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作者：王瑞来（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

          原载于 王瑞来著《天水一勺：研宋品书序跋漫谭》及《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此次刊发，作者又有修订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廿八日甲申

          耶稣2021年12月2日

一、儒学与朱子学

两千多年，主导传统中国思想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学。先秦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整理旧籍，确立五经。进入大一统时代的汉王朝，儒学成为事实上的国教。以后，虽与时沉浮，但一直居于上层建筑的主流地位。历史进入宋代，科举大盛，士大夫政治蔚成主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不仅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更是在思想层面弘扬儒学，为士大夫政治建树了理论基础。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士大夫政治精神建设开始，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以及王安石等人承继唐代以来的道统，融合佛道等新的思想资源，让儒学从传统的经籍注疏中走出，以理学的崭新风貌面世，重新挖掘阐释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儒学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繁盛的北宋在女真突袭下覆亡，不死鸟在江南涅槃。由北入南，帝系、士大夫政治、 ，在政治、经济重心合一的江南得以延续。发展到极致的唐宋变革在新的历史时空下转型，新一轮宋元变革开始。地域社会的强盛、商品经济的发达、平民文化的繁荣、士人流向多元化等新的因素，让北宋以来影响不断扩大的理学，再度变身，发展成为更为宏阔的道学。在道学的旗帜下，蜀学、浙学、闽学、湖湘学等空前活跃。这之中，朱熹承继北宋五子以来的理学道统，汲取整合诸家之长，建构起宏大的思想体系，成为道学的集大成者。

科举入仕的朱熹，一生任官，在朝仅四十余天，多数时期在地方任官。尽管颇有政绩，但主要影响还在于他对道学的弘扬。朱熹在世之时，孝宗朝的宰相周必大就已称朱熹“为世儒宗”。朱熹在生前身后影响巨大，不仅是由于有着数以千计的众多弟子揄扬，更是由于他的学说致君行道与移风易俗并行，获得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同。经历了庆元党禁等政治刺激带来的逆反之后，朱熹作为儒宗的地位确固不移。宁宗赐谥，理宗封国公，并得以从祀孔庙。历元至明清，即使江山几度鼎革，都没有改变朱熹的儒宗地位，反而不断提升。元封齐国公，清升配孔庙十哲。朱熹的《四书集注》，自元朝统一，江南儒学覆盖全域之后，迄止20世纪初叶，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

孔子有五经，朱子有四书，儒学并世两巨人。经历了汉代兴盛之后的儒学，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曾一度开出玄学之花，但很快便枯萎，湮没于其它思想土壤之中。反观道学，则与时俱兴，愈加宏大。这其中，朱熹居功至伟。纵观两千多年的儒学史，孔子发轫，朱子则像是中继器一样把儒学的幅波空前放大。不仅限于中土，在汉字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朱子学也成为近代以前的朝鲜和日本以及越南的主流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

二、朱熹文集的全新编注

作为儒宗朱熹的著作，在历代与各地都有着超越时空的大量刊行。除了各种专著以外，在朱熹生前，便有了诗文选集的《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的刊行。朱熹去世后，在大力崇尚道学的理宗朝，全集本的文集定型为百卷本。这一定型的正集百卷，在宋世便屡经刊刻，形成有“闽本”、“浙本”两个系统。伴随的精神地位的不断上升，朱熹的文字吉光片羽，皆得珍视，因而百卷正集之外，又有续集、别集相继形成，总计凡165卷。这个份量几乎是除周必大的200卷文集之外，体量最大的宋人文集了。

明清以降，俨然成为儒学新圣人的朱熹，其文集刊刻甚多，“晦庵文集”“朱文公集”“朱子大全”“朱子全书”等名目不一，卷帙亦异。此外，尚有分類選編本、与语录及专书合编本，还有域外朝鲜本、日本的和刻本等，不一而足。进入21世纪，又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和朱杰人、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分别在海峡两岸问世。其他各种形式的选编亦复不少，不遑列举。

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煌煌精装13钜册《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则是郭齐、尹波编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文集整理本。

任职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郭齐、尹波两教授，致力于宋代文献的整理，对朱熹文集的考证、辑佚等研究有年。早在20多年前的1996年，便已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朱熹集》。此次的推出，无疑是在既有研究和整理基础上形成的推陈出新。

看着这部油墨飘香的新整理本，我想读者至少会跟我一样，心存两问：第一，朱熹的著作很多，为什么要首选文集进行整理呢？第二，包括整理者自身的成果在内，已有不少整理本存在，新整理本的特色和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

或许是深谙读者心理，两教授在前言中首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两教授认为，在朱熹的著作中，文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比较由门人弟子记录言论而成的有名的《朱子语类》，文集的基干系朱熹亲手撰著编定，在资料的可靠性上，要胜过《语类》。跟其他专书相比，文集细大兼收，内容的涵盖面更广，是朱熹思想乃至生平的综合资料库。基于这种认识，两教授决意为朱熹乃至儒学研究提供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集定本。这可以视为整理缘起。

对于第二个问题，两教授没有完整的回答，需要读者通过阅读全书方能得出答案。作为读者，我粗加浏览，有如下大致归纳。

第一，篇目收录较全。这一点是自两个意义而言。一是整理底本选择准确。尽管有不少宋刻本存世，但整理者选择的底本却是明嘉靖十一年张大轮、胡岳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本。这样的选择，似乎有违以早刊、原刊为底本的整理惯例，但事无固必。有时早未必好，未必全。这个明刊本以宋闽刻本为底本，又兼取宋刻浙本之长，收文较全，刊刻较精，且间有考订，可谓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通行本。当年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亦是慧眼识精品，予以选用。古籍整理成功与否的第一步，可以说是底本定乾坤。两教授吸收了当年张元济的见识，加之以自己的考察，正确选择了底本。这一基础奠定，就至少保证了篇目收录较全。

另一个意义则是，在底本本身收录较全的基础上，又复行辑佚。对于朱熹集外佚文，无论是朱熹研究者的个别努力，诸如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等，还是《全宋文》《全宋诗》的集体作业，在明清以来辑佚的基础上，已经有为数不少的辑佚。在此基础上，两教授细心爬疏文献的汪洋，留意近年新披露的石刻墓志、民间收藏等资料，漏网遗珠，又有新获。于是，所有集外佚文在附刊前人编定的遗集三卷之外，又增益以外集一卷。从者两个意义上讲，新整理本是为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朱熹文集。

第二，文本校勘精细。由于底本选择正确，错误较少，因此，尽管是比勘众本，但意义不大的无谓校记并不多。凡出校者，多为必要的校记。校语表达也比较简洁，择善而从，没有繁琐的考证。除了准确的标点，古籍整理本的水平很大程度反映在校勘记之中。校勘记对各本异同的判断从违，有时并不是依据语意的简单择抉，而需要动用校勘者头脑中所贮存的综合知识。

比如，本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中有“臣近者尝与漕臣何异备奏全州守臣韩邈所申乞减添差员数”一句，其中“漕臣”，底本原作“漕司”。整理者据宋闽刻、浙刻本做了改正。在宋代，“漕臣”与“漕司”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所指不同。“漕臣”指担任一路转运使副或判官的官员，“漕司”则指转运使司官署。对于这种两通的异文，判断正误殊为不易。检《宋史》卷四〇一《何异传》，何异在光宗朝“外授湖南转运判官，偶摄帅事”，与本文系年绍熙五年正相合。据此，当作“漕臣”为是。校记的正确判断，无疑是依据上述的这一考证，只不过出于简洁，没有写入校勘记而已。

此外，本书把校勘记放在每篇诗文之后，而未像通常的古籍整理本那样置于每卷之末，这也颇便读者。新整理本的参校众本，扫除了底本的衍、讹、脱、倒等在刊刻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大量错误，为读者奉献出一部朱熹文集的全新定本。

从全面整理的角度看，新整理本全标专名线，也是做了一项完整的整理工作。现在许多新整理古籍，不标专名线，实际上是一种避难就易的做法。标了专名线，等于是为全书做了简单的注释，何者为人名，何者为地名，何者为书名，一目了然。然而古人著书立说，用典很多，知有未逮，可能会出现误标、漏标之处。谁也不知全能的神仙，作为整理者应当知难而上，施以标线，尽量不误不漏，保证质量；而作为阅读者对于误标、漏标也无须苛责，善意指出，以待修订。

第三，篇目全面系年。历史在时空中运行。知人论世，一定要在特定的时空内进行。这就是对诗文系年的意义所在。关于朱熹文章的系年，迄今为止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等。不过，由这些书名所示可知，编年主要集中于朱熹的书信。对书信以外的大量诗文，尽管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有部分编年，但对朱熹全部诗文进行编年的，本书尚属首次。仅此一点，便堪称填补空白的创举。

跟上面列举的校勘记判断正误的考证过程一样，对于没有系年部分的诗文，需要深入到文本内容之中，根据诗文所透露的蛛丝马迹，结合朱熹彼时彼地的写作背景，有时还要参考前后诗文的系年线索，甚至还要广范围地撒网，参考大量相关文献，方可定谳。尽管诗文不同，难易有差，但几千篇诗文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考证过程。这不光需要扎实而娴熟的考证功底，而且还是工作量巨大的铁杵磨针般坐冷板凳的功夫。如果考证失误，还会遭受指责。尽管费力不讨好，毫无疑问，这项作业基本解明了诗文的写作背景，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属功德无量。

对于完全未曾有过系年基础的文章，本书整理者会加以细致考证。略举一例。卷四《和亦乐园韵》一诗，题下系于“绍熙三年春”。我们来看一下整理者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在此诗【编年】项目之下，作者这样写道：“周必大《文忠集》卷八、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九皆有《和马惟良少张亦乐园》诗，皆与此诗同韵，知为一时先后之作。必大诗下注‘壬子’，是为绍熙三年。诗云‘坐间花柳阴初合’，杨诗云‘刺桐花发梅花落，安得乘风去一观’，是为春天之景。”这一简短的考证，既有对相关文献的追寻，又有深入文本内容的探索。因此，系年结论令人信服。对于朱熹诗词系年，整理者拥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已经出版的专著中，专辟有《朱熹诗词编年考》一章。本书的这部分系年当是在此基础上的精细加工。

关于朱熹书信部分的系年，前面已经提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基础，那么，是不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作起来相对简单呢？具体观察之后，感到远非如此。对于已经有了系年结论的书信，整理者还要走一遍检证过程，是者从之，非者证误，语焉未详者补证。有时候，往往草创相对简单，因为是没有参照物的独一份，对既有研究结论的是非证误，则更需功力。

对此，聊以举例观之。正集卷二十六《与颜提举札子》，系于“淳熙六年冬”。本文【编年】云：“据《书信编年》。卷二十二有《自劾不合致人戸逃移状》两篇，为此札作年确证，《书信编年》未举出。又《年谱长编》将以上四札前三篇置于淳熙六年六月，而此第四札不列六年之内，或见文云‘今秋多雨，晚田多旱’，故以为七年事耶？”这一编年考证，对以往研究，既有对系年未备者之补充，又有对不确者之指误，还有对致误原因的分析。

再看一例。卷四十《答何叔京》系于“淳熙初”。本文【编年】云：“此篇与下篇当依淳熙本作《答王子合》。本篇言《复卦》‘见天地之心’说及心体之说，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二、五书皆言《复卦》，二、五、十二书皆言心体，故当一时先后所作。彼数书作于淳熙初，故此与下篇亦当作于同时。《书信编年》仍作《答何叔京》，置乾道三年、八年，不妥。”系年依据宋刊版本对致信对象作了发覆，并从文本内容与作于同时的书信加以比较，从而作出了正确的系年，同时还指正了既有研究沿袭版本之讹而形成的错误。这样的系年考证无疑极有裨益于朱熹行历、交游乃至思想的研究。

整理者对诗文系年，还留意利用了新发现的墓志石刻史料。例如，卷六〇《答朱朋孙》，系于“绍熙三年四年间”，本文【编年】云：“据最近新发现的《程迥墓志铭》（中国江西网上饶频道2014年4月10日通讯员程子华报道），程迥卒于绍熙三年五月。书云：‘欲为沙随程丈立祠’，是在其卒后不久，盖三四年之间也。《书信编年》置于庆元元年，乃因迥卒年误断所致。”利用新发现的墓志，反映出整理者对学术动态的敏感关注，而对既有结论纠正的信而有征，也极大提升了朱熹诗文系年的准确度。

此外对系年的处理方式，也有值得赞许之处。现在，不少编年的新整理本都将原书编排打散，按考证出的系年重加排列。自然如此处理，将所有作品系于同一年之下，有读者便览的好处。不过改变了古籍原貌，看了总有些戚戚然。我们整理古籍一个目的是供研究之用，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古籍保持原貌，流传下去，而不是要来制造一部“新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朱熹文集新整理本处理的方式比较可取。即在维护文集原貌的基础上，将系年记于诗文题下。

第四，诗词解题注释。翻检新整理本，理学家朱熹的诗词作品出乎意外之多。其实，对于朱熹的诗词，一向有很高的评价，诸如“古体当推朱元晦”、“诗名终是朱文公”、“三百篇以来，一人而已”等等，只不过，道学过强的光芒遮蔽了朱熹的诗词成就。文集共收诗词七百六十二篇，一千二百一十八首。“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除了这些耳熟能详、明白易晓的诗句，跟唐宋其他诗人一样，朱熹诗词不乏本事和用典。并且以广博的学识，贯穿儒释道，藉诗说理。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会有一些理解障碍。因此，整理者对集中全部诗词加以注解，以“解题”介绍创作背景，提纲挈领地概括全篇意旨；以“注释”疏通文意，点出本事、用典及阐释疑难词句。得“理趣”而祛“理障”，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从诗词观朱子，更可以捕捉到朱熹的全息影像。

我们试看其中一首七绝的题解与注释。卷五上《方广奉怀定叟》：“偶来石廪峰头寺，忽忆画船斋里人。城市山林虽一致，不知何处是真身？”【解题】云：“定叟，张栻弟张枃之字。”【注释】云：“①石廪峰：衡山一景，以其峰形似廪得名。②真身：佛教语，即为度脱众生而化现的世间色身，如佛、菩萨、罗汉等，此借用指本我，作者之意实认为身在山林方得本我。”

固然，对注释也会有见仁见智的认识。不过，通过注释传播的知识必定有助于读者对诗词的理解。不是文集中所有部分都适合注释，因此，整理者仅选择了诗词部分。看似破例的整理方式，还主要是从方便读者接受为着眼点的。这部分通俗的注释，可以让新整理本半步跨出学术狭小的象牙塔，获得更多的受众，雅俗共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整理者着实花了大气力，将一千多首诗词逐一加以解题与注释，其志可嘉，其功可佩。

第五，择载历代评论。成为道学宗主的朱熹，其诗文成为后世的研究对象，前人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不乏灼见，对理解朱熹的文字与思想很有裨益。不过，散见于群书篇什之中，颇难检寻，不便利用。整理者在近人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钩玄索隐，爬梳辑录，将历代评论以两种形式附益于书中。

一是将有关某篇诗文的评论附于该文之后。我们试看两则。卷六十八《跪坐拜说》之后，【评论】云：“《宾退录》卷七：‘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这是宋人的评论。再看一则清人的评论。卷七十九《漳州龙岩县学记》之后，【评论】云：“周大璋《朱子古文读本》卷三《漳州龙岩县学记》：‘教诸生并勉曾君，致意拳拳，议论正大，与诸记同，而结体疏遒，此篇独揽胜境。’”

二是将历代有关朱熹诗文的总体评论则统附于全书之后。通过这两种形式，不仅可以考察历代学者的朱熹诗文接受史，更可以汲取前人认识之精华，藉此加深朱熹的理解。

第六，附录资料翔实。附录凡七卷，几二十万字。一是朱熹传记资料，收录有私撰的行状和源自国史的《宋史》传记。二是关于朱熹文集的历代书录解题和各种版本的序跋。收录涉猎范围相当广泛，多达一百余篇，当为迄今为止朱熹文集序跋收录之最。整理者在传统的目录学意识主导之下，通过这些序跋，将朱熹文集的流传史翔实地予以具现。三是整理者所撰朱熹文集《版本考略》。由此可知，为了整理这部朱熹文集，整理者几乎靡有遗漏地调查了所有收藏于海内外的现存版本。是为调查记录。今后的研究者可以以此为线索，按图索骥，查阅所需相关版本。四是整理者编制的《朱熹年表》，简明扼要，概见生平。五是历代评论。与具体诗文相关的评论已附益于各篇之下，此处所收，乃为综合评论。这种综合评论多属宏观议论，对于朱熹研究不乏启示意义。六是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这部分也很有价值。有些误题，已被考证清楚，板上钉钉。有些则属存疑，没有定论。目前认知不逮，资料不足，留此线索，以俟后学。此外，即便真是伪托，为何伪托，探究起来，恐怕亦可挖掘出其中的思想史意义。而羼入过程的考察，也有文献学意义。七是主要参考文献。在整理过程中，主要使用了哪些文献，把文献学线索也一览无余地传达给了读者。

除了上述其部分附录，书后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这就是整理者编纂的《篇目索引》。卷帙繁多的朱熹文集，都有哪些篇目，这些篇目都在哪一册哪一页，篇目索引会回答。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整理者的目录学意识。国外的学术著作，大多附有索引，而国内学者，这方面的意识尚需加强。固然在大数据时代，许多索引已经失去了很大的意义，但阅读纸本，倘附有索引，还是会方便不少。

三、尽善尽美的期待

新整理本的六大特色，已如上述。如果从尽善尽美的标准审视，尚有微瑕，略加置喙。

一部古籍的整理者，是对该古籍最为熟悉者之一，就该古籍来说，堪称专家。因此，应当对读者负有导读之责。这一导读便是整理者置于书前的前言或整理说明。作为古籍的附加物，尽管通过校勘记，整理者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全部而集中的综合的表达，就是书前的这篇文字了。七级造塔，这是最后一篑。这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自然也拥有这一部分。不过，过于简短。读后觉得有一种未能将撰者的研究心得充分表达出来的缺憾。此外，对于朱熹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撰者仅蹈袭旧说，以唯物、唯心来衡量，亦嫌过于简单。

此外，从技术角度而论，古籍整理本在校勘记等处使用的整理者的语言文体，一般是与古籍风格相应的浅近文言文，本书基本也是遵循了这一惯例。不过，在诗词注释部分却大多使用了白话文。固然，这部分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然而毕竟是同一部书，文体统一方不致产生违和感。

在校勘方面，异文两通，又无他校可证，一般多出异同校，而不主张改字。比如卷五《林间残雪时落锵然有声》中“忽复空枝堕残白，恍疑鸣璬落丛霄”一联，校记云：“白，原作雪，据宋闽、浙本改。”按，“忽复空枝堕残雪”可通。且从诗本身的表达来看，上句“雪”对下句“霄”，名词对名词，可能比记作形容词“白”还更好一些。像这类异文，出一异同校，指出某本作某即可。多走一步，反而欠妥。

跟改字有关，校勘学上有一条铁则，即无版本依据绝对不改字。本书在个别处似未能恪守。比如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的一条校记为:“试，原作诚，据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六《张左司传》改。”所改固然为是，但却破坏了校勘原则。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不改正文，而将校勘者的意见在校记中讲述。

对于本书所着力的编年，有些诗文、特别是书信的系年，未列既有研究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既有研究未加考证系年，亦似应加以说明。个别系年，尚似可商榷。比如卷三八《与周益公》，系于“绍熙五年四月”，在编年栏对《书信编年》系于淳熙十六年进行了辨误，而据《年谱长编》系之年月，且引述有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六所载《新安吏部朱公乔年稿》相关跋语自署“绍熙五年二月”。检《文忠集》此跋云：“公之子元晦为某言，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多储真迹。唯此纸有跨越古今，开阖宇宙之气。”这几句话正是对朱熹此通书信的引述。据此可知，此信作时当在周必大跋语自署的“绍熙五年二月”之前，而不当从《年谱长编》系于“绍熙五年四月”。系年似当在任命周必大判隆兴军府的绍熙四年十月至书写题跋的绍熙五年二月之间，然这一时段又与朱熹信中所云“孟夏清和”有冲突。其中的错愕可能比较复杂。鉴此，以存疑的方式处理似为妥当。

前面说过，本书维持文集原貌的系年方式比较可取，但如果再花一些气力，在书后编制一份全书的篇目编年就更臻完美了。以上这些，期待再版之际有所改正。

本书整理，当是多历年所，耗费两教授的良多精力和心血而成，值得报以深深的敬意。两教授很谦逊，这部凝聚心血的煌煌钜制仅署作“编注”。翻阅之下，当可知此编非同寻常编，而是全面系年，而注又是“评注”之概括。延续传统经典注疏的传统，历来学界是将笺注类的成果视为著述的。因此，我没有拘于自署之“编注”，径称为“撰”。

朱熹除了短期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任官之外，一生六十多年都是在福建度过的，武夷钟秀的山水滋润了这位不世出的大儒。在朱熹的生前，闽中就有坊刻本问世，当时的新媒体民间印刷业很青睐这位大儒。朱熹去世后，文集最后的百卷定本也是由建安书院推出。朱熹与福建结下的不解之缘，一直延续到近千年后的今天。过去有“朱子大全集”，拥有文化担当的福建人民出版社这次出版的，是迄今为止的“朱子最全集”。朱熹作为乡贤属于福建，作为文化巨人则属于中国和世界。后出转精的朱熹文集问世，我为郭齐、尹波两教授贺，也为福建贺。从洙泗到建溪，源头活水，清清如许，长流不息。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