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泽厚

——这个时代让他寂寞

作者：梁文道

来源：看理想《八分》，文字经删减编辑

来源：Six Tone

北京时间11月3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消息一出，国内的知识界一片哀悼。

李泽厚是八十年代极具影响力的青年导师，思想和著作传播甚广。

但是，在思想史、学术史上，他到底处在怎样的位置，是位怎样的哲学家，好像不太容易下结论。

我们可以讨论他学术生涯里提出的一些重要观念和主张，但不太容易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解读，也不太容易准确地在今天中国的学术文化跟思想脉络里，把握他所在的位置。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如就从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美的历程》开始讲起。

讲述|梁文道

来源|看理想《八分》

（文字经删减编辑）

1.只有在八十年代，《美的历程》才会畅销

《美的历程》于1981年首次出版。

这本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它的影响力以及李泽厚先生自己的影响力，是今天的青年们不一定能理解的。

在大众心目中，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但他晚年重新提到自己的著作时，从来没有把《美的历程》摆上这样的位置。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先生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陆续思考、写笔记，在七十年代末写出来。

这是一本不太厚的、报告式的书，包含的范围却非常广阔。从商周的青铜器到明清的书画，书中所涵盖的内容的时间跨度很大。这本书也不是纯粹的美学、艺术理论或美术史，而是将这些都融合起来。

《美的历程》封面

在这本书里，李泽厚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比如，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书里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上古的陶器，无论黑陶还是彩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纹样。我们今天看，会觉得它好美，很有形式感，但当初塑造这些陶器的古人们，他们创作的纹饰，其实都是有具体含义的，比如是部族的图腾或者部族文化中很珍视的东西的象征。

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纹饰从具体变得越来越抽象，逐渐积淀为形式。它原来具有的原始意义好像不见了。但其实不是不见了，而是那个意义本身构成了形式的一部分。

虽然会有所不同，但并不能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感受，跟当时的人有断然的、本质的分别，因为古人对这种纹饰的观念和想象，也都积淀成为感受传承下来。

这是这本书一个相当核心的论旨，就是去谈论中国几千年来在文艺上的各种形式，如何具有一些所谓的意味，各种感受又是如何逐渐积淀演变的。

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样专门谈论文艺理论的著作，怎么会是畅销书呢？这就要说到这本书出版的时代背景了。

1981年这本书出版之前的情况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大部分文艺作品，在六七十年代都不容易看到，文化艺术在那时甚至是一个禁区。人们的文艺心灵枯竭得很厉害。

要知道的是，八十年代之后，所谓的思想解放，其实是从感性解放开始的。先不谈思想、文化那些宏大的东西，就纯粹谈人的感知。

那时也开始有许多哲学著作重新出版，但问题在于，如果谈论哲学或者政治学、经济学，人们很快就会陷入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唯物还是唯心这样的二元对立中。

但是谈感性解放，谈美，就不一样。从美不美这个话题，可以谈到人的情感，进而谈到人的存在、人的生活等等，好像能够稍微避开一些太容易被二元对立狭隘化的思想雷区。

而且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服饰发型单一，到开始涌入很多流行时尚，比如有人穿上牛仔裤，有人留长头发了；港台流行音乐也开始传播。很多人对此不习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美是丑，什么叫做美。

所以八十年代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文化热”中的第一波，“美学热”。那时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学的哲学家都很受欢迎，著作风行。比如高尔泰、蔡仪，还有晚年的朱光潜先生，都陆续推出了美学著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的历程》成为畅销书就不奇怪了。

2.启蒙、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自由主义

李泽厚先生的一些发言，在那个年代，一直到近几年，都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论。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他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有两个主题是不断反复交缠兴灭的，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

李泽厚先生对于启蒙的讲法很受康德的影响。康德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章名为《何谓启蒙》。在这篇文章里，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是，一个人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走出来的过程，就叫做启蒙。

那什么叫不成熟？康德认为，一个人的不成熟，就是没有人引导，他就没有办法主动运用理性去思考。

启蒙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火的概念。

李泽厚先生则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还有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救亡。清末以来，在风雨飘摇的世界局势当中，国家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社会大众都有迫切的救亡愿望。

救亡跟启蒙本来是不一定矛盾的。比如，启蒙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救亡，为什么要启蒙民智？为什么希望人人都能有成熟的理性判断？是因为人民强大了，国家才能强大，才能救亡。

但很多时候，救亡会压倒启蒙。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双重变奏”，后来我们的历史走向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是不是应该重新再启蒙？

直到晚年，李泽厚先生仍然认为我们的启蒙是未完成的。但是，他还提出了一个“西体中用”的说法。

我们都熟悉张之洞所讲的“中体西用”，即我们使用西方的技术和器物，但价值本体仍然是中国的。

那“西体中用”是什么？这里的“体”不再是张之洞所讲的，而是指，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状态。现在我们过的是一种很西化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服饰、语言，甚至思维。

我们开始觉得爱情是自由选择的，没有一切都需要服从家族的命令，开始认为个人应该有一些人性的追求跟解放等等，这些都是近现代中国被西化而产生出来的。但这种很西化的生活方式，它的价值的取向跟归向，能不能仍然是中国的呢？

讲到启蒙，我们会觉得那是很激进的，但李泽厚先生有他保守的一面。比如，他后来和学者刘再复提到“告别革命”，认为中国历史上很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最原始、最古典、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可能会被破坏掉，我们要把那个东西找回来。

从中也能看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他晚年时提到，中国的文化是乐感文化；他很强调，中国是情本位的世界观，“情”是人类社会共通的价值。

他还提到，中国哲学迟早有一天会登场，在未来是能够影响世界的。

可是他同时又认为，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必要的元素，我们对于人性的尊重、对于个性的发展，这些自由主义很重视的面向，是不能放弃的。而且，他还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跳过理性启蒙。

谈到民主政治时，他认为，中国模式是挺不错，可是它只是进行中而不是已经完善了；对于西方“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制度，他则并不认同。

3.他无法被完全舒适地放入任何一个阵营

李泽厚先生强调，要回到古典儒家，为我们今天已经被自由主义化的、市场经济化的生活寻找一个价值取向。

而且，这个价值取向不是书面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农民尽管经历过那么多的反传统的运动，但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里，行事方法、人情往来等等，还是非常儒家的，只是他们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我们生活在其中，日常会用到的，儒家的或者中国传统精神的价值世界，变成自觉的，引导我们生活的归向。

电影《顽主》

无论是谈美学、谈历史的积淀，还是他晚年谈这些中国哲学问题，他一直都有对于历史的唯物的看法。

比如，他非常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即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甚至人性的发展和起源，都来自于工具的制造以及使用。

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制造、发展了很多工具，然后我们围绕这些展开彼此的各种交换模式，社会组织就是这样逐步建立的，且会在历史中不断演变。

这也是他虽然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果实我们应该接受，但它也有不足之处的原因。自由主义没有吸收马克思对于人的看法，将人看作一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不落实于具体生活当中。

电影《顽主》

可是谈到马克思，他又跟我们一般人对马克思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

在国内主流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中，不会那么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可是，李泽厚先生却很看重马克思写过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他曾经这么写过：“《资本论》第3卷对‘自由王国’的讲述，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理论。但长期在革命所需要的集体主义掩盖下，完全被人们遗忘或有意抹杀了。相反，‘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倒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义。

手段成了目的，服从于集体、组织成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理论是非的颠倒，莫此为甚。但这一颠倒了的真理，因为恰好与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相投合：过去强调人的本质和价值是在父母、兄弟、亲朋戚友五伦关系中，今日则是在同志、领导、组织的革命关系中，似乎顺理成章，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所以，今天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将这一颠倒了的真理再颠倒过来，从根本上恢复个体的权益及尊严。在这方面，吸取自由主义的理论已成为今日的老生常谈。但是，这里的关键正在于应假手或通过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个体发展论在根本理论上之不同并优越于自由主义处，在于它不是以假设的或先验的‘原子个人’、‘天赋人权’等等观念为基础，而是把个体放在特定时空的社会条件和过程中来具体考察，认为它是人类历史走向的理想和成果，个人不是理论的出发点，却是历史的要求和归宿。充满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个体发展论的主要特色，而这恰好可以与重视历史、承认发展变化的儒学传统相结合。”

他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极受康德影响。他第一本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里，就非常强调康德的主体性思想中讲的，人的个体偶然性和自由的价值。

前文非常简略地回溯了李泽厚先生一生中不同阶段所曾提出过的一些论断或主张，你看完后也许会觉得有些云里雾里，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谈他的困难之处。

因为在今天的思想界、学术界里，（有些学者的思想）有时候已经被简化得太厉害了。比如，你要么就是自由主义者，喜欢讲理性，觉得我们的启蒙还没完；要么就是新儒家；要么就是新左派……

但是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并不能被这样概括。你觉得他好像哪边都不是，哪边又都是，不能被完全舒适地放入某个阵营之中。

所以，在今天动辄就分门、分派、分阵营的情况下，他的位置就显得很尴尬。

李泽厚先生常常强调他自己“过时”，觉得自己有点儿寂寞，但他又对自己很有信心，相信他的思想和著作，将来有一天还是会被人发现其中的真价值；假设没有，那也就算了。

一个影响了大家这么久的思想家、哲学家，但却在今天陷入了这种尴尬状况，是一件很值得去思考的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