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

作者：古斯塔夫·琼森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修道院阴谋（Cloister Conspiracy），雕塑家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 2006年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是法国犹太哲学家、作家，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历史。他阐述知识分子和权力的致命结合的经典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个悖论。

朱利安·班达的书名《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提喻法(用局部代表整体或用整体代表局部的修辞手段)，描述的是在道德堕落面前坚守真理，严厉谴责那些屈服于政治独裁诱惑的知识分子。该书出版于1927年，当时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的街头巷战每周都频繁出现，《知识分子的背叛》就是阐述每一代人自身危机的书。在班达看来，叛徒是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右翼组织法兰西运动（the Action Française）和其他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这里说的背叛是对思想探索使命的背叛。如果用班达贴切恰当的术语，知识分子--本来应该一辈子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却在鼓吹放弃托加袍(toga古罗马市民穿的宽松大袍)而拿起刀剑。不是去挑战权力，他们反而变成了权力的帮凶和意识形态煽动者。

欧洲的战争间隙是大铰接力矩的历史。班达著作的预言性威力部分源自他承认这个事实：他是首批看透法西斯主义新型恐怖的人之一。从苏联角度看，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延伸，可以被忽略或者可以合作以便摧毁社会民主党——这成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斯大林主义第三国际的傀儡，德国境外势力头子，希特乐的亲密战友——译注）的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官方路线“希特勒之后就轮到我们了”。出生于犹太家庭的班达因为撰写为德雷福斯案辩护的小册子而提高了论辩能力，他很好地见证了复仇军国主义从伟大战争废墟上的崛起。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威胁——不是把暴力视为必要的恶而是（跟随乔治·尤金·索雷尔Georges Sorel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提出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译注）救赎本身。他写到“我们的世纪将被适当地称为依靠政治仇恨的思想组织起来的世纪。”当《知识分子的背叛》第二版在1946年出版的时候，这种分析似乎就像一种听而不闻的预言。

班达用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故事介绍了《知识分子的背叛》。当托尔斯泰见证了一个同僚军官鞭打行军途中掉队的普通士兵时，他问这个军官从来没有听说过福音书吗？作为回答，军官反问托尔斯泰：没有听说过军队纪律吗？对于班达来说，军官那么回答自有他的道理，但总要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抗议，这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人就是文人们（clercs）——可以粗略地翻译成“抄写员”（scribes），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神职人员。“多亏了这些抄文人，人类才能看清过去两千年犯下的罪恶，而且向善良致敬。”“这种矛盾对于人类物种来说是个荣誉，它打开了裂缝，让文明能够偶尔渗透进来。”

因此，知识分子维持了文明几千年，但在欧洲历史上某些东西溜掉了。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影响，文人开始鼓吹强权就是真理，他们试图在他们种族国家和阶级的集体仇恨中抵消启蒙宣扬的个性。他们制造残忍崇拜，这是连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或者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法国反现代派的君主主义者）都不屑于做的事。班达注意到，当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残酷无情地推行其主张时，他从来没有说残酷无情本身是善——只是必要的恶。因此，法西斯主义者的心态否认了文明生活的本质。班达假设了文人和普通人的二分法：前者构成追求精神和思想真理的高贵僧侣群，而后者则追求物质报酬。普通人成为宗派仇恨的人质，因而在理论上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被相信代表真理说话，因为他们是把真理放在首位的人。但是，班达警告说，政治权力可能诱惑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真正目的：“文人的失败就是从他宣称要讲究现实之时开始的。”但是，《知识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一本旨在产生实际效果的书。因此，这个信息本身包含着悖论——它是鼓吹反对辩论的辩论书。

班达没有幼稚到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摆脱政治的地步。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背叛源自他们玷污了自己的思想诚信，他们让充满党派偏见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对真理的承诺上。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在看到真理、美和公平正义等“超验性价值”遭到诋毁诽谤的时候，他们应该“堵截历史，呐喊停下！”（“stand athwart history,yelling Stop!”）。矛盾的是，当他们参与到政治抗议活动中的时候，他们实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班达引用若干参与活动的经典案例：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干预德雷福斯案件，伏尔泰（Voltaire）为让·卡拉斯案Jean Calas辩护（法国胡格派教徒。1761年被控谋杀儿子以阻止他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坚决声辩自己无罪,但经受审被判处死刑。应其遗孀之请求，伏尔泰领导一场争取宗教宽容和刑法改革的运动,此后卡拉斯一案得以平反昭雪。——译注）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跟在维特兄弟派(frères de Witt)来的杀手背后,他想在刽子手的门上张贴一张海报,来讽刺“最糟糕的野蛮人”（ultimi barbarorum）。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说明知识分子责任的典型案例。

《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个验证，说明法国是观念能够在没有严谨性情况下繁荣发展之地；它更多是一种感叹而非精心设计的严谨论证。班达常常随意地假设一些东西，他本来应该提供证据和考察来证明的。他常常求助于笼统的术语如“人人都赞同”或“我们只需要睁开双眼”。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些时刻——当他认为他说了某种显而易见的话时，他犯下了错误。他从来没有解释知识分子如何能够知道真理；相反，他们似乎知道真理就像他们是柏拉图说的虚拟的哲学王。班达没有必要创造一个延续千年的文人和普通人的区分来指控莫拉斯和巴雷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因此，班达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他本来已经牢固的指控。但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说得有道理，他说《知识分子的背叛》克服了自身的缺陷——或许它是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它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知道真理的人往往能最令人信服地说假话。

要看到这最后一点的威力，不妨考虑一下班达自己的职业生涯轨迹。班达在1930年代变得更左倾，直到他拜倒在斯大林脚下为止。当巴黎在1940年代落入纳粹国防军（the Wehrmacht）之后，他被迫隐藏起来，在1944年时差一点被逮住。在战后初期那几年，他呼吁将与纳粹合作者——包括某些文人——以叛国罪的名义处决。他认为，这些作家犯下两次背叛的罪过，一个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召唤，一个是背叛了国家。到这时，他已经承担起责任重担。他本人已经屈服于自己曾经警告过的集体仇恨。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序言中引用了班达有关西班牙内战时共产主义者犯下大屠杀之罪的证言：

我说文人现在必须选边站。他必须选择一边，即便这一边威胁了自由，至少这个威胁的目的是给所有人面包而不是为了富有的剥削者的利益。他必须选择一边，即便这一边必须杀人，至少它杀的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文人必须站在这个暴力群体一边，因为他只有这个选择，要么是他们的胜利要么是别人的胜利。他将为他们（共产主义者）签名，甚至献上他的生命。但是，他仍然拥有评判他们的权力。他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

因此，班达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同时认为他继续保留批判精神——为政治史提供了另一个认知不协调的案例。如果斯大林的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在西班牙抓住了他，或者他生活在苏联，他或许最终像尼古拉·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萧克（Nikolai Salmanovich Rubashov）一样在献出签名和生命之前就已经丧失批判精神。班达有一种天真和正义感的不幸混合体。在他看来这不是荒谬，在乌克兰大饥荒（the Holodomor）之后不久，他还为共产党谋杀辩护，其理由是他们至少给人们提供了面包。

班达道德堕落的登峰造极（ne plus ultra ）之举出现在1949年，当他为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摆样子公审辩护，其中包括处决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虚假指控是此人是“铁托主义者间谍”。拉斯洛的摆样子公审打击了欧洲左派的信誉，以至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其列为最显著的“喀琅施塔得(苏联城市;为军港;要塞)”（Kronstadt moments）时刻之一，其他事件还有莫斯科摆样子公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1956年匈牙利。班达在拉斯洛被处决后不久访问布达佩斯。他呆在布里斯托尔宾馆（Hotel Bristol），在那里他会见了匈牙利作家格奥尔格·法卢迪（György Faludy）。法卢迪回顾了班达参观工厂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当他参观了城市的生产厂——离开时完全上当受骗了，他根本就没有怀疑过那里的工人实际上是安全部门雇佣的演员。他问法卢迪，“你看，法国工人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这样的轿车和工资收入？”在他返回法国之后，他感谢马加什邀请他前往布达佩斯，并将他为斯大林辩护比作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

但是，班达的虚伪并不能抹杀《知识分子的背叛》的核心前提。的确，他没有能够听从自己的警告，但这只能证明这些警告的强大威力——因为它显示甚至那些尤其是那些最相信自己的人在一阵阵的义愤填膺之际往往面临背叛自己高尚原则的风险。

* 英国雕塑家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以娴熟的技巧利用人类的肢体语言来传达人类的生存条件，他的人物雕像充满了神秘古老的气质，又放佛是叙事歌剧人物般的存在，他精心雕刻的每一个作品都精致优雅，具有压倒性的气势，真正令人振奋。——译注

译自：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by Gustav Jönsson

https://www.americanpurpose.com/articles/treason-of-the-intellectuals/ 

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琼森（Gustav Jönsson），随笔作家和批评家，住在格拉斯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