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论儒商之根本特质（下）

作者：张凝

来源：“崇圣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辛丑腊月十五日庚午

          耶稣2022年1月17日

编者按

人类正处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华文明正在复兴，并极大地改变世界格局，圣人之道将渐行于天下。子曰：“人能弘道。”当此之际，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大批服膺圣人之道的士君子，担当弘道、行道之大任。为此，崇圣会兴起“大人之学”；虑及当世社会特征，重在养成政府官员、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和社会工作者等人士为士君子，以为道行天下之担纲者。儒商之道为崇圣会核心理念宗旨之一部，为阐明儒商之道，我们邀请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张凝从儒家核心理念出发，追本溯源探讨儒商之根本特质，作一家之言，以就教于方家。由于文章较长，本期继上期推文后，继续推出该文之下篇。也欢迎各位企业家和学者就儒商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

宋明理学与文明兴衰

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的发展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并在对自然社会环境变化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形成自身的独特特质。儒家思想在两宋之际，因应佛教的传入以及经济社会的新问题而有一轮重要的发展变化，后人将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带有新特点的儒学思想称为宋明理学。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当代人对宋明理学持负面看法居多，而误解更多。随着新一轮国潮思想的兴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有很多人开始讲朱子和阳明学，尤其是因为日本部分成功企业家对阳明学的推崇，阳明学成为儒商思潮的重要分支。

相对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而向内，重视内在的道德，用传统话语讲，就是凸显“内圣”的一面。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天理”，并把心性与天理打通，为道德建立超越的根基。同时我们也看到，宋明理学在政治社会层面成为主导思想以后，具体说，就是从明朝开始，在中西方文明的发展竞争中，中华文明逐渐落后。西方发展起科学技术为动力的工商业文明，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为尊的理学传统，对商业及相关联的逐利思想持贬低和批判态度，对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也是阻力大于助力。从这些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宋明理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之批判，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我们的文化传统越长久，文化积淀越深厚，这种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积淀的错位就越深刻，融合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也是现代中国很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根源。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儒商文化？当我们在进行经营企业、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源自西方的一套商业规则在进行的，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和流通，身处当前西方文化主导和西方制定的规则为全球通行规则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按照这一规则进行商业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形成的积淀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走向对多元化的承认和肯定，民族自信心的高扬，改变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积淀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此前我们意识到有这种文化积淀，但是力图否定它或者改造它，现在我们是承认其价值并努力适应它。

那我们就要明白，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有了怎样的新特点，它在哪些方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积极的价值？

宋明理学内部，有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重大差异，他们分别代表了宋明新儒学光谱的两个端点。朱熹的理学重理守敬，重视传承、维护秩序，包含着理性化、知识化倾向，如果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个体纳入整体的秩序之中，不论是内在的道德修身，还是外在的礼制维护，都为了重建秩序。王阳明的心学挺立个体主体性，把道德内化于个体之内心，赋予个体道德决断的自由和责任，包含着非理性化、主观化的倾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整体价值纳入个体之中，从而解放被外在规范束缚的个体道德决断力和创造力。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

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转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把明朝灭亡的部分责任归到阳明心学的头上，所以实际上王阳明心学传播的时间很短，清朝主流思想是以朱熹理学为导向的，直到清末民初，阳明心学才又迎来新的发展。实际上，思想和理论的兴起都是因应其要面对的时代问题。而不论中国和西方，文明都是在个体和整体之间摆荡发展的。整体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往往意味着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关联着创造力，但个体自由的扩张往往带来秩序的崩坏。

所谓的文明繁荣期，是在两个节点附近，一个节点是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时期，秩序刚刚建立，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体之创造力，而个体也认同整体之秩序，个体之创造能够转化为物质文明，文明在物质层面走向繁荣；另一个节点是整体之秩序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或者因自身之问题，开始松动和动摇，但并未完全崩坏，个体精神在不同文明的冲击激荡之下，或在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之下，迸发出创造力，出现一个精神文明的创造繁荣期。也可以说，在这两个时期，个体和整体之间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阶段，而在另外的时期，如果是整体吞没和压制个体的时期，虽然有物质的一定繁荣，但实际上文明在走向衰亡；而如果是个体无序扩张秩序崩溃的时期，战争和动乱将破坏一切文明。

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和中晚唐近一千年的分裂割据之后，要重新建立秩序，宋明理学就是要在理论层面为这种秩序的重建建立基础，在人心之中建立对理的认同。同时要回应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之挑战，重新论证儒家道德伦理的超越基础。秩序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基，而道德伦理必须建立在超越性的根基之上。

再回看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人心秩序之崩坏体现为道德伦理之失序，但根源在于道德失去了那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超越根基。在西方文明中，这个超越根基是由基督教和上帝保障的，基督教虽然受到科学和理性思潮的冲击，但仍然是西方社会的基础。西方法律的神圣、个人自由的根基都是源自上帝。宗教从来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所以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几百年来，中国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都可以学习西方，也在实际层面已经相当西方化，唯独在文明的核心处，我们很难移植西方的基督教。

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中华文化有自身的信仰核心，就是“天道”信仰。当前我们最根本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西方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重建天道信仰。这样一种重建，并不是把先秦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天道或天理简单复制，而是一方面要挖掘和继承我们文明传承下来的核心特质，另一方面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吸收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积极元素，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体系。

儒商的特质与时代使命

现代西方文明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商业文明，而传统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长处在交流和扩展，而农业文明的长处在和谐和长久。换一个角度说，西方商业文明追求的是一种空间性的价值，商品的增多、物质的繁荣、规模的扩大、欲望的满足，都属于空间性价值的内涵，进一步分析，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也是对空间的探索。我们现在衡量文明繁荣的绝大多数标准，都是一种空间性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历史演进呈现一个进步的假象。如果你穿越到中世纪欧洲或古代印度，跟一位修道士或苦行僧对话，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那些现代价值，大多数在他看来一文不值，他根本不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认为，在追求的价值层级上，我们就一定比他们高明。

作为农业文明之代表的中华文明，追求的主要是一种时间性的价值。我们前面讲过，在中华文化内部，特别是在中华文明内部整合尚未完成的时期，也有崇尚个体价值的杨朱、追求国家竞争的法家等各种思想派别，而最终奠定中华文明主要性格并形成今天中国人文化积淀的儒家思想，更多追求的是和谐和长久的时间性价值。

西方扩张性的商业文明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在尚未发现外星文明的前提下，可以说，这种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一种扩张性的文明如果扩张到其极限，会出现什么问题？秦朝的灭亡就留下了一个典型的教训。我们知道，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崇尚竞争和扩张的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国，也在事实上打败和吞并了未能实现彻底法家化的东方六国。但统一后的秦国仍然延续法家思想治国，压制人民，维持一种对民间社会高度抽取的行政机制，保留庞大的军队，秦朝大军仍然向北和向南在推进着。秦灭六国时期，所发动的战争由于能够吞并东方六国富庶的土地，其付出的成本一般都能得到补偿和回报。但当秦统一六国，扩展到当时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之后，进一步的扩张所获得的收益远远无法平衡其付出的成本，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就会迎来自身的崩溃。

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历史，伴随着血腥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残酷掠夺。进入20世纪之后，殖民和直接掠夺的方式无法持续，但后来建立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仍包含着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剥削。当前的所谓“美元霸权”，是美国以美元为杠杆，抽取包括中国在内众多国家人民的血汗价值，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和持续繁荣。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承认，追求竞争与扩张的商业文明，在竞争和扩张方面，确实要优于追求时间性价值的中华文明。而且当前世界，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但并未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整合，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单元的竞争局面。所以西方文明仍是当代的主导文明，大多数国家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只能按照西方文明的规则，建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不论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还是在宏观的国家发展竞争方面，要维持自身之存在并寻求发展，必须首先吸纳基于西方商业文明的那一套价值和运行模式。

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你首先要学习的是现代商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经营之道，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基础上，尤其是当企业逐渐做大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才进入儒商文化之核心问题。儒家思想和儒商文化所能够带给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让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聚焦于以下三个角度：

1，企业内部凝聚力、共同价值和基于人心认同的有效秩序。这里解决的是员工个人和作为整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强调的是个体和整体的通联，基于个体和整体的通联而建立个人的行为模式和企业的运行规则。这需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兼顾，员工个人的职业伦理和企业管理者的人性管理。在西方的管理模式下，规则一般是“硬”的，比如上班时间不许迟到，这个规则不会因人而异；而儒家人性化管理在执行规则时，就要考虑到具体的人，比如对一个孕妇员工的尺度可以稍微放宽。在儒家式弹性管理中，最关键在于，宽容的原则是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包含着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修身和道德修养的要求。所以，儒家式管理必须是一整套体系，否则你只实行了儒家仁爱和人性化管理的一面，没有修身和对“仁义”理解的配合，人性化管理只会变成腐败的温床。在儒家式管理中，企业管理者不仅仅像一个“慈父”，关爱每一个员工同时获得员工的信任和尊重，也必须理解儒家“双向式”伦理的本质，是一种心灵的打通和互相的责任，他能够信任每一个员工并虚心听取每一个员工积极的建议，是一体奋斗的引领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2，企业在社会层面的“义利兼顾”，从而创造和实现良好的外部关系。这里解决的是企业作为一个个体与更广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义”？义的本质就是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找那个最佳平衡点，最适宜的，最合适的。它包含着时机和具体情境的考量。比如说，在国家层面按照西方现代文明规则制定了各种税收制度，企业所得税可能是25%，但某个具体行业某个具体企业，可能由于特殊的环境赚得了超额的利润。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意识到，他所赚得的超额利润更多是由于社会这个大的整体所给予的一种特殊机缘，所以他在正常纳税之后，应该基于儒家之“义”，给予社会更多的回报，可以以慈善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分享到这份额外增值的财富。而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能够实施“义”的企业家，也应该在名誉、地位等方面回报他的义举。在我们国家，很多时候，都是按照这样的潜规则在运行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如同我们前面第一条所讲，在企业内部实行儒家式管理需要一整套体系，在国家社会层面，同样如此，只有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配合实施儒家式管理的时候，企业的仁义行为才能获得鼓励和回报，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模式。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延续着很多体现传统积淀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制度和法律等方面我们实行的却是西方现代的制度和规则，而这两个方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美融合和贯通的方式。这种困境也不是在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每一个企业只能基于其自身之具体处境做出选择和决断。

3，企业的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重视时间性价值的文明，体现其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更是重视传承的价值。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所以发展了基于“孝”的一整套伦理。在当代社会，只讲传统的孝道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了。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现代社会不再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了，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单元。企业内部的关系，不再适用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孝道伦理；企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不再适用原来从家族关系扩展而形成的君臣之道了。但儒家思想重视长久的时间性价值这一点却没有过时。企业的传承，关键在于把企业本身当做一个主体，而不是把企业当做企业家的私有物。企业要建立自身的核心价值，传承的是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而不只是传承企业家的血缘血脉。企业要形成自身的灵魂，并在现代企业运行规则基础上，以企业的核心价值和灵魂的延续为第一追求，依此为原则培养继承人，并在现代企业规则的基础上，保证传承的合法性。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我们当前的学校式教育制度是无法完全承担这一使命的。当前学校式教育制度是基于西方文明的逻辑设立和运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套制度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正是让他们远离家族，成为国家的一个分子，没有体现传承的价值。企业的传承之道只能在家庭和企业内部来落实，在这方面，儒家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可以借鉴和参考。

当前之世界，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扩张到全球而达致其极限，并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而现代文明种种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不可持续性。不论是资源的消耗、贫富的差距、政治的撕裂、债务的猛增、环境的破坏，根源都在于现代文明是在追求空间性的扩张，而没有关注时间性的延续。而当代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儒商文化的兴起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是在这一主题下，人类应对现代文明之问题与困境、寻求解决之道而进行的探索，儒商文化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解决现代文明困境问题上最前沿的交锋战场，儒商群体承担着探寻解决之路和先行先试的开路先锋官之责。只有在企业经营和经济领域，儒商验证了儒家智慧对解决现代文明之问题有着积极的价值，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才会相应推进，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验证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儒商的崛起迈出关键的一步。这就是时代赋予儒商的使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