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

来源：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译者授权 发布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画作：亨利福特医院（1932）

自从我半个世纪前当上医生以来，医疗方面的最显著变化之一是病人在做了手术甚至是大手术之后离开医院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年轻人的想法总是觉得那是永恒不变的。）当然，病人离开时的确得到嘱咐和指导。在我当医生那会儿，病人做了手术之后通常都要呆在医院十天半月的；在恢复生活常态时小心翼翼，似乎手术伤口总处在随时裂开的危险之中，人们在术后通常感受到一段时间的紧张可怕。

如今，正好相反，术后呆在医院两天都是例外，只要觉得将病人送到家之后不会马上死掉，医院通常都被打发他们匆匆离开。至于承受心脏病突发之痛的病人，通常需要卧床休息三周时间就好像他们的心脏是破碎的瓦罐，虽然裂缝已经用胶水粘住了，但要等着胶水干了才行：现在，人们相信这样的治疗恰恰是错误的。人们忍不住感到纳闷，在医学实践中还有多少严格来讲错误的其他治疗仍然在进行，这些都得到最好的医疗观念的支持。

总体上说，缩短呆在医院的时间是一种迹象，说明了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技术进展，从前可能属于实验性的手术（如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如今变得就像查验血液一样的例行公事。不过，就像所有进步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些退步。医院越来越类似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刻画的那种工厂。病人被当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就像需要组装的物件一样对待：很少有时间进行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交流，让病人与医生或其他工作人员建立其亲密的关系。医院更加重视效率而不是对病人表达亲切和友好。

病人被医院匆匆打发走有时候显得残忍，有时候从医学角度看也是错误的：但是，当然，甚至包括医学判断在内，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十全十美之事。令病人呆在医院很长时间的从前体制常常使其看起来更像住在医院的居民而非病人，这不仅表明医疗技术低劣，而且产生比如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的恶劣影响。人们迅速适应这种变化：一切都为他们做得妥妥帖帖，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尤其是对很多需要做的事非常烦人之时，这种适应速度令人惊讶。文学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说，他认识一位自杀者，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未来几十年每天早上都得起床系鞋带的无聊而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虽然这或许是他自我毁灭的借口，因为该问题肯定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如换上不用系鞋带的拖鞋。但是，他本来能用其他让人心烦的日常琐事如刷牙或换袜子当借口。过去精英阶层中的某些成员之所以成果丰硕理由之一就是别人替他们做现在令人厌烦的日常琐事。当然，过去精英阶层中只有少数人利用自己免于从事日常琐碎小事的空闲时间专心从事思想和艺术创作，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大部分人是随波逐流，常常对自己微不足道的快乐也感到厌烦，故而从奢靡生活中寻求解脱：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地狱箴言》中说，奢靡生活之路带来朝廷的智慧，但与此相反，结果常常导致王朝的崩溃和财富的灰飞烟灭。

内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帕克斯·韦伯（Frederick Parkes Weber）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工作过很多年，他写过1000多篇医学论文，是个杰出的钱币收藏家，为美国和英国机构留下10万枚钱币，还是个埃及研究学者。他能说七种语言，发现和描述过六种非常罕见的新疾病，这些疾病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显然，这是一位极其聪明智慧和很有个性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下面这个事实给了他很大帮助，即他从来无需前往超市购物或从事很多当今占据我们大部分时间，且搞得我们十分忙碌而厌烦的活动。整个社会是否应该如此组织起来，以便让偶尔出现的天才如弗雷德里克·帕克斯·韦伯脱颖而出，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很偶然的是，他很长寿，活到了99岁，只比他父亲少了一岁。他父亲是来到英国的德国移民，最后成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保健医生还被封为贵族。弗雷德里克·帕克斯·韦伯一直到死都思维敏捷，不过听力不行了。去世之前，他仍然继续参加医学会议，被同事们看作接近无所不能的全才。有个故事说，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他承认没有听到某些内容，见证了这种空前且独特的坦率态度的听众无不啧啧称赞。当然，他也能利用听力不佳的有利条件。他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用引人注目的夸张动作关掉助听器，似乎对此问题再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了。

当今像生产线一样的医院，除了病人有时候还没有完全康复就被匆匆打发走了的明显劣势之外，还有哪些劣势呢？下面就谈论这个话题（现在，出院一个月之内再次住院的比率是被用来评估医院提供的医疗照顾质量的措施之一---正如大部分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比较的结果往往比初看起来复杂得多。）

过去在前往苏联参观时，我认识到如果必须呆在苏联的话，医院是最好不过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的疾病并不多么严重，如果真有些不舒服，那也不过是遭遇一种神秘的、没有被诊断出来的轻度不适。因为事实在于我参观过的医院都非常令人愉快（虽然可能并不美观），那里相对宽敞，拥有绝佳的机会读书和一定数量的社交活动，是逃离现实世界的好去处。这种喧嚣和活动在从前的西方医院里很常见，但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一切都很安静，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活动。偶尔过来巡查的医生可能打破病房里的安静，但绝对没有爱发号施令的护士不断来烦扰病人去做这个或那个令人讨厌的事，病人可以不受干扰地下棋、打牌或看书。过去，医院是个社交俱乐部。

我记得自己当初被允许进入英国医院的场景，在100%的时间内保持100%的床位占有率并非每个医院经理眼中的关注焦点，这部分是因为当时医院很少有经理这种岗位。我被允许住院两周时间，原因是这种疾病如果没有可能的治疗处理，再活五年的概率在25%到50%之间。病房里只有两三个其他病号，其实这里住进来20位病人也绰绰有余。这家医院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有一种低调的奢华。卫生间特别精致，拥有非常漂亮的涂以瓷釉的瓷砖盖瓦，就像那个时代瑞士豪华宾馆里的卫生间那样宽敞。管道内的热水需要用海啸一样大的力量按水龙头才能流出来，客厅里摆放有书刊杂志，应该承认它们不是最新的（但是，在时间本身已经缓慢下来的时候，谁在乎呢？），通风效果很好，这在那个时代疗养院风格的建筑中还是不错的。所以，由于没有辨认出我到底因为什么患病，当医生宣布我能够回家时，我其实真的感到很失望。我已经做好了长期呆在医院的准备，也想好了要听之任之。再也没有人像我这样拥有如此愉快地呆在医院里的体验了。有趣的是，很多在监狱里呆习惯的囚犯多年后告诉我，他其实更喜欢监狱内而非监狱外的生活。

现在已经不怎么听说有长期泡在医院或疗养院里的故事了，除非是神经方面受到了严重损害。这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住院经历是很多文学著作的主题，或者至少是其故事背景。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癌症病房》和埃利斯（A.E. Ellis）的《拷问台》（The Rack）。埃利斯是英国小说家德里克·林塞（Derek Lindsay）的笔名（如果一个只写了一本小说的人也可以被称为小说家的话，其实，很多著名批评家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埃利斯2000年去世，是在山上疗养院进行肺结核治疗的最后病人之一。出版于1958年的《拷问台》是对他住院体验的虚拟描述。就在那一年，我最亲密的朋友在北伦敦的整形外科医院治疗，他是此前两三年患上脊髓灰质炎的。我仍然记得一个患有波特氏病（Potts’ disease脊椎结核病）的英俊年轻人躺在医院地层阳光下的病床上晒太阳，这被看作治疗的组成部分，似乎这样做就能矫正脊椎使其扭曲变形的脊椎恢复正常一样。

诗人和批评家亨利（W.E. Henley (1849 – 1903)）在防腐外科学创始人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照看下在爱丁堡医院治疗了两年。亨利的一条腿因为结核病骨头感染已经被截肢，因为病人几个月里得到精心照顾，李斯特保住了他的另外一条腿，不至于因为同样的疾病再被截肢。

亨利写了或许第一首英文现代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现代诗；他的医院诗歌以他的住院经历作为主题，28首诗歌作为一个循环，具有高度的独创性。之前从来没有人把常见的临床住院经历如此形象逼真地写进诗歌中，而且采用新诗形式：

仰面躺着，

在漫长的休息时光中，

生活其实是一场噩梦---

可怕的睡眠或苏醒

肩膀和后腰

好疼啊！

疼啊，床垫

变成了大石头和吊床

像窑炉一样发光…

一个头部受伤的男人被送进亨利的病房（我自己几乎要像医生一样写到，“一个头部受伤的男人被送进亨利的病房”，似乎头部受伤是独立于这位病人的现象），亨利用精彩绝伦但惊人简练的笔法描述了这个场景

就像漆红一样，还油光闪亮

血顺着头发往下滴，他的脚看起来僵硬

抬起，他直直地侧身躺下…

那时候，没有多少事可做了---只能静静地躺着，应该承认在少数场合，就算现在也没有多少办法。

亨利用同样的简洁抓住了人生的悲剧。

有个妇女来到他的床边

站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就无言地离开了，

几个小时后，他自己也走了。

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女友

他们第二天就要结婚

她安静得像一座雕塑

但嘴唇扭曲，没有血色

没有悲伤的展示，没有悲伤的表现---但悲伤藏在更深处。而且，因为难以彻底分析的理由，这首诗并不令人感到压抑而是让人觉得欣慰。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2001年去世的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Elizabeth Jennings）在其1964年发表的薄薄诗集《康复》中也写了一组诗歌回顾了亨利的诗作。她自己也因病住院，呆在医院的时间比当今普遍的一两天要长很多。

观察一个个小时过去

似乎站在病床之间静止不动

直到尖利的叫声打破宁静

透过时间显示出人类在悄悄受苦

呆在医院让病人直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局限性：

虽然这里从不讨论死亡

但它更容易被察觉和感受到

轻轻触摸面颊或眼中饱含泪水

虽然在场却已经弃权

在另外一首诗中，她描述了自己对得了绝症的妇女的反应

判决书已经下达，你静静地躺着

没有了希望、仇恨、报复、甚至自我怜悯

 诗人的反应既出乎意料又类似于我们知道在同样场合应该有的感受：

你充满感激地接受礼物---鲜花、水果

笨拙地也递给探望者

明明知道你在几个月之内肯定死掉

现在什么也不说，只剩下手势

我从现有视角也看到

感受到无能为力，希望出现更剧烈的事变

我不敢肯定，是否只有同情

但至少能打破这可怕的紧张

死神无权悄悄溜进来。

生产线医院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呢？它们能给人时间和机会来反思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用技术进步去换来任何数量的反思。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著有《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肯尼思·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合著）和本刊编辑的《悲伤及其他故事》。

译自：Hospitals by Theodore Dalry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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