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作者：陈仁鹏（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内容摘要：船山学自晚清始显，历经近二百年风雨长盛不衰，受其滋养的一代代湖湘英杰为推进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民族主义是船山广博的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船山遗书》的发掘与刊行使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大放异彩，虽然其原貌是立足于“夷夏之辨”的汉民族主义，但经过湘军集团的再造，在咸同年间悄然完成了第一次转型，由“种族民族主义”迈向“文化民族主义”。随着清廷的衰微，维新派与革命派又使船山的民族主义回归“种族民族主义”之本源，利用其进行排满斗争。20世纪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受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学说等启蒙，超越并改造了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国家民族主义”。纵览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三次重大变迁，可发现其对近代中国发展历程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王夫之；夷夏之辨；民族主义；近代嬗变

余英时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就会失败。”虽为一家之言，但却道出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柳亚子曾言：“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纵观中国近代史，方知此非虚言。寻根溯源，湖南能够得到“民族主义出产地”的美誉，得益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王船山。王夫之对湖南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国外学者同样认识到其重要意义，“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熊十力甚至认为：“若乃明圣挺生，独知民族思想之可贵，而以哀号于族类者，其唯衡阳王子。”杨树达也强调道：“自王船山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自邓显鹤、曾国藩等刊布《船山遗书》以来，船山学大行于世，其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也经历了三次重要变迁。

一、《船山遗书》的发掘与刊行

王夫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后，并未如其绝笔诗中所言“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因其门生后人并未严格遵循遗嘱，将其著作隐匿，而是灵活地将少部分不犯时禁的著作付梓。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湖广学政潘宗洛请王夫之第四子王敔刊刻部分船山遗书。但总体而言，自船山逝世至道光执政后期，王夫之的遗作始终处于沉寂期，零散且少量的发行影响甚小。在刊行过程中，因舆论管制，甚至有部分著作遭受禁毁。例如在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夕堂永日绪论》的雕版即被奏缴焚毁。正如邓显鹤在《船山遗书目录序》中所言：“遗书散佚，其子敔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致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

《船山遗书》得以规模性的重见天日始于1839年，王夫之六世孙王世全与王承佺将大量从未刊布的船山著作手稿交与邓显鹤。据学者考证，王氏后人至少将四十二部，三百余卷手稿交与邓显鹤校勘，其中包括经籍注解、哲学著述、史学著作、诗集和政论文选等，而此前被编入官修丛书的船山遗书仅有六部儒家经籍注解。邓显鹤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导师”，他组织编校《船山遗书》的团队更是人才济济，成员有何绍基、唐鉴、邹汉勋、左宗植、左宗棠、欧阳兆熊、罗汝怀等等。历时三年，“长沙邓刻本”《船山遗书》终于问世，但只有十八部，一百五十卷，且尽是经籍注解类的著述。究其原因，乃是出于政治考量。邹汉勋曾就《宋论》、《读通鉴论》的出版问题与欧阳兆熊产生分歧，“晓岑（欧阳兆熊）怂恿半溪（王世全），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赞成”。可见，“邓刻本”未能将船山思想的全貌呈现给世人。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军于1854年攻占湘潭，“长沙邓刻本”雕版惨遭焚毁。

“长沙邓刻本”《船山遗书》的焚毁并未阻断湘人复兴王夫之思想的进程，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湘人对王夫之的研究及其著作的整理工作。太平军于1852年9月进军长沙时，左宗植、左宗棠兄弟携一套《船山遗书》逃至湘阴东山白水洞，与左氏兄弟一同避难的还有其邻人郭嵩焘。郭嵩焘正是在此时接触到《船山遗书》，他在《礼记质疑》自序中写道：“咸丰壬子（1852年）避难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诣。”如果说邓显鹤主持校勘《船山遗书》是为船山思想的复兴奠基，那么郭嵩焘与《船山遗书》的这次相逢则是传统礼法派发掘并改造船山思想的重要开端。郭嵩焘避难时研读的《礼记章句》《儒行》等船山著作深刻影响其一生，他由此开始将船山思想作为自己的处世规范，并为振兴船山学奋斗。学界在研究《船山遗书》的流布时未能充分重视郭嵩焘的作用，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遗书的校勘发行中，但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纵观郭嵩焘的一生不难发现，其杰出事迹均打上了船山思想的烙印。如从郭嵩焘力劝曾国藩其墨绖出山，夺情起复，即可看出其深受王夫之“救世豪杰”论的影响。

天京会战中，曾国荃面部受伤，几尽丧命。正是在湘军的至暗时刻，曾氏兄弟决心重刻《船山遗书》。船山思想不仅是一种湘人服膺的学说，更是湘军匡扶社稷的精神支柱。曾国藩、曾国荃主持刊刻的金陵节署刻本《船山遗书》是当时最为完备的，共计五十六部，二百五十八卷，囊括经史子集各类著作。这套皇皇巨著的出现，真正使船山的学说和思想走出湖南，风行全国。王闿运就曾评价道：“（曾国荃）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兴。”梁启超也感慨道：“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二、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之原貌

要研究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嬗变，必先知晓其思想原貌，把握其实质。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由“华夷之辨”“三义论”“三罪论”“玄驹论”等构成。王船山在对“华夷”进行界定时，继承了传统儒学中以地域、文化因素为标准的理念：“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并非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中国之于夷狄，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中国之生民亦受其吞噬憔悴。”

王夫之在“华夷之辨”中将华夏与夷狄明确对立，甚至将华夷之辨与君子、小人之辨列于同一地位，并且主张华夷之间应保持原生的距离，不应互相侵侮，认为夷狄是华夏的潜在祸端，必须严防其为害华夏。“华夷之辨”并非王夫之所独创，而是儒家经典中早已有之。但王夫之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提出“三义论”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尺，几乎颠覆了传统儒学中“君臣之义”至上的观点，这是其民族主义思想中最为创新与先进的理论。王夫之认为若忠于一个割据之主，而非天下共主的人，就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共主则为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人之义与一时之义相冲突，应当舍小义而取大义，维护天下共主。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则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民族利益。总之，当以维护古今通义为重中之重，保卫民族利益，抗击外族侵略，而不纠结于一家一姓之兴亡。他甚至认为，在民族大义面前，帝位“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种极度重视“夷夏之防”的观点显然与清廷所提出的“君臣之义”重于“夷夏之辨”相逆。与“三义论”互为表里的则是“三罪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惟桑维翰当之。”

通过“三义论”与“三罪论”可知，王夫之在研究历史时主要使用民族史观，具体而言，其认为中国的历史即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历史，因此，民族主义思想贯穿其著作。王夫之认为，当面临外族入侵时，应当奋起反抗，坚决抵御，不可妥协畏怯：“今夫玄狗（蚂蚁）之有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螱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他以蚂蚁自卫为例，认为蚁族之“君”面对外来“赤蚍飞螱”的侵凌时，就会率其部族奋起抵御，必尽歼其敌而后止。这样，方可得到蚂蚁的拥护。蝼蚁尚且如此，华夏一脉就更应竭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综上所述，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原貌乃是汉民族主义，其实质是“种族民族主义”。

三、湘军集团再造民族主义

以“排满”为内核的民族主义思想却能在19世纪中叶大行其道，源于传统礼法派对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改造。无论是船山本人还是清早期的各种著述中，均将其视为明朝遗老，但王夫之的形象与其学说的地位并非静态，而是不断变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王夫之的评价及其学说的解读皆是动态的。

咸丰四年（1854），即太平军烧毁“邓刻本”《船山遗书》同年，曾国藩率湘军奉旨剿匪，他在《讨粤匪檄》中愤然慨叹：“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曾国藩高举“保卫名教”的义旗，痛斥太平军以基督教教义为纲领，联合外夷压榨同胞，弃纲常伦理于不顾，毁坏礼义人伦。乍看起来，他虽然也基于传统儒家“夷夏之防”的理论进行抨击，但仔细分析其内涵便不难发现，王船山与曾国藩所界定的“夷”“夏”已然存在天壤之别。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乱世，所言的“夷”几乎可以等同为满清，“夏”则指汉人，在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外衣下，又可窥见其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因素。而曾国藩则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太平天国起义与以往农民起义最大的差别即是杂糅外来宗教教义作为纲领，推翻既有政权的统治，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战争。若将《船山遗书》的校勘与刊布比作湖南版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似乎可以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中国版的“十字军东征”。曾国藩深知讨伐太平军不仅是收复失地的军事战争，更是保卫名教的文化之战。

“夷夏之防”的内涵与外延的转变，既基于太平军兴的客观现实，也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传统礼法派对其改造有关。如果后人狭隘且僵化的依照王夫之百年前的界定——为满清政权贴上“夷”的标签，那么太平天国起义作为汉人政权领导的推翻满清统治的运动便具有了合法性。这也意味着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不仅师出无名，而且助纣为虐，协助异族镇压本族同胞的起义。

这种困局倒逼着传统礼法派改造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所谓“改造”是我们基于今天的语境对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变化进行的表述，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中，曾国藩等是否具有改造的自觉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极有可能是传统礼法派带有主观意志的解读，因为他们与王夫之的知识谱系总体而言相差无几，湘军骨干作为校勘《船山遗书》的中坚力量，不可能不了解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原貌。随着太平军兴，湘军讨匪，船山民族主义思想悄然完成了第一次转型，由“种族民族主义”迈向“文化民族主义”。

四、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引申

诚如日本学者高田淳所言“清末的王船山区别于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人群的不同理解。太平天国被消灭后，清王朝迎来短暂的同治中兴，然而闭关自守的清王朝气数已尽，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民族矛盾再次凸显，维新派与革命派对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解读和诠释呈现出与船山思想原貌的暗合。正如梁启超所言：“（王夫之等）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进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

细品谭嗣同在《仁学》中对满清的抨击，不难发现其诸多思想源于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且前者于后者而言，更为激进和彻底，是对船山民族主义的引申。谭嗣同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他认为满清政权取代汉民族政权全靠武力，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谭的好友唐才常也持相同观点，他在著名的《正气会序》中写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可见，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晚清时期被汉族士人不断放大，作了扩大解释，并且颇具实用主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等维新派虽然在著述中激烈抨击满清政权，但在现实中又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这种两面性恰恰反映出维新派未能真正进入政权中枢，为戊戌变法的破产和革命派的兴起埋下伏笔。

谭嗣同的牺牲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未能压抑住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反而成为新一轮民族主义思潮爆发的催化剂，越来越多的士人将目光投向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湖南继变法维新的策源地后，又成为反清革命的理论输出地。柳亚子在《湘狱》中盛赞道：“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风示宇内，殆天夺其魄也。自是而后，谭、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两役，手段虽异，宗主则同。”事实上，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启蒙思想。章炳麟曾谈道：“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良骥）《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奋，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思肖）、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胡汉民在自传中也称：“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称赞王船山等：“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陶成章在《积莪营育群书报社序》中说道：“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育其群，若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足云。由是观之，舍合群主义外，固别无人道主义；舍民族主义外，亦别无合群主义。”

这些志士或开蒙于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或借助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展反清斗争。他们虽与船山相隔二百年，但其主张与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本质并无二致。换言之，法政派较之礼法派的民族主义主张，更贴合船山之原貌。需要强调的是，在法政派中已然有诸多先进之士将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西方思想相联系，用以引申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促进其向近代转化。例如：陶成章在诠释船山的民族主义时将其与西方人道主义沟通起来。除此之外，杨昌济的解读更具先进性：“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之狭义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杨昌济认为，船山学之核心在于民族主义，且船山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大汉族主义，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情势已然与明清鼎革之际不同，天变道亦变，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国人应当尊重“五族共和”的思想，将船山之狭义民族主义改造为中华民族主义。这种诠释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也为抗击列强侵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超越

毛泽东于20世纪初接触到船山学，此时距船山逝世已有二百余年，但毛泽东仍深受船山学，特别是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据毛泽东的同窗萧三记载：“泽东同志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毛泽东在研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可见，毛泽东较为全面的学习和掌握了整套船山思想，他将王夫之的“变化日新论”与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这也得益于其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教学时使用的教材包括其日记《达化斋日记》，他将自己的观察与感悟通过书面形式传达给学生。《达化斋日记》中包含大量对王夫之、曾国藩的论述及对其著述的摘录。且杨昌济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船山学社的创立者、谭嗣同的授业恩师刘人熙。杨昌济极为鼓励学生去听船山学社开办的演讲，他在日记中写道：“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之绪论亦甚平实，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王夫之在某些问题上的思想已然不合时宜了，“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免属于迷信者，吾人当分别观之。”这种辩证的眼光也使毛泽东深受其益。具体到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批判继承了船山民族主义思想，还服膺于梁启超的学说。

梁启超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启蒙者”，他至迟在1901年系统论述了民族主义的问题。梁氏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谈道：“今日之欧洲，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梁任公对历史的洞察和当时世界形势的研判极为透彻，他通过分析欧洲中世与近世民族主义的嬗变，与亚洲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加以比较，得出中国必须速养民族主义以对抗侵略的结论。次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谈及“民族主义立国”，论述更为精道：“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

毛泽东在1910年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后记下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此时，毛泽东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已然超越了以往任何阶段任何人物对船山民族主义的理解，他所推崇的是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他所解读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国家民族主义，是各民族为贡献国力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随着梁启超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他提出“六族结合”“中华民族”等概念。毛泽东受其启发，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在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抗战期间，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时多次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表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制定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时也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等均为例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除受王夫之、曾国藩、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外，还受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等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影响。

六、结语

胡适曾撰文指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我们可以从此观点中提炼出三种民族主义，即“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评价这三种民族主义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孰优孰劣的判断，而应结合具体时空、具体对象及具体语境加以分析评判。

纵观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嬗变，在咸同时期，湘军集团面对太平天国对纲常名教的摧毁，选择以船山学为拨乱反正的精神武器，将船山的“种族民族主义”改造为“文化民族主义”。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时期，维新派与革命派又将船山的民族主义回归本源，利用“种族民族主义”进行排满斗争，但其间不乏一些先进人士，如陶成章、杨昌济等，其对船山民族主义的诠释已颇具近代色彩，将其与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相融通。这种解读也启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他们也深受马克思、列宁、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最终超越了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国家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