有意义吗？难道当年“五四”先贤都错了吗？我觉得这样一种简单对立的看法，恐怕是有问题的。其实仔细考察一下，“五四”新文化是蛮复杂的，不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也有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虽然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有分歧，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他们都认可科学、民主的价值观，都反对帝制等。既然他们在这些根本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自然应该都归到新文化的范畴中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所谓“新文化”在当时主要是指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引进，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这一点，梁漱溟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当然，他们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地方，陈独秀等激进派则着眼于“破旧立新”，破除传统文化中僵死、教条的部分。梁漱溟等认为我们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价值观，并不等于要完全否定我们的传统，相反，恰恰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推陈出新”，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要走的道路。从这一点来看，五四新文化实际经历了由“破”到“立”的过程。其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自我批判、否定，到自我肯定、重建。“五四”时期当然是激进派的批评、否定占了上风，但之后建设的工作还是在进行，刚才有学者讲了，五四之后，传统并没有中断，儒学并没有被打倒，传统、儒学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贺麟先生说过，五四新文化是打破传统儒学中僵化教条的部分，它对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个解放的作用，比曾国藩等提倡儒学的人起的作用还大，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也符合历史的实际。只是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干扰，打断了这一文化重建的工作，特别是到十年“文革”，激进主义、虚无主义、反传统达到登峰造极，所以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走了太多的弯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才开始由“破”转向“立”，重新回到文化重建的道路。那么如何文化重建呢？自然是要回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使二者相结合，也就是回到梁漱溟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上来。所以社会急剧变革时，人们往往激烈反传统，而当社会趋于稳定时，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传统，肯定传统，这恐怕是各民族的通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必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与“五四”新文化对立起来，相反应看做是后者的合理延续，“五四”激烈反传统后出现了第一次国学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激烈反传统后，是九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以及今天的国学热，可以说都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今天很多学者都谈到启蒙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性“启”传统之蒙，但当时的启蒙是在没有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对西方文化，不管是科学还是民主，都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没有看到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科学，当时的学者不是将其理解为一套知识体系，认识方法，而是看成一个全能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有任何的质疑的。当时张君劢提出，“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了，可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科学与玄学”大讨论，凡质疑科学者都被称为玄学鬼，被批倒批臭了。还有民主，“五四”时期对民主的理解也是比较特殊的，我们今天说到民主，会认为它是一套价值观，更重要的，民主是一套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可是“五四”时期基本上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思想观念，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人的观念，而当时所谓的“人”主要是指一种个体的，独立的，从一切权威、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表达的是一种个性解放的观念，这一点是很奇怪的。其实从制度上看，“五四”时期的中国绝对是民主的。根据熊彼得的观点，当时的民国政府完全是一个民主政府，它有宪法，有民选总统，有议会制，有多党制，完全是一个民主政府，完全实现民主了。可是为什么当时又提出民主的问题？这是因为民主制度虽然建设起来了，可是社会并没有走向大治，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混乱、不适应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缺乏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一套思想，这套思想的核心他们认为就是个体，故主张个性解放，冲破礼教等等，加之当时的军阀往往尊孔，出现了袁世凯、张勋利用儒教复辟的事情，所以新文化的矛头主要对向了旧伦理、旧道德，对向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青年人走出家庭，自由恋爱，男女同居成为一种风气，蔡尚思曾提出一种“大人伦观”，主张一切男人皆可为夫，一切女人皆可为妇。认为是对传统五伦的突破。今天看来，这就是一种性解放，在当时却颇有市场。所以后来钱穆讲了，“五四”新青年所追求的个性，不过是人欲而已。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的观念能否建立起民主国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呢？其实，民主国家的社会秩序往往是靠宗教，靠礼俗来维系的，这一点康有为已经看到了，认识到“教”对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建立孔教，尽管康有为的方案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他的努力方向还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今天谈启蒙，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双向启蒙，既以现代性“启”传统之“蒙”，也以传统“启”现代性之“蒙”。现代性的弊端在今天已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看的很清楚，所以就不能像“五四”时期持一种简单乐观的态度。比如说科学，科学的重要性我们都看到了，但科学可能会带来的弊端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美国时，我与教会的人有接触，他们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早晚会被自己创造的科学毁灭掉的，所以科学只有听从上帝的指导下才有希望。还有民主，近代西方民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她一方面释放了个人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对对社群的瓦解也很大，造就了一个凡俗的社会。2007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曾去采访林同奇教授，当时正好发生了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当时林同奇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幸亏美国还有一个基督教，否则的话，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据我的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现在西方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较为激烈，一些学者提出用传统宗教弥补个人主义的不足。这其实就有一种双向启蒙问题，在今天，我们视野更应该开阔一点。
    
        早上徐友渔提到了“启蒙是一项未竞的事业”，这个说法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近些年来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启蒙？这个问题恐怕更重要。今天你谈科学，谁还会反对科学，根本没人反对。当然你可以说科学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科学成果，还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盲目追求GDP之类。但总的说来，科学在观念上已不成为问题。至于说决策不科学，再说民主，“五四”时期谈民主，主要理解为个人的观念，用鲁迅的话说，像是一个黑屋子，大家都在沉睡，根本没有觉醒，没有自我意识，启蒙者的任务就是去把他们唤醒。今天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中国人的“自我”、私欲膨胀得非常严重了，缺乏的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这种信仰并不能去到个人主义那里去寻找，到民主那里去寻找。你看西方民主社会，恰恰是一个庸俗的社会，是一个大众文化泛滥的社会，电视上充斥的都是“饮食男女”，台湾民主化后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西方社会的信仰主要来自传统宗教，来自基督教，台湾佛教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些恐怕都是“五四”时期启蒙者没有想到的问题。今天大家关注民主，主要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这么严重，大家希望通过实现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不仅仅是个启蒙问题，因为贪污腐败的原因大家看得很清楚，权力缺乏监督约束啊！不是老百姓不懂，不是老百姓还在黑屋子里沉睡，老百姓精着呢！不信你去菜市场问问，小摊小贩都懂得这个道理。你说既然老百姓都懂，都知道腐败的症结在哪里？但腐败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呢？这是因为政治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你的力量不够强大，当然没办法解决，等你力量强大了，你才有可能解决，所以这不简单是一个启蒙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些搞启蒙的人，对传统文化，对自己的传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启蒙，就是用传统文化来来启现代人“良知傲慢”之蒙，启现代“新蒙昧”之蒙。昨天我在网上我看到了一个邓晓芒的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邓晓芒先生今天不在这里，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厚道，但这些年邓晓芒一直在讲启蒙，提出一个新批判主义，将启蒙主义大旗举得很高。加之我又正好看到了这篇演讲，触动了我，所以我要专门谈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邓先生说信仰是从宗教中产生出来的，而宗教有很多等级，有自然宗教、实用宗教，还有真正的精神宗教。他说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精神宗教，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而中国传统宗教包括儒教都是实用性宗教，是不能给人真正信仰的。比如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起来很崇高，其实还是实用性的，是一种物质化的精神。
    
        邓先生以这样一种孤陋、封闭的心态对待传统，我觉得非常有问题。首先，他对宗教的理解其实是来自早期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将自己看做是唯一的宗教，其他都是异教，都是低等的宗教。这种极端的看法在基督教内部都已被放弃了，现在的基督教学者一般都主张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再采取极端排外的态度。邓先生将这种过时的观点捡过来，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缺乏信仰，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强烈现实指涉，可是邓先生这样一讲，将其还原为一个抽象的文化问题，不是现实的原因，不是长期的政治化教育，僵化的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否定批判，导致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而是中国文化本身就出了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信仰。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它把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都掩盖、遮蔽住了。所以邓先生与“五四”激进派犯得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将具体的现实问题还原为抽象的文化问题，西方文化怎么样，东方（中国）文化怎么样，同时又大反传统，是一种激进、狭隘的认识方法。
    
        邓先生认为自己是在启蒙，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在“蒙启”。邓先生的演讲后，有很多回帖，一些学生说听了邓先生的讲座很受启发。说明他这种启蒙颇有些市场，能蒙骗住一些年轻学生。但也并不尽然，比如有一个学生回帖说：邓教授，你讲精粹的精神性，那么伊斯兰教不是更精神吗，比基督教还纯粹，你为什么不宣扬伊斯兰教？说明邓先生的言论只能哄哄思想不成熟的低年级大学生，稍微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相信他这一套了。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启蒙，是个大问题。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把启蒙当做自己的理想，但是今天或许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启蒙这个问题。比如民主，一直是知识分子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最近变得谨慎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早上旁听的有位莉亚娜女士，她是前南斯拉夫人，现在在墨西哥生活，是墨西哥总统的中文翻译，最近在人大访问。有一天我们一起喝茶，她说起民主，一肚子的火，她说南斯拉夫就是被民主毁掉了，一个完整的国家被瓦解成几个部分，互相征战，打来打去。她是马其顿人，马其顿有200万人口，现在有12个政党，你不知道这些政党都在搞什么，搞得民不聊生。当然我不是否定民主，民主的理想不能丢弃，但是今天谈民主，光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怎么走出一条中国化的民主道路，这恐怕是问题关键。这不是启蒙问题，不是喊口号的问题，而是要去实践，要去摸索，要将民主理念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结合。我就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