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也不可能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你们的大学校长试图邀请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 Stephen Colbert喜剧演员，因其幽默讽刺和扑克脸式的喜剧表演风格在美国广为人知——译注）作为毕业典礼演讲嘉宾，但人家已经有约在身。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美国喜剧演员电视制作人和主持人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身上。而美国著名女子网球运动员比利·琼·金（Billie Jean King）也要收取很可观的一笔钱。这太糟糕了，因为我明白她可能发表一些尖刻的言论，指责女性工资不公平等，或者答应为毕业生提供网球方面的援助，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她或许会把网球扔到观众中。花了25万美元换得的教育若只是能获得一个免费的网球也许不算多，但是，我猜想这总比赤手空空离开要更好些吧。

结果，你们看到我来了。我的出场费很便宜，甚至根本不需要被授予荣誉学位，因为在我看来，现在授予有钱人和政治正确者的荣誉学位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我自己也没有拿过什么高级学位，只有一个在缺席情况下获得的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in absentia）（因为我在当兵，是在1959年德克萨斯福特胡德基地（Fort Hood）游泳池边的桌子上参加的最后考试）。你应该知道，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我没有得到优，就我的记忆而言，最多得到过良，得中的成绩更多。我从来不是优秀学生，在我上学期间，没有哪个教授在后来的生活中遇见我时能叫出我的名字。因此，你们可能纳闷，我凭什么有资格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呢？

其实，真的没有资格，但是，我有一种意愿想表达一些与在大学毕业的这种场合通常出现的铿锵洪亮的陈词滥调不同的东西，正如我看到的那样，我想谈谈当今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的真相。我希望你将我的观察与你自己在大学四年的体验比较一下，从而决定花在大学里的时间和金钱到底值得不值得。

多年以前，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激进分子成了20世纪60年代起来造反的学生的精神导师。此人宣称，毕业学院主要展示的就是游戏热情。这种热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年轻男女为了参加这个游戏都愿意做任何事——撰写有关宗教改革的不可救药的论文，背诵牢记他们不大可能使用的外语的不规则动词形式，学习一些除了乏味透顶的教授们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感兴趣的课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拿个学位，那个有助于找到工作或允许他们成为齿轮的神秘证书，那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庞大无情的轰鸣机器中微不足道和鲜为人知的齿轮。

保罗·古德曼从来不是我的精神导师。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的“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我相信同样的话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最差的一种经济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经济制度之外。虽然如此，古德曼抓住了一个要点：辛辛苦苦四年，去学一些不相关的课程以便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似乎的确有些太过分了。

不过，你可能回答说，大学太棒了。“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玩得很开心，多年以后我可能仍然能回忆起上大学那些年的甜蜜时光。”对此，我当然没有任何争议。我只是想弱弱地问一句，这值得吗？——值得你投入时间、金钱和常常无用的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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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首先向你提供一些坏消息。除了工程或会计等专业之外或者你一直都明白的不过是进入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所需要跨过的横栏之外，你的学士学位恐怕没有多大价值，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永恒性威力。《城市杂志》上最近由凯·海莫威茨（Kay S. Hymowitz）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学士学位在就业市场上远不如从前那样有价值了。人人都听说过分数膨胀之事，但我们现在似乎正在经历一种更阴险的现象——学位膨胀。海莫威茨写到，大学学位“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研究生学位现在是真正行动之地。除了顶尖名校的学位之外，人们渴望的学士学位恐怕都已经成了鸡肋，或者特斯拉世界里的老牌轿车本田思域（20世纪70年代的轿车）。”她接着补充说，“硕士学位是新的学士学位”，很多“雇主将拥有学士学位的申请者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更令人沮丧的是，海莫威茨继续显示获得研究生学位的高额花费（通常用来冲销学生债务），甚至很多拥有这些学位的人最后找到的工作不过是“停车场服务员、酒吧服务员或推销员。”她引用一个名为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有一天“如果你要找到保洁的工作，需要拥有“保洁研究”的硕士学位。”

大学学位确保你找到好工作的价值就说到这里。我猜想你的学位主要是让你感受到自我的价值。我能回忆起告诉大儿子说，我希望他能进入举世闻名的一流大学之一。他可能发现它并非那么好——毕竟，世人对高等教育的了解有多少呢？但是，他至少无需花费余生在纳闷如果他当时考入名校读书的话，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儿子成功地考入斯坦福大学，这所学校连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或许还有芝加哥大学都可以说跨过了好学校的门槛。但是，这些学校最近一些年也降低了标准，不是录取标准而是思想标准，屈从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人为制造出的多样性等等。如今，这些大学的声誉主要存在于势利领域。不幸的是，势利鬼的做派往往还非常奏效——-也就是说，如果和南伊利诺伊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相比，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可能拥有一些优势。因为整个社会的势利鬼心态，这些曾经的名牌大学如今更像一种品牌——-如果愿意，可以称之为设计学院。我认识的一位爱开玩笑者——其实就是我本人——觉得它们应该改名，比如哈佛应该叫世界知名奢侈品牌“阿玛尼”（Armani）“”、耶鲁叫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普林斯顿叫菲拉格慕（Ferragamo）、斯坦福叫古驰（Gucci）。

我听见下面观众议论的嗡嗡声。是哄堂大笑吗？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吗？这样说的可能是一个好学生。这让我想到那个令人好奇的人物——“好学生”。我自己对好学生的定义是能够察觉教授想要什么并有技能将所要的东西交给教授的人。有人特别擅长做功课，但在别的任何事上都不怎么擅长。我逐渐相信，智商高主要衡量的是处理事物的能力——量子力学、有机化学、解析几何——也就是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除此之外就好像没有什么了。我认识的少数最大的糊涂蛋都拥有突破极限的顶尖智商。我逐渐相信，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有能力在学业能力倾向测验（the SAT）中考得好，仅此而已。

大部分人在学校都非常努力要获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认可：年轻时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再后来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再后来希望得到大学招生办的认可，再后来希望得到未来老板的认可。许多聪明绝顶之人如果从课堂作业来看可以说是令人厌烦的皇室蓝。我们不妨看看一些公认的天才，帕斯卡尔（Pascal）、托尔斯泰（Tolstoy）、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他们可以说在学校里都不是好学生。再添加一些当今时代的名人如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前者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读大一时退学；后者在哈佛退学，显然，他们觉得大学能给他们的东西很少或几乎没有。好学生从来不会辍学，他们大多都成了教授。因此，正如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所说，鼓声不断，旋律永存。

我本人也做过教授——实际上是讲师——在西北大学工作了30年。作为大学老师，我对好学生的印象并不深刻。他们有些类似训练有素的狗。如果给出一个论文题目“艾略特（T. S. Eliot）和英国天主教”——去拿吧孩子！——他们马上嘴里叼着优秀论文就回来了。他们中有些人的学习动机直截了当，可爱得很：门门功课都优将让他们进入法学院或商学院，接下来登上实现梦想的天梯，这非常公平。（在我开设的一门研究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课程的开头，有学生来到我身边，询问是否给出很多优秀成绩。他说，他询问的理由是希望上医学院，他承受不起课程成绩不是优秀的代价。我告诉他“我会给某些学生优秀成绩”。第二天，他就不再来上课了。）我常常感受到好学生丢失了一些东西。通常丢失的不仅是对学习的真正激情，而且还有关于世界以及什么真正重要的好奇心，好学生往往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在世界上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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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贬低当今的本科生教育，但是，我现在必须汇报一下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因而不是当今的情况而是我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我曾经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了一年书。在那里，我的课堂似乎主要是记忆生物学类群或法语单词之类。因为不想考试不及格，我也认真做功课，虽然有时候觉得连记忆电话簿之类课程的价值也比我在那里上的课更有价值一些。

在大一之后，我转学到了芝加哥大学，一切都变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是学院。这学院意味着十多门一年之久的课程，都是很朴素的题目如人文学科（一）、人文学科（二）、人文学科（三），社会学（一）、（二）、（三），历史，OMP(意思是组织、方法和原则)等。很多年来，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本科阶段没有任何专业，只上核心课程。（专业是后来添加的，引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宣称在芝加哥大学，他“主修历史，辅修禁欲独身”）学院里的核心课程都不使用教科书，不是阅读有关托克维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东西，而是阅读托克维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本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众多课程中似乎一再出现的两位哲学家。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是让人觉得你是要直插源头而非阅读另一个人（教科书的作者）对源头的解释。回避教科书直接读原著很快给学生一种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有能力阅读困难的有时深奥难解的作家。

芝加哥大学不记考勤。学生可能被指派要写论文，但它们不被纳入最后的成绩考核。我也不记得有小测验或其他类型的考试。一切都取决于你在期末考试中的表现，它通常被称为综合考试（the comp）。该考试的成绩不是任课老师评定的，而是被称为“考试办公室”的人给的，这就排除了老师的个人喜好或厌恶或者学生为了得高分而讨好老师。

至于读书，我能回忆起来与马克思争论时或竭力摆脱弗洛伊德的说服力的思想激动，也有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思想纽带感到的痴迷，以及毫无保留地崇拜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于在进入芝大之前看过的最严肃作品只是《麦田守望者》的人来说，这样的读书体验的确令人兴奋。

芝加哥大学的阅读引起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思考的范围和规模比他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大。同样的阅读旨在迫使学生遭遇更大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生活中重要的是什么？琐碎的和能大胆忽略的是什么？美好的人生是什么？最后，我该如何度过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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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了几年大学离开时拥有的观点与你进来时差不多，我就纳闷，你是否错过了大学教育的回报。我不敢肯定当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我是怎么打算度过自己人生的，但我在离开时已经基本确定我不愿意过的生活了。把时间花费在赚钱、舒服、安逸上在我看来已经不够好了，虽然这些追求不需要蔑视。芝大做的很多事背后隐含的议程认定，与人生有关的大事是要成为艺术家（画家、作曲家、作家）、科学家（不仅仅是医生而是研究科学家），政治家（现在根本就没有）。如果实现不了，就要成为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老师。成为亿万富翁是不够的，人的经济价值与其真正价值没有任何可比性。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的思想质量和生活方式。

我在芝加哥听过一些非常精彩的讲座——我能想起参加过艾略特（T. S. Eliot）和女诗人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诗歌朗诵会——但课堂老师没有给我留下多大印象。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学校当时的氛围。这种氛围，最最严肃的氛围之一——一个体恤衫上写着“芝加哥大学，枪支死去之地”——描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学校当时有一种国际范儿，这多亏了老师中有很多聪明的德国和意大利难民（法西斯主义送给美国的礼物）。这是我希望模仿的思想风格，但我这样做时非常谨慎以免被贴上“假知识分子”的标签，我当初肯定是这样的家伙。但我的更大要点是拥有芝大提供的受教育者的典范或者一组典范，这对自己成为真正的受教育者至关重要。艾略特在《对文化定义的注释》中说“除非我们拥有一些正确观念，有关什么有价值，成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推崇什么样的人等，否则我们的教育改革可能就不过是增加几栋干净的教学楼或多颁发一些毕业证书而已。”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文化比普通人更广泛，其理解比普通人更深刻。他可能较少利益纠葛，也就是说他的很多观点更加不偏不倚，但在采取有争议的立场上从来不谨小慎微。他绕过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所说的“独立思想群体”。该群体通常可以在追寻时髦观点中发现，它通常在政党旗帜下旅行，寻求艺术上和观点上的时尚潮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看穿这些骗局和伎俩。这个见解被很好地刻画在已故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一篇名为“大骗局”的文章中。在该文中，斯克鲁顿提出了我们如何看待艺术美的问题。他写到“我们通过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作品来到我们身上，我们能来到美的身边。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式，但艺术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方式，因为它用人生的形象——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我们来说所有重要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正面看待，思考我们能够给它什么，而非想着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艺术通过美清洁了我们沉溺于自我的世界。”斯克鲁顿认为，我们对艺术的需要源自我们的道德本性，他补充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游荡，感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愤愤不平，内心充满怀疑和不信任。或者，我们能在此找到自己的家，与他人和自己和谐共处。”（请参阅：罗杰·斯克鲁顿：大骗局《爱思想》2012-12-2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258.html ——译注 ）

换句话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过艺术、哲学和对历史的反思能走出自我，不受自我利益或者个人痴迷的遮蔽来看待这个世界。并非总是如此，但常常是这样，受过良好教育者能看到事物的真实样子。无论他或她试图成为什么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建议我们做一个“没有丢失任何东西的”人。

因此，严肃的教育应该能够让你不仅仅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的教育能让你获得解放，让你能在世界上观察比较和理解在你眼前经过的东西。严肃的教育不会揭示出人生的多重神秘性，但能让它们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因而更值得思考。

教育给人启蒙，也就是说以不同于任何其他的方式照亮世界，使其变得更丰富、更好玩、更有趣。最重要的是，它让你从自身社会阶级、民族、国籍等狭隘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你变成世界公民。

最后，好的大学教育说服任何获得这种教育的人在毕业时相信，自己还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好的大学教育首先显示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一个从来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事，我们总有更多的书要读，更多艺术作品要看，更多的音乐要听，更多的奥秘要思考。我希望这并不会让你感到郁闷。不应该有任何理由这样啊。毕竟，还有什么比时间花在幸福地追求根本无法实现的荣耀更好的方式呢？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美国作家，自1963年以来一直为《评论》撰稿。

译自：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That Can Never Be Delivered by Joseph Epstein

https://www.commentary.org/articles/joseph-epstein/college-degr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