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的人性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最伟大的随笔作家警告我们不要有思想傲慢---同时也以享受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为乐趣。

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仇恨比我记得的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从前的美好时光中，或许应该说是我自己的美好时光中，意识形态选择非常简单：你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是反共分子。如今，我们有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多元文化论者、跨性别积极分子还有其他很多种。现在，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严重的人往往很难与对方为伍，不仅认定对方是错误的，而且认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邪恶的（我自己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责难的影响，因为我也是时代的产物）。脾气糟糕之极似乎成了普遍现象，所有辩论的默许背景很快就演变成相互恶毒咒骂和攻击。这种倾向预兆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出现，他离开之后这种情况仍继续存在，我猜想。在我们如今生活的痛苦和辱骂的凶恶氛围中，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随笔即便不是彻底的救星，至少能作为给人带来安慰的镇痛软膏。因为蒙田（1533-92）是最少遭受意识形态困扰的作家。他说，他为自己写作而且只为他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自我痴迷的病人，或心理分析中的那种自我痴迷的病人。观察到自身的矛盾，情绪的快速转变和观点的摇摆不定，蒙田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本身是复杂的和容易变化的，因此不应该受制于单一原则的约束。他在“论醉酒”中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就什么也不是了。”

他邀请我们审视自身。他说，“如果我们有时候更多审视内心，把本来用在观察他人和了解外在事物的时间花在考察自己身上，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整体画面，那是建立在失败的和脆弱的碎片基础之上的。”无限的多样性、变化和矛盾---这些不仅是其看似毫不连贯的随笔的主题，而且是他津津乐道之事；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倾向的庞大单一化者（the grands simplificateurs）都是乏味的确定性。

蒙田再三警告我们对知识和信念的过多确定性，总是相信自己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他警告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过于骄傲。在有关小卡图（Cato the Younger）的随笔中，他说，“我没有常见的毛病，即拿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我很容易相信他人可能拥有与我不同的品质，因为我自己倾向于相信某种方式或观点，我并不要求人人都支持它。”谈及完全基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预测对错、可能与不可能之事的愚蠢时，他承认一个头脑空空的人很容易接受第一个呈现在他面前的貌似合理的东西，他也说，那些相信自己知识渊博的人常常蔑视或者谴责他们觉得不大可能的事是虚假的---这是愚蠢的推测。

在最近的医药历史上，我们遭遇过这种倾向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澳大利亚两位研究者指出，大部分消化性溃疡是因为感染了一种被称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的病菌引起的，他们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这怎么可能？专家们研究这种疾病很多年了，都知道它与吸烟、吹毛求疵的个性、胃里产生的盐酸太多或太少有关啊。而且，所有病菌疾病难道不是都已经知道和充分描述过了吗？两位研究者遭遇很多的不信任，在这些人看来新观点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如果真实的话，他们认为自己肯定会知道。

蒙田说，“在评判自然的无限威力时，我们必须充满敬意，同时要更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虚弱。”换句话说，无论我们知道多少，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无知总是无限的。未必总是很谦虚的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在蒙田一个半世纪之后说过，“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可我自己认为，我好像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捡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被探明的真理之海。”对此，蒙田可能会赞同。

我们恭维自己说，我们生活在空前危险的时代，存在着众多冲突和动荡不定。但是，很可能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时代，有关安全的、平静的、稳定的阶段的记忆是记忆的花招，或者是存在缺陷的历史知识造成的结果。当然，蒙田宣称他生活在最动荡变化和最危险重重的时代的确是有道理的。如果和我们大部分人在当今喜欢恐吓自己的情况相比，他那个时代的危险对个人来说确实更大，更接近。

从思想上说，欧洲还没有完全吸纳因为发现新大陆及其居民而带来的震惊，他们看起来和欧洲人有这么大的不同以至于有人否认他们属于真正的人，所以宣称，他们是天生的奴隶，没有能力自治因而理所应当遭到征服和掠夺。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争议事件就发生在蒙田17岁或18岁的时候---西班牙著名文艺复兴人文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认为印第安人天生无能，现在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罪孽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对上帝的亵渎。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采取相反的立场。两者都相信自己赢得了辩论的胜利。蒙田显然是站在卡萨斯一边。人们可能称他是第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而且相信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野蛮人即便不高贵。至少是很幸福的。

塞普尔韦达认为，很多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反常得令人惊骇---比如阿兹特克人实施的活人献祭---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是道德义务。因此，应该摧毁他们的文明，用更高贵、更友好和更温和的文明也就是西班牙的征服者们（the conquistadors）文明取而代之，这对印第安人自己也有好处。蒙田完全反对这种论证，他建议说，那些使用这种论证的人应该更仔细地看看自己的历史。他说，“注意到这些行为的野蛮和恐怖，我并不感到遗憾。”在谈到巴西印第安人将战俘撕成碎片，把他们烤熟了吃掉的习惯，“但是，我们义正严词地评判他人的错误，却对自己的错误熟视无睹，这让我从内心感到非常遗憾。”

这里我们应该回顾蒙田生活在法国的宗教战争中，其中天主教和新教徒相互给对方造成难以言状的折磨和死亡，上百万人被杀或者死于持续几十年的饥荒。（蒙田没有活着看到战争的结束---通常被认为是从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开始，允许对新教徒表现出宽容---因此肯定认为这是没有止境的）在这些战争中，异教徒被架在火堆上烧死的事并不稀罕：奥斯曼帝国驻巴黎的大使---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正在协商结盟之事---在1534年被当成新教徒烧死在火堆上，因为在全城张贴反天主教的招牌。蒙田的好朋友，法国16世纪政治哲学家，著有《自愿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1576）的艾蒂安・德・拉波哀西（Étienne la Boétie）的大学老师安妮·德波（Anne de Bourg）就因为支持新教而被烧死了。

因此，蒙田说话的时候带着刻薄的口吻，这源自他对所处时代的反思，他说

我认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野蛮更残忍；折磨殴打一个活生生的人，将其撕成碎片，一点儿一点儿烤熟吃，或者让他被狗和猪撕扯和吃掉的故事（我们不仅读过而且看见过，还记忆犹新，这事不仅发生在古代敌人中间，而且发生在邻居和同胞公民中，更糟糕的是，往往基于虔诚和宗教的借口），这些比在人死后烤熟了吃更残忍得多。

蒙田邀请读者更仔细地考察自己的历史记录或他的国家的历史记录，而不要过快地对他人的观点吹毛求疵。确保自己的行为不受指责或许比要求他人十全十美或者试图通过武力强迫改造他人更好些。

在论“习惯”一文中，蒙田严厉批判我们相信自己的方式最好或是唯一正确方式的倾向，仅仅因为我们现在做事的方式是从前一直在做的。他提供了长达几页的清单，讲述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这里有他列举的清单样本，即使今天仍然有能力让人感到吃惊：

有些地方存在男性的公共妓院，甚至他们之间还结婚；有的地方，女性跟随丈夫一起上战场打仗，不仅上战场而且还担任指挥官。有的地方，人们不仅鼻子上、嘴唇上、脸颊上、脚趾上戴宝环，而且还用沉重的金条刺入胸脯或臀部。有的地方，继承人不是孩子而是兄弟或侄子，还有些地方，除了不能继承王位之外，侄子可以继承一切。还有些地方，十人和十二人一起睡在床上，丈夫们妻子们都在一起。有些地方，妻子死了丈夫之后可以再婚，有些地方不能。有些地方，丈夫能够没有任何理由地休妻，而妻子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休夫。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蒙田的人类学案例是否真实存在，更不在于他列举的人类风俗习惯是否穷尽了，而是一旦理解存在众多的风俗习惯之后，一旦有人指出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这就自然让我们考察自己的生活方式，用更大的客观性反思自我。

在通常被认为是《为雷蒙德·塞邦道歉》（Raymond Sebond）书中核心篇章的随笔中，蒙田提出了最著名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该问题成为法国大学出版社（th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的一套著名小丛书的标题，涉及众多话题）。这篇随笔的背景是15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写的神学专著，蒙田在父亲的要求下将其翻译出来。此人在法国西南部大城市图卢兹（Toulouse）教书，默默无闻且早已被人遗忘。蒙田以此为借口不仅询问他知道什么，而且询问知识本身有什么价值---如知识是否能让人变得更幸福、更聪明或更美好---对此，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为知识感到骄傲是愚蠢的。蒙田时代的另一个从思想上说令人担忧的或者令人感到困惑的因素是哥白尼革命，这此革命推翻了有记忆以来的假设---地球是宇宙的核心，太阳围绕地球转。如果这么长久的看似显而易见的“已知”知识都可能是错的，那么，我们到底能知道些什么呢？

不是系统性的思想家，蒙田仅仅提供哲学暗示或建议。他的心灵是暗示影射性的而非分析性的。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些预兆随后发展的思想，是笼统的态度而非任何类似于教条的东西。他在道德和经验性事物上的怀疑主义并不彻底，不是基于形而上学而是扎根于观察。毕竟，你不能使用证据来宣称所有证据都令人怀疑。当他告诉我们，人类的风俗习惯和概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不同，他并不怀疑自己的信念，如真正存在一些地方，“他们将死者的尸体煮熟了吃，将其捣碎成糊状，然后拌着葡萄酒一起喝掉。”但他也不是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者：果真如此，他就不能说吃活人比吃死人更野蛮和残酷的话了。风俗习惯可能不同，但是野蛮残忍仍然野蛮残忍。

换句话说，是否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外，或者是否本来没有什么好坏是我们觉得好就是好觉得坏就是坏，对此，他呼吁我们不要采取彻底的不可知论，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谦逊：总是牢记我们可能犯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错误概念取决于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如果每个思想都是错误，那么思想本身就是错误，因而是不真实的。他说，“任何凶悍地收集人类思想所有愚蠢的人可能会讲述一些奇迹，”但是，只有在他承认有些东西是愚蠢的时候，他才会讲述愚蠢之事。人会干傻事，但并非彻底无可救药的。

蒙田本人有时候也会犯错。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他那个时代的迷信。比如，他相信鸵鸟是靠观察鸟蛋来孵蛋的。他本人也成为破坏性迷信的源头，后来还被卢梭（Rousseau）采纳了。

巴西人（也就是巴西土著人）只会老死，这归功于那里的空气祥和宁静。我将其归功于他们心灵的祥和宁静，没有任何紧张的、不愉快的激情或思想或职业负担，就像在令人羡慕的简朴和无知中生活的人那样，没有文字，没有法律，没有国王，没有任何种类的宗教。

对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类群体来说，这种描述都不大可能是真实的，而且蒙田本人在描述巴西战争和杀戮时与其自相矛盾，显然他忘记了自己从前写过的东西。不过，虽然漏洞百出，高贵的野蛮人神话持续存在，而且以稀释了的方式持续存在于我们大部分人的思想中，尤其是我们渴望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更简朴的生活，或朝向这个目标迈出第一步时。

蒙田也没有能做出必要的区分。他询问当我们对自己都了解很少的时候，究竟能够了解世界什么呢？这是明显的悖论；为了支持他的论证，他说“我们（人类）在理解自我的身体方面并不比理解精神更丰富更多，”他并没有预见到在他之后的世纪里，我们在理解人类生理方面的巨大进步。无论我们能否在理解蒙田所说的人类精神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仍然有待事实来证明----至少我自己是感到怀疑的，我私下里悄悄希望不要取得进步，因为任何知识一旦获得，都肯定会被滥用，不过，受到蒙田的影响，我承认我的看法可能错了。只有时间而不是教条主义能够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如何。

蒙田拥有很多想法，他的思想丰富性暗示背后的人类现实至少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说，“确定无疑的印象肯定是个标志，揭示了愚蠢和极端的不确定性。”我认为任何一个拥有起码超脱态度的人都不至于认识不到这个真理同样适用于当今的文化状况。蒙田已经看到他那个时代相互冲突的宗教确定性导致了多么可怕的后果，虽然它们的合理性都极其脆弱。我们必须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智慧避免法国宗教战争的再度降临。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著名就职演说的四个世纪之前，蒙田就在“论恐惧”中说过“我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告诉我们有可能过于礼貌了，我们可能因为过分讲究礼貌而令人感到麻烦和不便，而礼貌的整个要点本来是想让人感到舒适自在的。他谈到我们的欲望、虚荣的理由、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并不真正擅长之事。他承认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的重要性和威力。他认识到孩子们的玩耍不仅仅是玩耍而已，而且是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旅游是而且应该是哲学体验，判断比知识更重要等。

或者，他再次预兆了现代哲学派，该派的目标是展示苍蝇飞出捕蝇瓶的路线----让人性从虚假难题中摆脱出来，进入它导致的语言的错误使用中（哲学是对语言的误用，是给捕蝇瓶的苍蝇指明飞出来的路径，《思想札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逻辑随笔）---译注）---蒙田说：

我们的语言有弱点和缺陷。在很多时候，世界的麻烦是语法问题。我们的诉讼官司只是源于对法律条文的阐释争议，我们的很多战争是因为没有能力清晰地表达君主达成的协议规范和条文。有多少争吵和多么重要的东西在世界上被制造出来都是因为对单词音节意义的怀疑所造成。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正如帕斯卡尔（Pascal）的断言：人类的所有不幸都是源于没有能力独自一人静静地呆在房间里：如果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当然包括持久官司缠身的人---会否认蒙田话语中的真理性因素，或者否认词语意义的冲突可能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后果。

如果蒙田不敢肯定他的知识究竟有多大价值，那他到底真正相信什么呢？他一辈子都是遵从天主教礼俗的教徒，但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深刻相信该信仰的教条。我觉得他很可能只是满足于接受先辈的宗教，因为他不愿意相信任何个人有能力全凭自己创造出任何东西。他对新教徒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错误的或邪恶的，而是因为它激起教徒之间的仇恨，导致难以诉说的痛苦和死亡。

我们难以从蒙田身上推演出连贯的教义。他对人类知识的深刻界限感到怀疑，但他相信事实，他常常使用事实建立起他想描述的要点。他不是理性主义者，但并不排斥提出论证的逻辑，因而也不是非理性主义者。相反，他的怀疑是一种呼吁，希望人们保持思想的谦逊。他欣赏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巨大多样性，这提醒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大海就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而且永远如此。

译自：Montaigne’s Humanity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city-journal.org/montaigne-intellectual-pride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特约编辑，曼哈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闯进美丽的世界》、《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肯尼思·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合著）和本刊编辑的《悲伤及其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