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暴事件”的背后：道德人心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今年上半年，“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构成大陆舆论界热议所在，这一男孩用自杀的方式对抗自身所遭遇的舆论压力，成为近年来“网暴事件”的又一受害者。逝者已逝，当加怜悯，而这一事件背后的“暴力机理”，值得加以反思与面对。

首先，这一事件本身并不是孤例，而是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当下“网暴事件”之舆论生态的又一例证，类似的网暴事件近年来已层出不穷，而机理相似。这是在当下网络时代所特有的“集体道德法庭”，即“审判者”运用技术手段搜集“污点人”的“道德失当证据”，上传至网络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与全面声讨，由此藉由“透明身份”构成的“多数民意”作为“审判法庭”，对“污点人”作出全面的“道德审判”，利用舆论压力迫使相关部门跟进处理，形成舆论压力，以达成“道德目标”，这在近年来构成了中国大陆的“网络暴力”生态舆情所在。

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以正义的激情与道德的高度解构与否定一个又一个被“证伪”的所谓“污点人”，由于每一个人都能低成本地搜集“道德失当证据”，都能零成本地参与“集体审判法庭”，挟持多数民意构成的“民意合法”，与道德立场构成的“人心合理”，由此构成的“集体审判进程”能够激起人疯狂的参与热情，成为网络生态的主流之一。但实际上，用“道德完全”的尺度去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因为人性本身的缺陷所致，这构成人类社会的常识。人是文明的核心，是所有机密的掌握者，而人身上的缺陷，一切恶的因子只要给予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文明的躯体总是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子，每一个人只要置身于合理的条件下都能构成道德审判的对象，因此这是一场“一切人对于一切人的审判”，这无疑对于个人而言是悲哀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人在完满的意义上，不足以承担道德的脊梁，但社会所诉求的人性之善，又亟待道德榜样的生养与滋发，而当下的“集体道德法庭”能解构相关的努力进程，只要信息给定是充分的，集体道德法庭之下不会存在“道德榜样”。如果一个社会道德议程的重心在于塑造道德权威，那么导出的是对人性的乐观估价以及民众道德理智的唤起，而如果重心在于瓦解道德权威，导出的恐怕是，与批判进程相联系的民众集体的道德猜忌与道德沦丧。低成本而高破坏性的集体道德审判，无疑对于社会而言亦是悲哀的，社会诉求的道德进程会由此解构。因此，关于事件本身的机理而言，它所代表的当下中国大陆的“集体道德法庭”的存在及其所藴含的破坏性与解构性，值得政府深思。

其次，这一事件证明了当下中国网络舆情的“道德塌方”，以道德的名义解构与否定一切善与美的领域，并愿意向“集体道德法庭”投注自身的疯狂，本身就是道德内核坍塌的表现。社会进程与诉求的目标在于道德，这本是人文文化发展成熟的必然产物，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所在。但道德内核的坍塌，会造就这一成熟文化的“畸形化”，而表层的道德逻辑作为工具与手段，会助长这一坍塌。

“网暴事件”层出不穷而每每借以“道德”的名义与旗帜，背后实质上是部分大众的“道德退行”，与社会本身的“道德滑坡”。“道德”每每成为审判他者之工具，而非裁判自身的基石，这是道德内核的坍塌。道德溃败似乎成为常见现象，据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十万人蔘与的调查中，有超过八成的民众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道德塌方”并非空穴来风。塌方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社会，在新旧道德体系的范式转换进程中出现的道德范式的“空档期”，而又遭逢两大时代特征：一为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二位透明化的技术环境，后者造就的道德影响，更是值得更大范围内的讨论与思考。

市场经济浪潮伴随的是人之外在世界的怯魅化，以价值通货将一切外在要素加以符号化定价，或者造成之前凡俗价值的价格低估，或是供求法则支配下的价格扭曲，一切外在尺度与要素不免遵从了定价本身的唯物逻辑，在市场经济下沦为“价格符号”。换句话说，市场逻辑追求以金钱为通用计量手段，将人的一切欲望加以变现，从而常人生活之逻辑，人欲之逻辑压倒一切，若没有成熟的“道德范式”加以应对，后果是人本身乃至人之思维的“异化”。

绝对的理性化或市场化是与道德领域异质的，当市场逻辑主导人之思维，那么对“道德行为”的不信任感便会生发，投身“集体道德审判”的冲动会随之而来，这诉求“道德范式”的生根落地，将人之理性人格与道德人格两个面向在不同的领域加以整合，保持起码的“良知心”所在。

当下时代的技术特点，即信息技术时代基于信息透明而造就的“透明社会”。在透明社会里，任何建立魅力型权威的努力永远是徒劳。人非完人，孰能无过。但在“透明社会”中，一定能找到并散播每一个人之“过”或“罪”，而空间的“可视性”，使得道德的具体承载者只能留于历史而非现实。这是很可怕的，因为“道德”需要一定的“不透明”，诉求一定的“信息不完全”。而如果确立不了道德伦理方面的权威，“透明社会”走向的是民众期待拉平后，集体的道德沦丧。

此外，这些层出不穷的“网暴事件”，对治理方面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证明了在当下人性的“脆弱性”，对于部分社会大众而言，依托于“网络身份”支撑的“透明面具”，便可以心安理得参与并从事“网络暴力行径”。“网络身份”保障了网暴者的真实安全，也证实了人性的“真实脆弱”。人性在真实性上，可能经不起考验与诱惑，应该作为制度设计与治理实施的前提考虑。

西方的制度思维在于“无赖假定”，将治理进程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假定为无赖，将他们设定在以权谋私的位置上，由此推进制度设计与治理实施。与之相反的是，东方传统的政治思维在于“圣人假定”，圣人作为道德完人而为“王”，凭借“道德完美”而实施教化治理，制度设计与权力安排服务于圣人的教化需要。而如今，这两种治理思维，借鉴于当下的“人性真实”与“人心真实”，应得到相应的审视与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