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义中有利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义利观（上）

作者：龙倩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一日甲午

          耶稣2022年4月11日

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以其超群不俗的史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深刻的人生体验记述并反思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当时社会现实，在批判地继承各家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观：重义，义中有利；重利，利以生义。

关于义利的问题，先秦儒家大都有过重要论述。从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孟子反驳梁惠王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再到荀子的“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基本上奠定了“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基调，这种价值排序也决定了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是与非之间的分界。司马迁在对“义”的肯定与推崇上，总体上延续了孔、孟、荀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将它作为个体德行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不同之处则在于，司马迁更突出在尚义、重义中的责任、义务与担当，并认为这是关乎一个国家以何种价值为主导的大问题。可以说，重义在司马迁这里更多的是一个“上行”原则，其目的在于“正风”，即移风化俗，最终实现家国天下稳定、健康、和谐的存在与发展。

从治国理念来看，司马迁认为仁义不仅可以安社稷、平天下，更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威慑四海的根本。这点在《史记》中随处可见。在阐述作《律书》的目的时，他明确指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从历史上黄帝、汤、武所治之世繁荣昌盛、桀、纣统治之国国祚短促的教训可以看出，不建立军队，国家不可能强大，不弘扬道德仁义，国家便不可能昌盛。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他列述了汉初以来百年间刘汉王朝从分封同姓王和异姓王，通过记录各国兴衰损益的时间，总结政治得失，最后得出结论并告诫当政者“要之以仁义为本”。因此，他指出“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意为，政治运行的好与坏，最终决定性因素是“德”，其次才是“政”，再次是“救”，而不是一味地去祈求上天。

从对人物的精心塑造来看，司马迁对人物的评价决不以社会地位与身份而定，而是一切以是否符合“义”的要求为标准。对于能弘扬或是符合“义”的要求者，哪怕是穷困布衣之徒，甚至他们倾尽所能也未能扭转乾坤，他也大事颂扬赞美。如在《史记》中，他专门为“游侠”“刺客”立传，记述并分析了侠客的不同类型，高度赞扬游侠虽然不符合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准则，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常不顾个人生死而救人于危难之际的侠义精神。在《刺客列传》中，他欣赏勇猛劫持齐桓公拿回鲁国土地的曹沫；也赞扬杀身成仁的豫让；更钦佩荆轲刺秦王的悲壮与刚烈。不管行刺成功与否，这些刺客身上都有一种扶危救弱、不畏强暴、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故引得司马迁由衷地赞叹，“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对于那些虚伪矫饰、违反仁义之人，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嘲讽。

从个人的道德践履来看，司马迁将“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与行为规范，以自己的切身行动诠释了对“义”的坚守。在极度困厄之际，他并未走向颓废进而否定人生，而是始终以前贤的凛然正气和人生追求来支撑和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终是以刑余之躯奋发有为，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正因如此，他笔下所讴歌的英雄，也大多是以昂扬的生命姿态与强暴、与命运作斗争，为坚持自己心中之“义”而至死不悔、视死如归的形象，如不辞辛劳、周游列国的孔子，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