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12-24 16:11:30
标签:《礼记》、中国礼文化、礼节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作者: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第一届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获日本爱知大学博士后研究证书,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津贴专家。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盛邦和

 

内容提要: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主题词:《礼记》 礼义 礼节 礼仪

 

一、《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礼文化是儒家对“礼”的综合阐述。“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这样的连词惯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题元素。其中“礼”出现的频率甚高,说明“礼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起有突出的精神支撑作用。历史上儒家思想通称“儒学”,在日本、韩国,还名之为“儒教”。由于礼文化的特殊地位,儒学又被称为“礼学”或“礼教”。

 

孔子和他的学生常在一起讨论有关礼的问题。学生问:明礼真的算得上是急事吗?孔子回答,圣人以礼示人,使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人因有礼而生,因失礼而死,国家因有礼而兴,因失礼而亡。先王秉承上天的道理,治理人间的世情,用的就是“礼”[1]。明礼而遵,可以算得上头等大事。人合群而生,组成社会,既生出“人利”,又发生“人害”。讲信修睦,谓“人利”;争夺相杀,谓“人患”[2]。倘若建立平和安顺的社会,就须去人之患,得人之利,为达此目的“舍礼何以治之”[3]!

 

“那么先生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才算是有礼?”孔子没有正面应答,只是说,恭敬而不合乎礼就是粗野,谨慎而不合乎礼就是畏葸;勇敢而违背了礼就有可能忤乱。“那么,礼就是摒弃恶行而保全美德吧?”孔子颔首称是[4]。

 

凡宗教都有三个特征:教义、戒律、仪式。礼文化不是宗教,但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可谓“准宗教”,也具类似宗教的三个特征:礼义(义)、礼节(律)、礼仪(仪)。

 

不论哪个民族,文明初开,都想建立自己的信仰。就信仰对象而言,山有山神,家有家神,土地有土地神,灶有灶神,井有井神,都有左右祸福的机能。因此需要通过特定的人即“巫者”,与神沟通,招徕福祉,祛除灾祸。后来“巫”成为职业,“巫术”也成为民族文化的源头。“儒”之本义,本是祭神、祈福、送葬的司仪,他们发明祭礼、祈礼、葬礼等系列礼仪,又从礼“仪”抽象出礼“义”,从礼“义”演绎出礼“节”。中国礼文化源远流长,发端于夏代,流行于商代,成熟于周代,经历代损益而至儒家所在的时代。儒家做的工作,并非礼之开创,只是集三代文萃之大成,将礼作逻辑文化的提升,并留下宝贵的遗产——《礼记》。

 

中国文化史上,凡释“经”者,名“传”或“记”。《礼记》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诠释《仪礼》文章的辑录,作者主要是孔子的学生,成文时间参差不齐。到西汉前期,《礼记》汇文已达131篇,内容庞杂,很需要作修订整理的工作。完成《礼记》编订的是西汉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后来人们把戴德85篇本称为《大戴礼记》,把戴圣49篇本称为《小戴礼记》。东汉末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颇注功力,传为名篇。《礼记》地位也为此上升,与儒家论“礼”的其它两本典籍《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后世学者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合为五经,此外有“十三经”的说法。凡“四书五经”、“十三经”,皆包含《礼记》或其中的内容。

 

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梁启超则把礼记分为五类。第一是通论,讲解儒家礼学理论。具体篇章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第二是解释《仪理》的内容,包括《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第三,主要记录孔子授徒论礼的语录,也记孔子其他言行。这包括《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第四是记录古代礼仪制度,包括《少仪》等篇。第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礼记》内容有涉政治、哲学、历史、法律、道德、祭祀、历法、地理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儒家政治、哲学、伦理,尤其是中国礼文化的宝贵资料。

 

二、“礼义”:“人本”与“大同”体现中国礼文化的核心意义

 

“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5]“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6]儒家说到“礼义”的地方很多。“礼也者,理也”,礼就是“理”。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内外”之分,在整个礼文化结构中,理为内核,礼为外延。礼是理的外在表现,理是礼的实质内涵。一方面,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诚信及所有优秀文化元素,因有礼而彰显光大,因失礼而晦涩不明。一方面,“礼”失去“理”的指导支配,其价值也随之失去。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处在同一个同心圆中,拥有共同的思想核心。

 

“人性本善”,由儒家的“性善论”衍生出人生伦理,由人生伦理派生出人身规范。从“人性”到“理义”,再从“理义”到“礼义”,概括了中国文化哲学内在的逻辑行进路线,“礼义”、“理义”,关联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义就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礼义就是“理义”,等同于儒家的伦理主旨与精神内容。

 

儒家总将“仁义道德”挂在口上,放在心上。所以“礼义”,首先理解为“仁义”。“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7]“温良”、“敬慎”、“宽裕”、“孙接”、“礼节”说的都是儒家之“礼”,而礼之本在于“仁义”。其实儒家“仁义”说,来自于“人义”说。《礼记》提出“人义”的概念。“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8]这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她)生活的社会中找到确定的等级身份。这样的身份决定他们应尽的责任,应有的义务。这样的道德性责任与义务,成为儒家礼的意义基础,即礼义。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9]儒家把“人”看得贵重,其为天地之德的代表,宇宙五行的秀气,阴阳鬼神交会的结果。“仁”的社会就是“人”的社会。“仁者爱人”,实践礼的本义,旨在爱人、敬人、亲民。《礼记·哀公问》云:“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爱人者,爱民也。三代圣君治国,把“爱人”看得重要,总把如何关爱人民,置于优先考量的位置,又把“礼”看得重要,治国的时候,总是礼义当头,作为治国方针。这是因为“为政”必须“爱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10],即如身家性命也紧系于人民,不爱民而失民,势必名败身亡。“爱人”之本意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民”[11],主要说的是平民、庶民、大众之民。孔子所在的时代,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贫富落差明显。“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有学生问孔子,贫穷者能否做到不再沉沦与流露谄态,富裕者能否做到不再骄横而有谦卑之意。孔子回答,可以啊!没有比这更好了,让贫者喜欢礼乐而自强自尊,让富者遵从礼乐而谦谨有礼。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2]孔子把“和”。视为实现礼文化的目标。礼与和,是体与用的关系,是道德手段与社会目标的关系,用现代话语系统表达是工具理性与核心理性之间的关系。然而,礼毕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没有礼对社会的节制,和谐社会的目标不可能达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肯定不行。创立美好的理想世界,是礼文化的社会目标。这样的社会目标写在《礼记·礼运》篇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有这样一种社会,名为“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大同”社会是儒家心目中的“和平”社会。这个社会,公共意识得到普遍的认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保障得到切实的贯彻,老人安度幸福的晚年,壮年获得满意的职业,孩子得到养育与呵护,诚如孟子所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儒家未曾亲见大同的景象,却是看到以下的状况:“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这个社会存在着强者的集团,又存在着弱者的群体。强者对弱者,尽其胁迫、欺诈与凌辱之能事。这个社会“大道”不行,所行者为“大乱之道”。要改造这样的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施行礼义之道。一旦儒家之“礼”,“四达而不悖”,理想的社会指日可待。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以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3]

 

儒家在描述“大同”社会的同时,着意论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论是儒家实现理想的低端纲领。这个社会,人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子与私产。这个社会,起兵革,立国家,设制度,订刑法。这个社会最需要“礼”,用了礼,方可以君臣正、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

 

三、“礼节”:中国礼文化的“节律”功能

 

“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14]儒家阐述礼义,制定礼制,要求人们实践礼的意义,遵从礼的制度,主张“礼节”。“节”就是节制、节律、调节。礼文化将礼与节组成专用概念,表示“节制明礼”的意思,阐述儒家的“节律”文化。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又把礼与乐联系起来,组成“礼乐”的概念。这既因为儒家礼仪少不了“乐”的配合,再则有“乐”必有“乐律”,无“律”不成其“乐”,借此说明有“礼”必有“节律”,无“律”不成其“礼”,以强调“节律”在礼文化中的作用。

 

孔子论述,常用“不”字。“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15],连用两个“不”字。“不”的反面是“必须”。儒家说不,作否定的时候,同时已在说“必须”,陈述坚定的价值取向。对上面话的正面理解就是:遵礼者,必能诗,必能乐。“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16]这里连说“不成”、“不备”、“不决”。意思是一切都在礼的规定制约之下,讲论道德没有礼,就失去思想的基础;教化正俗没有礼,就不具备教育的道理;理案辨讼没有礼,就无法公正判案。

 

在更多的情况下,儒家言“不”,是表示对非礼行为的节律禁戒的坚决态度。其例很多,诸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17];“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18];“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19]可见《礼记》已为儒者规定如下重大“节律”:“不处”(不处无道之富贵)、“不去”(不去无道之贫贱)、不骄、不淫、不溽、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

 

儒家论“节律”有三个目的,此为求义、立仁、修身。节律本为求义。检验君子行为符合礼否,要看他的财富观与人生观,即在日常追求中,取利于义,抑或取利害义。“儒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20]儒家强调,对于真正的儒者,金玉财货并非人生至宝,而忠信美德才是无价之宝。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1]。一心向善,“不宝金玉”、“不祈土地”、“不祈多积”。

 

节律乃为立仁。颜渊问如何才能成为仁者。孔子回答,心里只是一个仁字,“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就是以礼节身,以礼律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要有礼,对无礼的举止行为给予抵制拒绝。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回答:“文之以礼乐”,成为浸润于礼乐,知晓于诗书的君子。“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时时约束于礼,并把这样的“约束”功夫延续一生。

 

节律又为“修身”。何为“修身”?“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22]。一旦意识自己的做法违反了礼节,就止步改正,一旦发觉自己的想法符合礼节,就奋身进取,唯是修身不已。从天子到庶人,其地位职守虽是不同,但总以修身为处世根本,知道修身就是“知本”,“此谓知之至也”[23]。这样,儒家提出了一个提升自我境界的思想逻辑:格物-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24]。

 

儒家论“节律”有三途,此为知耻、慎独、循法。

 

儒家有“知、仁、勇,三达德”的说法。把“知、仁、勇”三字,看作儒家君子必备的道德。三字“知”字在先。知有两个意思,一是知耻,一是知义,而知耻在先。人若非礼,常是不知其耻。“知耻而后勇”,达到修身结果,进入礼的境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5]治国之道有德治、礼治、刑治。三治之中,德治为上,刑治为下,礼治为上下之桥梁。刑治于国不得不用,而单纯地使用“刑”治却带来许多的弊端,人们一味畏刑而忘德却礼。忘却了人世的道德、行为的规范,由此也就不知道什么是耻辱。假如以德而教育,以礼而化育,然后辅之以刑,那么人们就懂得什么是耻,自觉改正。

 

有一些事情乃一人独处所为,且事微不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6]凡违背礼事情的都要拒绝不为,君子独处之时,也是最容易违背礼节的时候,由此儒家特别提出“慎独”一义,拒“非礼”于“隐微”。

 

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受到的“节律”,一是内省“自律”,带有内制约性“节律”的特点,从思想内部深明礼义,反观自我,知耻而止。知耻、慎独,说的是这一层意思;二是循法“他律”,具有外制约性“节律”的特点。“制度在礼,文为在礼。”[27]礼文化的节律思想,既主张儒者内省自律以达修身目的,又主张设置制度,循法“他律”,以维护社会秩序。由“礼”而有“节”,有“节”而有“制”,遂有“礼制”这个词的产生,使中国礼文化具有律令规制的深意。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被儒家尊称为六君子。此“六君子”未有不慎行礼制者,皆能“刑仁讲让,示民有常”[28],故为天下制法统,为后世立表率。“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29]先王制定了礼乐制度,人民奉其如法令,节律行为,遵行无违。有四样东西可以管理好国家,这就是“礼乐政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礼使民心节制有度,乐使民声谐和畅达,行政制而政通人和,设刑法而天下安泰。

 

儒家礼制的思想在典籍《尚书》中也有表达。“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30]。上天安排“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此谓“五典”,人们自当顺从“五典”,礼俗敦厚。上天由五典而生五种礼节,人们自当遵守“五礼”,循礼不违。“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31]上天为使世人有德,制定五种服色,又制定五种刑法,惩罪罚恶。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宗教的一大特点在于它是民族的内在精神体现,总对民族的价值设定、行为规制起有指导作用。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极大,成文法尚未制定,宗教可以代行法律的作用。法律既已制定,宗教仍为其精神的依据。法律、法院、法官为一个民族法制的外在的硬式表示,而宗教则成为“软法律”,它可以建立起有别于有形法院的“道德”法庭。世界上几个大的轴心宗教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等都有这样的作用,中国礼文化也不例外。

 

四、“礼仪”:中国礼文化的“表达”与“仪式”

 

礼义与礼节是礼文化的“静”,礼仪则是礼的“动”。动静相宜,而显礼文化之全貌。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32]动物中也有会说话的,但会说话不是为人的唯一标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一个“礼”字。禽兽无礼,总为动物。人而无礼,岂非禽兽?这里说的“礼”,为礼义、礼节,也为礼仪。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礼仪。儒家说:处世有礼,和睦安好;家庭有礼,尊老护小;朝廷有礼,有序高效;田猎有礼,一致步调。有了礼仪,这就像营造宫室而有了尺度,铸造祭器符合了样式,调制五味对上了时令,演奏乐曲合乎了节奏。

 

礼仪有多种,包括对神祗的尊崇、对祖先的敬爱、对死者的哀悼、对乡里的深情、对宾客的友好。中国礼文化十分注重待客之道,为此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兄弟;“德不孤,必有邻”,善待友邻;“十里不同风、八里不同俗”,互谅互爱;“来而不往非礼也”,互通有无。

 

礼仪具有沟通的意义。小至私人交接,大至国家关系,凡友爱、交往、结盟、示好之意,皆可载之以真诚的礼仪,交流互通。礼仪具有昭告的意义。可发布消息,以求知晓;可公布意愿,以求理解;可公开信息,以求认同。礼仪还具有教化的意义。中国“文化”一词,所含“化”字,就是“教化”的意思。教化见之于国家的法令训谕,学塾的书本传授,士子的身教言传,风俗的感染同化,如此等等。不可忽视的是,国家还以隆重的“仪式”宣示价值意识,以庄严的“典礼”彰显道德标准,以肃穆权威的礼仪途径,达至教化的目的。

 

儒家礼仪最早产生于对上天的礼敬与对祖宗的膜拜。由是产生国家等级的礼仪:宗庙之礼、郊社之礼、籍田之礼。“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治也”,管理国家,统治人民,把自己的意念方策昭示于“天”,以求天助;昭示于祖,以求佑护;昭示于民,以求民和。

 

“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宗庙之礼为祭祖之礼,中国是血缘家族社会,故于此礼尤其重视,通过祭祀,以表达对先人的敬孝之意。“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33]武王、周公是真正懂得孝道的君王。所谓孝,就是继承祖宗遗志,记述先人遗迹,以至薪火相传。孝道需要用仪式来表达与弘扬,设定专门的仪式与制度:“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34]就人道而言,人皆亲爱父母,因亲爱父母,而尊重祖先,因尊重祖先,而敬宗族。举行宗庙之礼,就是把中国的亲亲、尊祖、尊祖的理念树立起来,传扬下去。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35]中国古代也有“上帝”的概念,后来改称“天命”、“天理”、“天意”,凸显对“自然”的顺从,对“天命”的敬畏。郊社之礼,即凭借隆重的礼义,交通神人,祈祷国运。

 

籍田之礼,所以教民以耕也。儒家有农本思想,希望以籍田之礼,引导人民,努力生产,增殖财用;“以礼导俗”,将中国化育为安心农耕的“礼俗”社会。由此“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36]。百姓生活安定,财用也就充足了,财用充足了,各种志向也就容易实现了,整个社会彬彬有礼,鼓乐和鸣。儒家还提倡其它诸多礼仪,如奠祭之礼,是对死者的追怀;乡饮酒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37];食礼和飨礼,款待宾客,如此等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8]施行礼仪,少不了配置“玉帛”、“钟鼓”。然而,这些必要的“硬件”,只是礼仪的表象,无法代表礼仪的全部。心诚而礼真,“真实”的礼仪要有怀抱“真心”的人来施行。这真心就是真实无伪的“人情”。因此举行礼仪的时候,容貌要恭顺庄重,心情要凝重专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39]祭奠的死者,虽已死去,而其犹生,追怀的事情虽已过去,但好像依然发生在眼前。“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要以“序爵、序事”的原则重视等级序位的排列。“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40]在此同时,还要依规范的礼数行礼,演奏预先创制的礼乐。礼仪上的用品,凡礼服、立器、祭品,都预先制作,并有一定的制式大小,不得紊乱。

 

《礼记》中体现的礼文化包括三个重要内容: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而要实现礼,又须注重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产生了礼节的德目;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不必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礼文化还残留着不少历史的沉滓,这包括等级思想、宗法观念等等。然而,瑕不掩瑜,只要做好必要的淘洗扬弃工作,必可显其美玉的真彩。

 

注释
 
[1][2][3][8][9][13][28]《礼记·礼运》。
[4]《汉书·礼乐志》。
[5][6]《礼记·冠义》。
[7]《论语·里仁》。
[10]《礼记·哀公问》。
[11][24]《礼记·大学》。
[12]《论语·学而》。
[14][15][23][27][33][35][39][40]《礼记·仲尼燕居》。
[16][17][19][21][32]《礼记·曲礼》。
[18][20]《礼记·儒行》。
[22][26]《礼记·中庸》。
[25]《论语·为政》。
[29]《礼记·乐记》。
[30][31]《尚书·臯陶谟》。
[34][36]《礼记·大传》。
[37]《礼记·射义》。
[38]《论语·阳货》。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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