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外王学体系性建构的“大家小书”

——俞荣根先生《王道政治——儒学政治智慧与治国之术（重订本）》读后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转发，原载《博览群书》2022年第1期 

宋立林，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

俞荣根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自从读研究生时起，我就了解俞老师和曲阜儒学界几十年的友好交往，后来俞老师多次参加世界儒学大会，不佞得以亲承謦欬，真是如沐春风。俞老师是法学家，我则是思想史的从业者，之所以能够感到亲近，完全在于一个“儒”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法学家大都是西化的，对于传统鲜有亲近者。但是俞老师则不然，他师从当代教育家、著名学者匡亚明、杨景凡等先生，研究中华法系，深探中华法系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从而探骊得珠，成为当今研究中华法系的学界翘楚。他曾经做过中国法学重镇西南政法大学的副校长，又曾执掌重庆社科院，可谓学问事功兼而有之。他不仅尊重儒学，且有儒家的人格气象：与人交流时，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颇具长者风度；登坛发言时，他侃侃而谈，大气磅礴，尽显大家风范。我的好友、河北谢志浩兄编制“百年学术地图”，将俞老师和我尊敬的刘梦溪先生等20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一辈学人称之为“第四代半学人”，我就举双手赞成。俞老师在他们这一辈学人之中，算是佼佼者。他的著述如《儒家法思想通论》绝对称得上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必将载入中国当代学术史。他从法学进而上窥儒家的外王学，于是有了这一部《王道政治——儒学政治智慧与治国之术》（法律出版社，2020年）。此书初版于1995年（初版时书名为《儒言治世——儒学治国之术》），已经近三十年了。此次作为“西南政法大学荣休教授文库”之一种重订再版，作者又增补了部分章节内容，使得体系更加完整。我读到的就是俞老师赐下的重订精装本。收到俞老师的赠书，如获至宝，放下手头的活计，用了两天时间拜读一过。我发微信给俞老师说：“我要写一篇读后感。”因为我觉得俞老师这部书对于今天的学者和大众理解儒家政治思想智慧，大有裨益，而读到好书与人分享，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也是读书人的义务。 

一、时代召唤儒学的“两创”

进入21世纪以后，儒学的命运可以用“否极泰来”“一阳来复”二语来形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基本上走出了19世纪中叶以降那种饱受批判、否定乃至妖魔化的厄运，开始以正面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我以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外在环境的变化，这非常重要。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她正以自信、昂扬的姿态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而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国人对待自己民族文化的心态也变得日渐平和、允正，加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标志着传统文化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位置日渐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的要求，其中一个就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表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所决定的。那些穿越时空、跨越国度而仍然具有时代价值的部分，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正是内外因素的相互促进，才有了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势所趋。

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扎根于三代文明的沃土之中，又深刻影响着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儒学作为一种整全的体系，涵括着道、学、政三个大的维度，关涉着天命与天道、人心与人性、修养与工夫、政治与家国天下等不同层面，举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治国理政、法律典章、风土人情、审美趣味等无不受到儒学的久远影响。儒学在近代以来逐渐退出了主流地位，主干虽折断，但根系还在，只不过对中国人的影响，从显性状态转变成隐性状态。作为文化基因，儒学还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里有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月9日在给《文史哲》杂志全体编辑回信时又强调：“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对于学术界而言，深入理解中国文明，就要做好研究阐发工作，将历史上的儒家文明是什么讲清楚，并在基础上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文明、古老的智慧，焕发时代精神，并反过来影响和塑造时代精神。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王道政治——儒学政治智慧与治国之术（重订本）》正是这样一部合乎“两创”要求，对儒家政治智慧进行深入理解、系统研究并加以现代阐释的优秀著作，堪称真正的“大家小书”。

二、儒家外王学的体系性建构

儒学是生命的智慧，关乎每个个体与人类全体的生命成长，这样归结起来就是“内圣外王之道”，涵括“内圣学”与“外王学”两大部分内容。我曾经指出，探究儒学，要把握四个论域，即天道论、人性论、修养论和政治论。天道论是形上的根据，人性论是人性的依据，这二者都是为后二者奠基的。修养论关乎内圣，政治论涉及外王。而儒学作为一种“内圣外王”的体系，恰恰是涵括着这四大领域的学理探究与实践的。贯通“天人之际”，辨别“人性善恶”，重在“修己安人”，这就是儒学的内在结构。在本质上说，孔子思想归根结蒂是一种以王道为理想、以教化为取径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学秉承先王之道，关注道德、社会与政治，以六经为依托，进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政治有序，社会和谐。这一取向深刻影响了后来儒学的发展。尽管儒学有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但是传统儒家都是秉承“内圣外王”之路的。过去我们的哲学史一般将宋明理学视为“心性学”，但是据《朱熹的历史世界》等学术著作，我们很容易理解，宋儒那种外王学的追求。只是，随着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儒学失去了制度化的基础，被美国学者列文森称之为“博物馆里的学问”。儒学在现代只能以大学的哲学学科为主要依托而苟延残喘。尤其是自现代新儒家诸大师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先生在港台撰述、讲学以来，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学得到发皇，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似乎有了眉目。尽管港台新儒家并没有忽视“政治儒学”，但毕竟关注不足。钱穆先生虽极力表彰传统政治之优良，却遭到张君劢、徐复观等先生的猛烈抨击，足见现代新儒家的主流对传统政治的成见是何等深重。本世纪初，大陆学者提出“政治儒学”，以纠正港台“心性儒学”之偏，引发学术论争。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儒学的活态化存在日渐复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儒学的生命力。关于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日益超出所谓“修身”的“内圣学”的范畴，所以对于儒家政治智慧的现代价值也备受关注起来。

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20世纪较诸以往略有改观，但是系统性的论著并不多见。就我孤陋所见，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的《儒家政治思想史》与1946年初版的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算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此后有南开学派之称的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皇皇大观，当然都是经典之作。近年来彭永捷、干春松、梁涛三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哲学史》后出转精，颇多新意，但是以上论著对于儒家“外王学”的研究，依然是“历史的梳理”多，“系统的架构”少，因此无法真正展现儒家外王学的整体面貌，也无法呈现儒家政治智慧的现代价值。俞荣根老师这部“大家小书”，字数不过22万多，但是却能够将儒家的“外王学”归结为“王道政治”，并架构出其义理的体系架构，展示了作者对儒家王道政治的系统性理解和诠释。

全书分为十六章，除最末一章谈论儒家政治智慧及其现代命运以作结之外，其余十五章可以说是关于“王道政治”的体系架构，这从正副标题可以一目了然。作者将“三纲八目”视为“王道政治”的总纲。然后分述其王道政治架构：“法先王”是王道政治样态；“大一统”是王道政治目标；“仁与义”、“德与礼”、“中庸”为王道政治的原则；“重民”为“立国之根基”，“孝亲”为“治国之础石”；“礼贤”为“致治之干城”；“君道”为“政治之核心”；“臣道”为“政治之贰佐”；“师道”为“政治之辅弼”；“礼法与律令”为“王道政治之法制”；“天理、国法、人情”为“儒家政治三角形结构密码”；“维新与革命”为“王道政治之救济”。

这里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俞老师没有使用西方的现代的政治学术语，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儒家术语来概括。对于这一做法可能见仁见智，我个人以为，这对于我们真切理解儒学传统，是有好处的。而套用西方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往往是方凿圆枘，反而会发生某种遮蔽。这就是有学者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而反对“汉话胡说”的原因所在。尤其是作为一种面向中国大众的“大家小书”，使用传统术语，一方面可以将被人为隔断的传统接续起来，让中国人把本该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新熟悉起来；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展现传统儒学的本来面目与内在精神，因此这样做才算得上贴切。

作为儒学的研习者，对于俞老师在建构儒家外王学时所用的术语，当然都是熟悉的，所以读起来较之原先那种西化语言的专著要亲切有味得多。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俞老师的架构中，有很多新的创见。比如，将“中庸”与“仁义”“德礼”一道视为“王道政治的原则”，就是很少有人提到的。尤其值得赞赏的就是，俞老师单列一节“师道”，将“师道”视为“政治之辅弼”，这一认识可谓卓识，在古人那里可能并不觉得惊奇，但是足以令现代读者感到意外。今天的教育早已失去了“政治”的意味，我们仅仅视为文化事业。但是在古代中国，“政”与“教”自然非常紧密，基于此，“师道”对于政治便非可有可无了。

在用贴切的语言架构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俞老师对王道政治这一儒家外王学的内在结构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其呈现出的架构便显得体大思精、缜密圆融。这一点是同类著作中罕见的，因此难能可贵。首先，将儒家政治归结为“王道政治”，无疑是允当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王道政治”的内在义理结构是怎样的，便少有人说得清楚明白。俞老师的视野宏阔，对儒学的义理体贴到位，条分缕析，由内而外，建构了王道政治的体系。这既是儒家外王学的“真面目”，又体现出作者的“真识见”。

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正本清源

任何一种思想，要想成为传统，都需要经过若干世代的持续诠释。当一种传统形成之后，也要面临一个被后世认知与接受的问题。如果说，诠释无所谓对错，只有高低优劣，那么认知就不然了。认知往往有正解与误解之分。儒学作为一个悠久的传统，其诠释史绵延两千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诠释成果，也早已融入儒学传统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站在儒学之外的认知，便不免泥沙俱下，正见与歧解并存，戏说与成见齐飞，极大妨碍了儒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现代民众对儒学的排斥，从而造成传统的断裂。因此，正本清源的工作，便成为必须。同时，走出“尊儒”与“反儒”的极端立场，以理性的态度，辩证的思维，做好正本清源的工作，才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从误解儒学、批判儒学变成儒学的“卫道士”。

俞老师在正面叙述之余，宕开一笔，就长期以来的误解进行辩证分析，他称之为“续条尾巴”，言下之意好像是“画蛇添足”。其实，这是他的自谦。俞老师对于儒家思想的关键问题所做的正本清源，十分必要，而且辩证平允，深获我心。比如他对德治与法治的辨析、对儒家、法家与“法治”“人治”的辨析、对孝道的分析、对君道臣道的分析都十分允当。尤其是对中华法系性质的辨正，可谓关键之举。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王道”与“霸道”的分野，我们常常将儒家归为“王道”，法家归为“霸道”，俞老师则提出，在二者之外还有一个“强道”，儒家崇尚王道，但并不一概否定霸道。这一点令我想到公羊学所谓《春秋》对“春秋五霸”“实与文不与”的观点。与，就是肯定，赞成。孔子对于五霸，在《春秋》的经文上是予以批判的，但是实际上又有肯定。俞老师又提出，法家属于“强道”，不属于“霸道”。这都令人耳目一新。

关于孔子提出的“亲亲相隐”，学术界曾经爆发过一次非常大的论战，以邓晓芒、刘清平等为反方，郭齐勇老师及其弟子丁为祥、胡治洪、龚建平、林桂榛、陈乔见等及杨泽波等儒家学者为正方，展开了多轮的论辩，是一次持续时间长、关注度高的学术论争。我的老师郭齐勇先生将相关文献编为《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此后虽然没有集中的论战，但是余波未息，陆续有各种论点被提出。俞老师这次重订，专门补写了一节“孝的权利：‘亲亲相隐’”，从法学家的角度对此做了解读。他指出，“‘亲亲相隐’进入古代法律制度领域。这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儒家化的典型例证。”他将古代“亲亲相隐”立法的特点归为三点，其一是家庭伦理本位，其二是国家本位，其三是家庭私权抗御公权。这第三条尤其重要，这是俞老师自己的概括，极大地彰显出这一法律的深刻意义。他赞扬道：“在人类的中世纪时代，恐怕只有中华法系中的古代法有这一的人性张扬和制度安排。”他还引用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的话“罪犯逃脱法网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得出这样的认识：“维护亲属特权可能会致罪犯逃脱法网，但这与以法律的名义撕裂人性、践踏亲权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这样的理性深刻的法律意识，岂是那些动辄以“腐败”来职责“亲亲相隐”者所能比拟？

长期以来，受日本学者影响，中国学人也将中华法系视之为“律令体制”，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俞老师用他的几十年的研究，有力地辩驳了这一看法，将中华法系归之为“礼法”，对于很多中国读者而言，可谓石破天惊，但仔细阅读，尤其是配合他的其他相关论述，就能够信服地接受这一观点。这对于确立我们的文化自知与文化自信都大有裨益。

俞老师明确指出，“礼法”不是“礼+法”，不是“礼”率“法”，也不是“礼法结合”“礼法合一”。而这些他所否定的说法，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本人就曾经将“礼法”视为“礼法合一”，后来读了俞老师的相关论述之后，才放弃了这一看法。俞老师指出，礼法是一个双音节古词，一个法律学上的概念，一个法哲学上的范畴，也是中国古代“礼乐刑政”治国方式的统称。只有“礼法”一词才能比较准确地作为表达中国古代法的名词。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礼法”的意义，俞老师将其“构成系统”进行了分梳，分为三个子系统，其一是“礼典子系统”，二是“律典子系统”，三是“习惯法子系统”。俞老师还对前辈学者瞿同祖先生提出的“法律的儒家化”命题做了辨析。他指出，“法律的儒家化”是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成立的，即是以秦律、汉《九章律》等为法家之法为立论基础，指的是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经过“儒家化”改造的一个历史过程。至于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典以及以礼俗为核心的习惯法原本就是儒家设计和制定的，是儒家之立法，不存在“儒家化”。这无疑有利于人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史，进而明确儒家与法律的关系。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俞老师用“天、天子、民”和“天理、国法、人情”两个三角形结构进行诠释，可谓深中肯綮。我自己也经常用“天理、国法、人情”来理解中国古代法，但是却没有能够上升到整个古代政治层面去把握。俞老师将之视为中国古代政治运行的“文化密码”，在我看来，真是对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精当表述，所谓探骊得珠！由此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政治与儒家思想的内在关联，体现出真正的“中国特色”，尽管与现代民主政治存在巨大不同，但是似乎依然有值得去汲取的政治智慧。即使回到单纯的法律领域，我们也应该反思近代以来那种“移植”西方法律的极端做法，因为“法之可能移植和继受者大致限于制定法的部分，其非制定法的礼俗习惯法，以及蕴含于制定法和习惯法之中的法价值、法精神，还有全社会性、全民族性的法行为、法思维、法心理等，怕是难以从别国、别的法系全盘继受过来的”，“我们在实现法的现代化，世界化和人类性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法的民族性和本土化问题”。这样的呼吁，实在是非常及时的。俞先生深刻地指出：“文化资源不同于别的资源，它是一种无形的‘场’，一种社会的‘习惯’，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民族的心理，一种精神的力量，其中所含的法文化资源无法与整体的文化资源相分离，‘天理’—‘国法’—‘人情’三角形链作为传统法文化资源之一更不能与之割裂，因而，文化和法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新只能是整体的开发创新。”这样的认知，应该成为共识。

俞老师还专用一章的篇幅谈论儒学政治智慧的现代价值，着重分析了儒学复兴的趋势，并就儒学的积极与消极两面做了精彩的分梳。对于儒学政治智慧的积极层面，他用一句话概括，即“寻求王道政治”，随后分十四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关于儒学政治智慧的消极层面，则从四个层面展开评析。这些分析，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更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不偏不倚的学术识见。

四、传统文化通俗化的典范

通俗化是文化普及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但是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尤其是对误解重重的儒家法政等问题，殊为不易。相较而言，学者用学术专著的形式，以纯粹的学术话语来撰述，因为习惯成自然反而轻松，但是对于读者而言却是挑战，对于普及而言则是灾难。正如俞老师所说：“要在写作的全部进程中想着读者、关注读者、贴近读者、了解读者的，全不像写自己的学术专著，不必考虑读者，只顾写自己的研究心得。”我作为一名儒学研究者，也写过几本书，对此深有感触。2014年我和业师杨朝明先生应中国方正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尽管每本书的规模只有上万字左右，整套书也不过八九十万字，但是我们却用了三年时间，其中有六个半月，是每天十几个小时集中统稿，逐字逐句地进行打磨，这是我原来撰写学术专著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是“非学术著作”，也就是这是一部通俗的学术作品。这样的工作，非学术功底深厚的大家不能办。我自己写通俗作品，更多的是诚惶诚恐，若非有业师把关，我是不敢造次的。俞老师浸润于儒学的法政研究几十年，对于写这样的作品可以说驾轻就熟。

作者在《后记》中自陈：“我原也想多糅进一些历史掌故、现实事例，把文笔搞得再生动再生动些，使可读性强些再强些，让读者茶余饭后轻松轻松。为此，我还搜罗了一大堆剪报，准备按需要拼装。但我心里不踏实，隐隐有种戏弄读者的负罪感。”于是，作者采取了目前的写法，“执着于使每一个读者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关于儒家政治箴言和治国之术的正确的信息。”我觉得，俞老师做到了将儒家政治智慧的“正确信息”传达给了读者，但同时也做到了“通俗易懂”。尽管俞老师没有采取更多“讲故事”的方式，他的行文也不像学者散文那般自由自在，但是我觉得，俞老师这部书读起来非常“轻松”，看来“轻松”也不一定完全靠着“故事”，“义理”的层层辨析同样可以引人入胜，让读者获得理性的快感，思想的享受。当然，若说有遗憾，那就是一些校对疏漏所遗留的错别字。但瑕不掩瑜，我们读这样的作品，不用那种正襟危坐的姿态，因为整部书夹叙夹议，不温不火，娓娓道来，胜义纷呈，在古今中西的比较中，例证与义理相辅相成，毫无学术专著的“冰冷与矜持”，反而体现了“温度与情怀”，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必一口气读完，方为过瘾。这正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

这样一部有温度、有情怀、有识见的“大家小书”，在今天这样的图书出版的大潮中，不应该被淹没，所以我斗胆将阅读的心得体会，拉杂写出，目的在于“奇文共欣赏”，让更多的关心儒学、喜欢国学的朋友，读到真正的好书，从而从中获得教益与启迪。尤其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一读，对于正确理解儒家传统，深刻把握传统儒家政治智慧与治国之术的当代价值，从而有所汲取，有所践履，更好地做好工作，都是极为有益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