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无可匹敌的普鲁塔克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如果有人着手像普罗塔克（Plutarch）一样写一本现代版《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书中的人物可能都有谁呢？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或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吗？两大凶残的暴君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当然都有资格。那些从将军变成的政客如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另外，甘地（Mahatma Gandhi）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显然也是不错的选择。真诚的进步派肯定希望将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也纳入进来。想要找到能够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匹敌的人可能是个问题。

争取写一本平行名人传记的想法---各写一个人物，一个希腊人，一个罗马人，然后将两者对比----是卢修斯·梅斯特里斯·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 (大约公元46-120年）首先提出来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普鲁塔克是特尔斐（Delphi）附近维奥蒂亚（Boeotia）小镇凯洛尼亚（Chaeronea）的公民，作为富商的儿子，他和其他人一起跟着古代世界最博学的名师雅典哲学家阿谟尼乌斯（Ammonius）学习。贝纳多特·佩兰（Bernadotte Perrin）在他对普鲁塔克的《泰米托克利斯和亚里斯泰迪兹》（Themistocles and Aristides）的研究（1901）中说：

在雅典接受教育，到各地游历，进行温和的外交活动，成为谦逊的文学明星，在罗马住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普鲁塔克似乎退隐到乡间小镇与书籍、笔记、演讲、随笔、温和哲学为伴，过着悠闲的生活。虽然接近特尔斐，他却很少参与地方司法和宗教事务，心思主要集中在详细阐述他的演讲和随笔的概要，创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为其奠定身后名声的主要著作。

普鲁塔克的全部作品占了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是西方闻名遐迩的一套大型文献资料丛书，专门收录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共有210多位古典作家的作品，时间跨度1400年（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7世纪），该丛书最初由美国人詹姆士·洛布（James Loeb）1910年构思策划，其显著特征是以原文（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对照出版，可作为古典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等相关专业古典文献读本。现已出版542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全球发行---译注）的26卷。作为文人、演讲者和老师，他的著作现在被集体称为《道德论说文集》（Moralia），包括对话、席间闲谈、对相互竞争的哲学学派的攻击，还有文学批评。《道德论说文集》里包含众多话题的文章，如怎样区分马屁精和朋友，如何实现心灵的宁静，猜测月亮的大小和内容；询问骡子不孕是怎么回事，陆地动物和海洋动物谁更聪明，年轻人如何听诗歌等等。

在更早时，有些作品被错误地说成是普鲁塔克写的。我们也知道他的有些作品失传了，最著名的是他有关古希腊皮奥夏人品达（Boeotian Pindar）的书，他对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以及对阿非利加的征服者西比阿·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的描述。在其著作《普鲁塔克》（2002）中，罗伯特·兰伯顿（Robert Lamberton）解释说，普鲁塔克“不是希腊传记传统的发明者，也不是希腊文学中安慰或者弥撒一样的告诫性文章的发明者，但传播的偶然性使得他成为保留下来的文献中所有这些传统的源头。”

在企鹅经典版普鲁塔克随笔的犀利绪论中，苏格兰古典学家伊恩·纪德（Ian Kidd）回顾了普鲁塔克的声誉崛起、衰落而后最终长期持续下来的历程。普鲁塔克的著作不再流行超过了一千多年，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他的兴趣才再次复兴，这是因为拜占庭时期的修道士马克西莫斯·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重新发现了他。1559年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法语译本和1572年的《道德论说文集》法语译本将普鲁塔克牢牢地拉回到思想地图中。伊拉斯谟（Erasmus）是其著作的伟大传播者，更伟大的普及者是极力推崇他的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本·琼生（Ben Jonson）也都喜欢读普鲁塔克。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得益于普鲁塔克当然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则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新英文版专门写了他的生平传记当作绪论。

但是，普鲁塔克的声誉在18世纪再次跌落，因为学者在他的历史中发现了错误----不准确的、夸张的和扭曲的地方---虽然普鲁塔克从来没有自称历史学家。渐渐地，它再次出现为当今的样子，他得到高度的评价，既非系统性也非独创性的思想家，但他是古代世界的首个文人，一个具有广泛好奇心、可亲和真诚的风格、且兴趣多样的作家，简而言之是随笔作家。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谈及《道德论说文集》中的80几篇文章时所说，“无论是在事实还是虚构中，只要是突出显著的出的东西，或观点或人物或机构或科学----自然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或令人记忆深刻的言论，都能吸引他的关注或者进入他的笔下，多多少少都带有记录的完整性。”

观察、建议和未解决的问题

《道德论说文集》展示出普鲁塔克广博的知识面，它之所以有趣不仅仅因为普鲁塔克的旁白、离题的观察和引人入胜的逸闻趣事。普鲁塔克阅读面广泛，学识渊博，他的引用之广也令人印象深刻；有学者研究发现他的著作引用的条目总共超过7000余条。作为天生的讲故事能手，他有一种制造逼真活力的本事。在《道德论说文集》的每个地方就像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一样，人们能看到引人入胜的段落，精妙的警句隽语，忍不住关注的事实等。

人们看到，在《道德论说文集》的“是否存在新疾病和如何引起的”一文中，“因此，真理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但也让无数说法都变成虚假的了。”如果你碰巧是心满意足的食肉动物，你可能想躲避普鲁塔克的文章“论吃肉”，其中他劝导说，吃肉“是野蛮和放纵的习惯，不仅带来身体疾病和消化不良，而且引起心理上的嗜血性和破坏性。”作为老运动员，我发现他将老年与醉酒的比拟准确得令人担忧：

很容易观察到年龄本身拥有醉酒者的所有症状。这些症状人人皆知：也就是，关节松动，舌头结巴不利索，嘀里嘟噜地说不清楚，激情无限，丢三落四，心思不集中走神，其中很多对老人来说是附带产生的，即便他们身体健康，且因为稍微不正常的和偶然的放荡堕落而变得更明显。

普鲁塔克教导说，晚上最好躺在女人身边，

因为在我看来，夜晚是非常方便的幕布，摊开盖在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身上；这事白天做就不合适，以免在我们看来显得过于谦虚，柔弱娇气也会变得大胆，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强有力的印象，而且可能让我们拥有同样的幻觉，提升新的欲望。

他还引用梭伦（Solon）的建议，每个月要和妻子做爱三次。至于财富，可能已经预料到大概两千年之后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以炫耀性消费概念闻名世界的美国经济学家---译注），普鲁塔克注意到“除非有人见证，否则它就不是财富。”他建议“从来不要打听人家遭遇的灾祸。”他称“跳舞是沉默的诗歌，诗歌是会说话的舞蹈，”引用希腊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的名言“绘画是沉默的诗歌，诗歌是会说话的绘画。”他认为，在饭桌上谈论哲学是危险之事，因为“真正哲学家的开玩笑和快乐谈话会带动那些并不完全麻木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受所有的争吵和（如果使用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话）激烈对抗，用错综复杂的和难以说清楚的怀疑让提出建议者感到困惑不解，让在场的所有其他人都陷入麻烦之中。”与此同时，他提醒我们“熟悉的和快乐的朋友实际上是最好最神圣的调味汁，可成为快乐之源。”巴劳（R.H. Barrow）在《普鲁塔克及其时代》（1967）中说，“普鲁塔克可能有些乏味，但时间绝不会太长。”

普鲁塔克《道德论说文集》中的有些作品令人失望。在有关命运的大议题中，这也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核心主题，他变得不那么充分了。在他的不止一个对话中，都没有得出有任何结论。《道德论说文集》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是疑难的、反讽的，表达了对话题的怀疑，但留下重要问题没有给出解决办法。随笔作家的典范蒙田说，“写随笔”当然就意味着尝试---他发现普鲁塔克作品的这个特征不是问题而是美德，“有多少次他呈现给我们对同一话题的两个或者三个相互矛盾的解释，同时还有众多起因，却没有给出一个选择或告诉我们应该拥抱哪个选择。”

行动和性格

在开始写《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前，普鲁塔克认为自己首先是哲学家。在此领域，他自称柏拉图主义者，但在同性恋话题上与柏拉图有分歧，他认为最好是以婚姻形式为结局的异性恋而不是同性恋，因为这最接近神圣性的安排。另外，普鲁塔克相信柏拉图“这第一个和最主要的哲学家知道命运如何与财富契合，我们的自由意志如何与两者混合起来并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现在，他令人钦佩地发现了各自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

在《道德论说文集》中，普鲁塔克发起对当时两大对立的主要哲学流派---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攻击。关于斯多葛派，他写到，“这些人对于任何事情没有不谈论的，没有不尝试留下最荒谬不堪的论述的。”至于伊壁鸠鲁派，因为他们回避众神和积极的生活反而偏爱追求快乐，因为从来没有产生任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自己已经丧失了资格。普鲁塔克写到“但是，我不会询问伊壁鸠鲁派或者遵从其原则的人产生了什么暴君杀手，什么勇敢无畏武功盖世的人，什么立法者，什么君主，什么谋士，什么总督，我也不要求他们中有谁受到折磨或者因为支持权利和正义而英勇牺牲。”

攻击伊壁鸠鲁派的这个段落预兆了普鲁塔克自己对哪些人有浓厚的兴趣---暴君杀手、战士、君主、谋士、总督---他们成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人物。但是，不管他对哲学和文化多么感兴趣，不管他的文学技能多么了不起，普鲁塔克更喜欢的是行动者而非思想者。要点体现在他的文章“军功还是思想成就给雅典带来了更多声誉”。文中他论证说军事行动先于诗歌和戏剧成就，因为“词语不产生行动，但行动产生一些被认为值得倾听的话语，”而且“诗人也认为事件比话语更根本也更重要。”尤其是对于一辈子搞文字的文人来说，这个立场非常有趣。

伊恩·纪德提出普鲁塔克常常没有论证或者阐述他的要点，注意到他的风格“是阐明而不是论证，主要依靠典型人物、逸闻趣事和比喻塑造心理形象的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鲁塔克的当今地位是或应该是文学敏感性极高的道德论者而非建立在准确性和权威基础上的历史学家。他从来没有自称历史学家。毕竟，在“亚历山大传”中，普鲁塔克写到：

我的打算不是写历史而是传记。最辉煌荣耀的成就并不总是让我们清晰地发现人身上的美德或者罪恶；与最著名的围城、最伟大的军器装备或最血腥的战斗相比，有时候不经意之时发生之事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玩笑可能给我们透露更好的信息让我们了解这个人的习性倾向。

大约一千五百年之后的蒙田赞同这个观点，他说“在我看来，最合适的历史学家是那些撰写人物传记的人，因为他们更多关注动机而非事件，关注发自内心的东西而非发生在身外之事。难怪这在所有历史学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普鲁塔克。”

回顾雄伟壮观的场面

罗素（D.A. Russell）在为哈佛大学的达克沃思（the Duckworth）经典作家生平与文字系列丛书撰写的《普鲁塔克》（1972）中写到“传记证明了他的文学造诣”，这种形式也为他赢得了持久不衰的名声荣誉。普鲁塔克在撰写《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后继续其散乱无序的写作。其传记经久不衰持续吸引读者的生命力首先说明它们通俗易懂，这部分归功于人们天生对影响千百万其他人生活的将军和总督的生涯感兴趣，但是，更大的原因则或许归功于普鲁塔克明白命运和性格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普鲁塔克崇尚拥有高贵出身和勇气的女性，但除了他的（安东尼传）中的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其他任何女性都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在所有这些传记中，普鲁塔克询问这些传主是否好人。掌权时的体面、慷慨、无私、节制，所有这些都是普鲁塔克的道德描述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注意到“对于普鲁塔克来说，友好和所有其他温和和仁爱的美德形式是美好生活的本质。如果没有它们，勇气变得更具攻击性，最终会以残暴野蛮终结。”

普鲁塔克总体上没有严厉批评传主，虽然他从来没有忘记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告诫“美德和罪恶从来不能分开存在，在每个行为中存在着扭曲的令一方，”美德战胜罪恶是最让他开心之事。在他的“西门传(Cimon约公元前507-449,古雅典统帅,贵族派首领---译注) ”中，他写到：

因为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展示一个人的生活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我们应该填充事实给出一幅肖像，描述其优点在哪里，同时指出错误或愚蠢之处，那些出于情感或者政治必要性而玷污其职业生涯的东西，主要在于揭示其缺乏某些美德而不是展示其多么邪恶，因此不要特别努力地吸引人们关注记录中的这些内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感到些许羞愧，为它从来没有产生不掺杂恶的善或毫无争议的卓越品质而感到遗憾。

如果可以说《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人物选择背后存在一个计划或项目，那或许是提醒人们意识到长期处在罗马治下的希腊的辉煌过去。这就是兰伯顿（Lamberton）的观点，他认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总体效果“等于是沿着新路线的历史再创造，将希腊从边缘化境地拉台起来，确认其在某种程度上与罗马平分秋色的平等实体地位。”普鲁塔克绝不承认罗马依靠军事占领征服了希腊，但希腊依靠罗马人采用希腊文化而真正征服了罗马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看来，至少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希腊在此领域的成就在任何一点上都与罗马同样伟大。普鲁塔克反对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论证，在“希罗多德的恶意”一文的最后谈论了这位历史学家如何贬低了希腊。在评价了希罗多德的风格之后，他写到“但是，正如在玫瑰花中我们必须警惕被称为干斑蝥的毒苍蝇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隐藏在流畅的、善解人意的词语和表达背后是对最伟大最卓越的城市和希腊人的诽谤和嫉妒，以免我们鲁莽地拥有一些荒谬和虚假的观念。”

监护人冲动

在科林斯人将军和政治家《蒂莫勒传》（Timoleon (公元前411年-337年)的开头，普鲁塔克表明了他写传记的目的：“我开始写传记之初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他人，但在写作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喜欢和迷恋上它了；这些伟人的美德成了我观照自我的镜子，从中我看到如何调整和装饰自己的生活。”接着他开始解释其方法，即

通过研究历史和写作过程中习得的熟练技能，我逐渐形成了依靠记忆接受和维持体现最好和最贤德形象的习惯。因此我能够让自己摆脱因为我或许不可避免地接触不良人士而感染的任何低劣、卑鄙、或恶劣印象；同时依靠我在快乐和安静中将思想转向这些高贵的典范而实现某种矫正。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很少缺乏监护人冲动。

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普鲁塔克就要告诉我们传主的身世和他们的长相，记录他们的财富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确定他们的性倾向或其他爱好。他描述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的牙齿怪异（上排牙齿不规则，其中有一颗牙持续长骨头，上面带有细线做标记类似于一排牙的界线。）我们了解到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cles）的脑袋长得很奇怪，细长得与身材极不协调，因此“他的几乎所有形象和雕像都让他戴上头盔，匠人们显然不愿意暴露他的缺陷。”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

小卡图（Cato the Younger）是“脸色红润，长着灰色眼睛的”人，他“的名声比权力更大”，并没有对那些从掠夺中牟利的人吹毛求疵，他本人“更愿意与最优秀者竞争，而不是与最富裕者或最热衷和贪婪金钱者比赛看谁的财富更多。”我们了解到该犹斯·格拉齐（Caius Gracchus）“大概是最容易满足于吃喝赚钱的生活的家伙。”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附属性的人物本身常常很有意思。比如，在“罗马将军和执政官卢库鲁斯传”（Lucullus）中，我们了解到元老院中有一位美女普拉希亚（Praecia），“有被广泛称道的智慧和美貌，但在其他方面与普通妓女没有多大区别，但迷恋其美貌者越来越多，这位尤物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人就依靠她来影响她的客户帮助实现自己的利益，因而使她赢得巨大的权力。”在“阿尔西比亚德斯传”（Alcibiades）中出现了“最好的说话者和最差的演讲者”斐阿克斯（Phaeax），此人私下里是技艺高超的耍手腕者，但在公开场合却蹩脚得不可救药。在“古希腊斯巴达海军统帅莱山德传”（Lysander）中，我们了解到雅典船长菲洛克勒斯（Philocles）“说服民众传达命令，要在反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割掉俘虏的右拇指。这样他们虽然还能摇橹但已经不再能够手握长矛了。”古代世界战争中的随意性暴力总是让人觉得新鲜和惊讶。

虽然他以所有形式适当反对独裁，但普鲁塔克并非在任何形式上都支持民主。在梭伦（Solon）传中，公元6世纪的塞西亚人哲学家安纳查西斯（Anacharsis）在参观雅典公民大会时“表达了他非常好奇于这个事实，即希腊是聪明人说话，傻瓜做决定。”在雅典人放逐将军西门（Cimon）时，普鲁塔克写到，“身居高位者和思想高贵者很少讨好庸俗之辈或者被他们认为是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使用的用来矫正扭曲行为的力量带来痛苦，这就就像外科医生的绷带在将错位的骨头复位时造成的痛苦一样。”普鲁塔克更喜欢明智的领袖，无论是皇帝、寡头还是从前的将军，他们总胜过暴徒。

永远的传记

《希腊罗马名人传》自始至终都有各种神灵预言、预兆和天谴。在普鲁塔克的篇幅中出现过未知源头的火焰窜起，吃掉自己幼崽的渡鸦(羽毛黑色，鸣声刺耳)，飞翔时组成奇怪图形的兀鹫，咬啃神圣金器具的教堂老鼠。所有这些怪异事件都需要占卜预言来解释。大量军队部署到位严阵以待，期待有人对祭祀的牛内脏的奇怪安排做出鼓舞人心的解释。普鲁塔克本人相信这些事吗？或许最好说他并非完全不相信这些东西。在罗马共和国的英雄“科利奥兰纳斯传”（Coriolanus）中，他写到：

因为我们要么必须完全消除神圣性对人类生活领域起因和源头的影响，要么我们必须接受神灵的确以我描述的方式帮助人们或与人合作。当然，它们并不塑造身体或改变手脚的位置以便获得值得向往的结果，但它们能通过提供行动原则和在心中呈现想象和思考的形象激发能量和意志，否则，它们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和限制它们。

至于个别传记，出现在现代图书馆版的50篇传记在长度和质量上差别很大。罗马人传记往往更长些，这可能只是因为普鲁塔克在写作时可使用的资料更多，虽然他显然只是到了中年时才学拉丁语，而且从来没有达到充分熟练的程度。有些传记可能是因为普鲁塔克不愿意对传主做出严厉评判而受到影响；有些传记令人失望，我认为“马库斯·福利乌斯·卡米卢斯传记”（Marcus Furius Camillus” (446-365 B.C.）差强人意毫无疑问是由于他能掌握的资料比较稀薄的缘故。但是，大名鼎鼎的传主---斯巴达人莱库格斯（Lycurgus）和莱山德（Lysander）、雅典人伯里克利（Pericles）和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和罗马人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和安东尼（Antony）---都写得十分精彩。不是所有传记都确定无疑，但确定无疑从来就不是普鲁塔克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任何随笔作家的目标。有人发现希腊罗马个别名人的简单比较非常吝啬、明显、甚至有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普鲁塔克远非最好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

企鹅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已经将原来用以比较的平行传记拆开和重新整理，出版了很多新版本，比如《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六大传记》（1954）、《雅典的崛起和衰落：九大希腊名人传》1960）、《亚历山大时代》（1973）等。最近出版的《凯撒时代：五大罗马名人传》（2017）中包括普鲁塔克的传记，涉及庞贝（Pompey）、凯撒、西塞罗、布鲁图斯（Brutus）、安东尼，但没有他的对比，这个大工程因而丧失了阐释古代世界伟人命运中运气和习性所发挥的作用，难以在展现希腊和罗马过去成就的同时凸显两者的差别。而普鲁塔克显然成功地做到这些，《希腊罗马名人传》在他写完2000多年后仍然持续吸引充满热情的读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的文学技能，也归功于他的和蔼可亲与迷人魅力。结果，这位孜孜不倦描写人物习性的散文肖像画家本人却意外成了魅力无穷，无可匹敌的名人。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随笔作家，短篇小说家，最新著作是《杂凑、随笔、书评、豆腐块》（Axios Press）

译自：PLUTARCH WITHOUT PARALLEL BY Joseph Epstein

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plutarch-without-paral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