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灏先生早期的 发展与生活点滴

作者：丘为君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本文为丘为君老师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刊发于此，并由编辑部做出必要的技术性处理，感谢丘为君老师授权转载！

感谢任锋召集这个会议，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来纪念张灏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也非常感谢许纪霖教授长期在学术上，推广张灏先生的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张老师很多学术思想的精华，刚刚纪霖兄都已经做了精要的说明。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召开一个关于张灏先生学术方面的会议。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太可能在这里进行专题式的学术研讨会，我就把张先生早期的思想变化跟生活点滴，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关于张先生的早期思想发展，华人世界认识他的人没有那么多，主要是与他早期的著作偏向英文书写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在俄亥俄州大还有一位教中国史的先生，他是Samuel C.Chu（朱昌崚，1929-2013）。朱先生的专业是研究张謇，但是我们跟他的接触比较少。他在美国长大，中文讲的也还好，但是华人学术圈认识他的人就比较少，主要便是他中文著作量不多的缘故。

张老师为什么会有开始用中文书写这样的转变，我的观察有几点。首先是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跟大家沟通，而且这点得以实现，主要还是需要有一些机缘。我大概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来到俄亥俄州跟张老师学习。从现在来看，这个时候张先生已经具备了可以用中文书写的客观条件。因为大概在1975年前后，他那时候38岁，已经是正教授了，可以不需要再用英文写作来满足美国学院派的要求。一般我们在38岁，对很多人来讲才刚刚起步而已。但是他那么早就已经在研究压力极大的美国学术界站稳，算是在学术思想上非常早熟的。

在1975年蒋介石（1887-1975）过世之后，华人学术界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余英时（1930-2021）先生所启动的。余先生那篇在《联合报》副刊连载的《反智论》的文章，在台湾与华人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后来这篇长文收入了1976出版的《历史与思想》一书。《历史与思想》获得了社会上热烈的回应后，余先生便开始鼓励跟他比较熟的几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朋友，包括林毓生（1934-）、张灏、杜维明（1940-）等先生，希望他们能多用中文书写，回馈中文世界的年轻读者。

这个华人学术圈细致的变化，在1975年之后慢慢出现，由于张老师本身已经没有升等压力，便可以在这个机缘下，开始使用中文书写，与中文世界接触。在这方面，他有几个具体的成果。例如他1982年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面就刊登了大家很熟悉的，后来非常重要的文章《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个报纸副刊上面出版这样严肃的文章，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是跟当时的副刊主编高信疆（1944－2009）先生有关系。高先生所主持的红遍海内外的《中时》副刊，一直很重视文化与思想议题，他也长期跟张灏老师保持友好关系。后来在1980年代后期，卸下《中时》副刊工作，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大(麦迪逊，Madison)进修的高先生，和两位年轻作家朋友古蒙仁（1951-）、罗智成（1955-），也来到过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Ohio)作客，我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们跟张老师见面。

在中文写作方面，除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另外在1984年“中研院”近史所开的一个关于经世思想会议上，张老师也提交了一篇叫《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注意的人比较少，但是它的厚度其实不亚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张灏先生的自由民主问题思考与儒学问题研究，看起来好像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其实这当中是有内在联系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初读好像是关于西学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西学的提问当中，他却又连接到中国儒学中最深沉的思想里面去了。要了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这篇文章为何能够出现，可能需要对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很多人用西方社会科学方式来讨论自由民主问题，张灏老师走出一条蛮奇特的路径。他既不是完全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路径，也不是用新儒家的代表性思维方式（民主开出论）。他自己摸索开出一条路径，就是从西方政治理念当中，找出其民主传统的内在根源，然后跟中国宋明理学传统（特别是内圣方面）来连接——即是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框架中，如果是处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那么新儒家当中，徐复观（1904-1982）先生在这个议题上是曾经用心探索过的。但可惜没有系统地开展出来。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以后慢慢再去探讨。

新儒家曾经从“忧患意识”去思考民主这个问题。但是，忧患意识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宗教意识，而是人文意识。在宗教意识里，人透过政治社会现实的反射，而暴露出自我的本质，其实是由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构造的。这种明显的缺陷性，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脆弱性，适与无所不能但又慈爱的神，成强烈的对比。对照来看，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或者说是基督教神学中推出来的，并企图跟中国传统（尤其是宋明理学传统）里的苦行理论（asceticism）——即是天理人欲二元论述——来相连接。就这点而言，幽暗意识它是具有非常浓郁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在基督教的原罪（sin）传统里面。

值得注意的是，张灏先生关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思想体系，大概在1975到85年这十年当中，基本上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且建立的相当完整；之后都只是做一些修补而已。这里必须一提的是，他之所以会持续关注、思考自由民主问题，与他台大启蒙师殷海光（1919-1969）先生的长期通信与讨论自由主义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

张灏先生虽然思索与关注大问题，但是他的生活则是极为简单低调。例如他很早就担任一个大学讲座（42岁起），却很少向人提及。我有一次曾经向他提问这个讲座的性质与背景，他也轻轻带过。大概从1979年到1985年，他在俄亥俄州大学担任Wi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因为很低调，大多数与他接近的华裔留学生，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1984年张灏先生最开心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他哈佛指导教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先生与其夫人一起来访。对他们这两位师徒而言，这应该是一件比较罕见的事情，而此行也可能是名满天下的史华慈教授第一次来访俄亥俄州大。史华慈教授那时候68岁，已经退休了；他大概看他的学生们都已经在各重要学术机构站稳了，所以特别远道过来看这位得其心传的杰出学生。总的来看，1984年这一年当中，张老师那时候47岁，在各方面，无论是在体能或者学术思想上，他都是处于巅峰状态。

我在1984这一年来向先生学习并且担任他的研究助理（RA），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他完成其代表作Chinese Intellectuals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危机中的知识分子》)的出版。这本布局非常庞大、论述结构极其浩繁的论著，基本已经是完稿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是帮他找书借书，做部分稿件修订，以及打字、校对排版等等工作。

198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还是用电动打字机打字，那时候电脑刚要出现而已，市场很混乱，基本上是三强鼎立局面：Apple II，IBM PC，还有一个大家现在很少听过的，叫王安电脑(Wang Computer)。所以张老师的手稿《危机中的知识分子》，扣除导论与结论前后两章，内容主要有四章，基本上就是用这三种不同的电脑来打的。因为老师自己不会打字，也不懂电脑这些东西，当时我受命帮他打这些书稿，直接对他负责，有秘书工作的性质，对他来说，行政程序上也比较简化。但是历史系安排给我的电脑，却是这三种不同的机器（如今回想，可能在我接手打字之前，已经有若干书稿章节，分别交给历史系里的不行）政工作人员，用这三种不同的电脑打字)。令我头痛的是，这三种机器是不相同的输入与指令系统，而且Word Processing才刚刚面世、开始流行，当时也还没有出现WWW这种可以上网查资料的互联网，因此电脑使用者都必须参考厚厚一本的使用手册，大概有500-800页这么厚。这样，结果大概就可以想象了。因为打完后要整合，整合的时候要将三种不同系统整合为一种，稿件就大乱了。乱了以后就苦了师母廖融融（-2019）女士，因为最后师母要把我打出来的东西，重新校对。其实打出来的每一章节，机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每次整合在一起就大乱，师母就必须重头去看到底文稿哪一步分又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她的工作就加重。

这个工作大概进行三年时间，《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大概在1987年完成出版。这本书是张老师一生最重要的英文著作，以后他大部分的作品，主要多半是用中文来书写。这样看来，1987年可以说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例如这当中，隔年也就是1988年，他就出版了讨论谭嗣同思想的那本书《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这本书基本上是从《危机中的知识分子》里面分出来的，因为他有一些想法，在那本书里面写不进去，于是就把它拿出来独立成册。

后来张老师继续对幽暗意识有一些新的反省与想法，提出了超越意识的问题，他再次回到那个幽暗意识的框架里面去。这些反省与想法，具体在他1989年写出的《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可以跟84年《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一起看。在此之前，多数的张灏先生读者，主要多半看重他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这个议题，比较少人去注意到他对儒家问题方面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如果不了解他对儒学问题的研究，就不容易深刻体会《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核心议题。

大概在52岁左右的时候，张先生的思想发展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在时代的刺激下，他竟然走出了书斋，在俄亥俄州大校园中参加了一些相关活动。也是在这以后，他的思考就更倾向以中文来书写与表达，所关心的课题就是像百年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乌托邦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跟民族主义问题，以及还有更为根源性议题的轴心时代等宏大的、与时代休戚相关的议题。

最后我想花一点点时间，来稍微说明一下张先生对我的学术训练，跟他生活中的若干点滴。在学术训练方面，在我一开始接触张老师的时候，他是要我先读韦伯的著作，而不是先读近代中国方面的研究。这是私下的师徒制训练，不是正式课堂上的要求；大约每一两个礼拜，我就要必须跟他报告我读韦伯的进度与心得等等。他认为韦伯在许多领域方面，例如比较宗教、官僚体系问题、资本主义与理性化问题等等，都具有过人的洞见与原创性。他强调我要学习韦伯的比较文明视角，去思考中国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便要我去上中东史课程。由于我是在历史系，不是在偏重汉学训练的东亚所，所以世界史方面的课程很多。

上完中东史之后，我也修过日本史与接受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训练。东南亚方面课程不在历史系而是在政治系，比较偏重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当时我的主修（major）在历史系，辅修(minor)则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这两个领域。在中国史方面，我主要就是跟张老师学习，另外也上过朱昌崚先生一门课。回想起来，当时张老师要我学习很多西方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相关课程，而我自己也从这些训练中获得无限的知识趣味，例如Robert Bellah,Clifford Geertz的作品，都是与张老师私下讨论的谈资。

这是在学术训练方面，他的生活点滴我也稍微介绍一下。张灏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的思想世界则跟他的生活是相关的。比如说大家都注意到，他看起来是一位严肃的教授，其实他的性格非常的温和。你看他的思想世界的非常西化的，他的思想运作模式也是西式的，事实上从他的整个生命价值来讲，却是非常注重中国（儒家）传统的。他有一句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也一直谨记在心，就是强调我们做人要讲究人情义理。当时我不太懂，后来我仔细观察他跟人的交往，才了解到所谓的人情义理，大概是怎么样的运作模式。

试举一例说明。在北卡（North Carolina）那边有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的研究跟张老师的领域有一点重叠，希望不会冒犯。张老师就写了一封短信回复他，写的非常慎重，而且改了好几遍，让我帮他打字。一般人今天可能用一两分钟就以电子邮件回复了。但是，他这封信就改了一两天，文辞用的非常优雅，说我们是在各种不同的跑道上奔驰，大家都有权利与资格这样努力。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注重这些小节的。

对于现实生活，虽然他在美国已经居留数十年，但还是不太会处理美式生活里的基本运作，比如说他不会打字、不会用电脑。对一些美国生活上面最关键的项目之一，例如汽车，他也不太认识。有一次他开车载我去吃饭，开到半路上，车子竟然坏了，我非常着急，当时还没有手机那样的东西可以做紧急联络。我先将汽车引擎盖打开来看，发现水箱里一滴水都没有了。我说老师你这个车子都没注意保养就这样开，是有危险性的。车子故障停在马路边，但张老师似乎并不着急处理车子故障问题。我们两人在马路边，我一边处理汽车，他则开始跟我大谈韦伯的问题。一般人出行碰到这种车子抛锚的情况，应该都会非常着急。但是他就是一位这样活在他思想世界里面的学者。

另外还有一个他告诉我的故事，也颇能反映他的学术生活状况。他跟加州大学（UC Davis）历史系刘广京（1921-2006）教授一向友好，计划一起去洛杉矶开会。张老师是从美国中西部搭机到西岸，先跟刘先生会合后，再一起从北加州的从旧金山湾区，开车到南加州的洛杉矶。他们两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大概在争论学术问题时过于专注与激烈，而就忘了车速，结果超速了被警察给拦下。美国警察说，你们两人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为什么还开快车超速？刘广京先生就跟警察说，因为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可能争论太激烈了忘了注意车速。警察一看，这两人一眼望去就像是象牙塔里充满书卷气的教授模样，于是就放他们一马，没有开罚金。他们就是这样，完全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

张老师的日常生活确实非常单纯朴实。有一次他要我替他处理一个小问题。这个小故事也充分反映了他的行事风格。事情是这样的。台湾南部有一份报纸，忽然不请自来寄了一笔还算优渥的稿费支票，说慕名而来请他帮报纸写稿子。张老师为此颇感困扰，最后决定将稿费退回。我知道他不是收入很丰厚的那种学者，就建议说稿费不妨先收下，稿件日后可以慢慢再写。他说他大概没有什么时间，于是给报社回了一封信，说将来若有机会再替报社写稿，现在先把稿费退回。由此可见，他对物质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他的写作也不是属于那种作家型态的创作。

1992年是张老师与我都开心的一年。我是在1992年6月从俄亥俄州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毕业，在这里追随先生学习8年有余。这8年多是我生命中最丰收也是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年，张灏老师55岁，荣获“中研院”院士殊荣。在他获得院士殊荣之前，他的学术成就，不论是他两本英文学术专著，或者是近代中国转型期概念，或者幽暗意识与民主问题，或者是宋明理学研究中提出的原创性见解，基本上都已经被世界学术界所肯定了。我是在这一年辞别了先生。之后跟老师接触就比较少了，因为回到台湾到大学任教，带着家庭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和完全不同的挑战。

张灏老师是在1998年从俄亥俄州大正式退休，在此任教长达30年（1968-1998），然后转到亚洲来，应聘去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我在1996年-1997年当中，刚好有机会在旧金山湾区的加州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这段期间，大约在1997年春夏之际，我飞到哥城探访老师，那时候他已经决定接受香港科大的邀请。我过去俄州那边，主要是帮他整理、打包研究室的书籍。而这变成了我与他在美国的最后相聚。从他1998年到香港任教之后，到2005年退休，这七年当中与他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少，只有趁着他来南港开院士会议之便，可望见他一面请益学术问题。2005年张先生离开亚洲返美定居之后，就更少有他的音讯了。

我记得有一次跟纪霖兄讨论，是否让退休的张老师能够回到亚洲来做短期讲学，希望能在东海大学跟华东师范大学做个讲座，这样可以跟大家再次相聚。那时候，纪霖认为张老师年纪很大了，需要请师母一起来好照应。这件事情我在电话中跟在美东定居的张老师讨论过，虽然他表现出兴趣，但是又好像觉得还有点困难，没有完全答应。这件事情最终并没有实现，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

刚刚纪霖兄的发言说，张先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我也是持这样的看法。我原先跟广欣师弟商量，一起去西岸跟老师做一个口述历史录影。我在设备与技术问题上基本上都准备好了，但因为疫情关系迟迟无法成行。而且即便去到那边，张老师住在安养院里面，可能也没办法在疫情时期让他接待外面的访问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等待好的时机，因为主要是乐观地认为，张老师并没有罹患癌症等恶疾。另外，美国有非常丰富的医疗资源，估计他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所以不幸听到老师过世的噩耗，简直是晴天霹雳，在精神上一时无法接受。在最后这告别的时刻，我们在这里要真诚地祝福张老师在天堂里，或者在他平静没有苦痛的世界里，跟师母在那边永远甜蜜团聚。我的报告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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