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等。著有《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作者:宋立林
来源:中国网·文化中国·原创专栏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廿八日辛亥
耶稣2022年4月28日
宋立林,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有一次,我在孔庙开展现场教学,讲到如今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有学员问道:“既然八佾舞是天子祭祖、祭天才能使用的最高规格,祭祀孔子使用八佾舞岂不也是僭越?这不是孔子所反对的吗?”我们读《论语·八佾》,都知道那句有名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鲁国权臣季孙氏“八佾舞于庭”的激烈批评,足见礼乐秩序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简单地基于此这种认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谦卑守礼的孔子会反对“八佾祭孔”。不过,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认识到,后世以最高规格祭祀孔子,则是出于最诚挚的敬意,而作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完全当得起这一礼敬的。
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伦理本位”的特质。礼乐在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人生的各个层面都具有建构意义,即“礼序乐和”,展现着中国人对于秩序的理想和追求。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在古人看来,天地是有秩序的,万物是有秩序的。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人类社会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当然也要有秩序。
中国人以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就是秩序,秩序才能带来安全稳定,保障生产生活。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所谓,安全就源自自然与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古往今来,人类恐惧地震、洪水、六月飞雪,甚至担心“行星撞地球”,就是出于对自然界失序会造成灾难或毁灭的担忧;人类厌恶战争、冲突、乱伦,是因为这些社会失序也将造成动荡,带来灾难。古人所谓“治乱”的区分,就是有序与无序的区分。国家统一、安定有序,就是人们向往的治世,反之就是乱世。儒、墨、道、法等诸子,其追求无不是“务为治”。其中,儒家更主张通过礼乐来建构和谐有序的治世。
在传统中国,礼序乐和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上的伦理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等级制的出现曾经是一种进步,古人甚至将等级差别被视为“天经地义”。先秦时期,人们相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十分普遍。这种等级秩序在后世也大体得到沿袭,实际表现就是在礼乐方面有具体而严格的区分。上文所说的“佾舞”就是一种体现。其实,这种礼乐所彰显的等级秩序,在我们考察历史、参观文物时依然随处可见,对我们理解传统的历史文化非常关键。
前些年古装剧盛行,尤其是清宫戏格外的火。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剧中官员所穿的朝服,胸前背后各有一块方形“补子”。这正是明清官服特有的装饰,代表的是品级。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补子图案,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所以,对这些知识如果了如指掌,在观剧时就会对官员身份地位一目了然。
再比如古代建筑。无论是看北京故宫还是游曲阜三孔,大家都会感受到礼乐秩序的巨大影响。北京紫禁城布局严谨有序,建筑规模宏大,中轴对称,左右均衡;前朝后宫,界限分明;黄瓦红墙,气象雍容,绝对的帝王气质。而曲阜孔庙,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也足以见出其崇高地位。不论是建筑的高度、开间、进深,还是屋顶形制、覆瓦颜色、斗拱、彩绘,甚至脊兽规格与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显示出严格等级。故宫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黄色琉璃瓦,仙人脊兽11个,施金龙和玺彩画,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体量之大,建筑之精,艺术之美,无出其右。曲阜的孔府,大堂为五间九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高10.5米,宽28.65米,深16.12米。灰瓦悬山顶,屋脊饰有瓦兽,就是严格按照朝廷颁布的规制建造的。重光门,是孔府的仪门,是王公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一般的府邸不能建造的。
不仅如此,古人的生老病死也都有“礼乐”的规范,吉凶军宾嘉“五礼”涵盖了从生前到死后的各个环节。如果大家喜欢考古,就会留意到,专家发掘一个墓葬,从随葬品等就可以大体判断墓主人的身份。比如,2002年7月,在洛阳东周王陵考古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举世震惊的“六马之驾”,这与古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正相印证,可知其为天子陵墓。其中的缘由,就是古代在礼仪方面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无疑是个无道乱世,而其特征就是“礼坏乐崩”。所谓“礼坏乐崩”,并不是指人们都不再使用礼乐,而是意在表明,人们对礼乐所代表的等级制度的僭越,已经突破乃至颠覆了礼乐所体现的秩序。正如前文提到的,孔子激烈批评季孙氏“八佾舞于庭”。
根据礼制,作为鲁国大夫的季孙氏祭祖时,只能使用四佾(四四十六人)的乐舞队伍,但是他却不管不顾,使用了八佾(八八六十四人)的庞大乐舞队伍,而这在当时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有的规格。孔子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看到了这种破坏和颠覆秩序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礼乐”是秩序的象征,一旦凌越,意味着秩序的崩塌。礼制破坏带来的失序状态,将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动荡。孔子教导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也正是针对当时“非礼”现象层出不穷而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社会,礼序乐和的又一表现就是伦理关系。“五伦”的观念是礼教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纲纪。在中国,每个人生来就处于一种人伦关系之中。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是以一种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待人的,这一点非常接近于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处于伦理关系之中,具有多重伦理角色,同时每个角色又都承担着相应的义务。比如,《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种伦理义务又通过情感来维系,突出“其乐融融”,而不是法律关系那种“冷冰冰”。因此,古人所理解的“伦理”就是既有秩序,又有和谐的关系。
尽管传统伦理也在现代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生,但是社会依然需要伦理,甚至在原来的五伦基础上发展出新六伦、九伦等。就以夫妻伦理来说,“男尊女卑”早已成为历史,婚姻自由和夫妇平等成为新传统。但是,传统的婚姻观念,还有值得我们去汲取的智慧。比如我们对待婚姻要慎之又慎,不能草率。比如发掘传统婚礼的合理内核,认真继承、科学转化,制定出既有传统礼义又合乎时代的新婚礼,以完美的礼仪来完成人生嘉礼。恋爱和婚嫁,虽然不再遵循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还是应该征询父母和长辈的意见。如果出现分歧则应进行有礼有节的交流,妥善解决。如此一来,营造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才有事业成功的大后方,才有工作之后享受天伦之乐的港湾。
礼乐代表的是和谐的秩序,反映的是秩序的和谐。北宋大儒程颐说:“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如果说礼强调区别,那么乐则重视和合。礼与乐相辅相成,目的就在于构建和谐的秩序。
其实,和谐的秩序,也一定意味着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在一定边界内做到从心所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要约束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达到“公序良俗”之礼的要求,从而涵养出仁德。礼作为一种“规矩”,是通过对人情、人欲的约束来树立规则,维护秩序。一方面,礼的基础是人情与人心;另一方面,礼对人情与人心有所节制和约束。古人所谓“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即是此意。人也只有懂得了“克己”,做到了“自律”,才能在秩序中“游刃有余”,获得自由。
礼在古代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体现一定的规则、秩序,同时这种规则和秩序又保护人的自由,确切地说是维护和保障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文明社会,幸福生活,离不开礼乐的滋养。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礼乐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每一个人,生活在合理的风俗习惯中,可改过迁善于不知不觉之中,以遂其性、养其性,大家相互过着‘人的生活’。”
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对礼乐的现代价值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新时代需要让礼乐参与到社会伦理与文化的建构之中,发挥“礼序乐和”的积极意义,构建友善和谐的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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