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吴地惠氏三代的学术传承

作者：周一瑄 曹炜（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八日甲寅

          耶稣2021年11月2日

一说到乾嘉学派吴派，惠栋是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无疑是乾嘉学派吴派的一代宗师。惠栋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学术地位，他之前的三代先人功不可没。正是因为深厚的家学渊源，才使得惠氏家族到惠栋一代终成集大成者。

著书立说开一代家学

据《清儒学案》记载：“朴庵筚路蓝缕，研溪、半农继之，益宏其业，至松崖而蔚为大师。传授渊源，自当以世为序，以明一家之学。”惠氏家学以有声为渊薮，其人博通经学，以九经教授乡里，治《易》《春秋》等经书皆有所建树。令人遗憾的是，身为明末贡生的有声处于朝代更替之际，其著遭乱散佚，未能留存至今。其子周惕秉承庭训，同样长于经学，但其经学研究著作今也唯见《诗说》一书流传于世。惠栋有言：“惠氏经学，权舆于曾王父……公传其学因著《诗说》《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其《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公悉口授大义，命先君书之。其后先君述两世之学，著《易说》《春秋说》《礼说》《大学说》数十卷。”由此可知，惠氏经有声、周惕至士奇治学不辍，士奇所著《易说》《春秋说》《礼说》等实乃惠氏三世治学之结晶。

纵观有声、周惕、士奇三代，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其崇汉倾向。明末清初，学界出现“理学清算”局面，汉学兴起初见端倪，惠氏自有声始，治学讲究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这与汉代学者的研究传统不谋而合。以治《易》为例，惠栋论及其曾祖时说：“初曾王父极推汉学，以为汉人去古未远，论说各有师承，后儒所不能及……既老，不复著述，以其说口授公，公授之先君，由是雅言古训，遂明于世。”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汇集两汉至唐近四十家《易》注，是唐朝以后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有声“闵之不存”，参众说为其作注，此举开启了恢复汉《易》的工作。口授相传至周惕，纂《易传》一书，而后士奇上承家学，远绍汉儒易学，撰成《易说》，坦言：“《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从有声力复汉《易》，还原古《易》面貌，至周惕受其父熏陶，治《易》著书，再到士奇对汉学家治《易》方式的认同，惠氏三代不止于观念上推举汉学，而且在治经的实践过程中表明对汉学的认可，形成家学规范，确立吴派汉学基调，影响后世。

以经解经明治学路径

自古汉学家讲经重视训诂考据，惠氏三代取法汉儒，认为“经之义存乎训”；又得益于深厚的经学功底，于是在训释经书中文字名物抑或考证典礼史实等问题时，往往以诸经为宗，广征博引各类经书，参照众经说作解。因有声著作皆散佚，本文姑且不论，但将笔墨着落于周惕及士奇诸书。

周惕在《答薛孝穆书》中提及：“仆立说之旨，惟是以经解经……然仆据孔子《春秋》以驳左氏、赵氏不为无据，足下欲反吾说，亦必证据于‘六经’，而后与仆合要。”在其《诗说》所征引的诸多文献中，“春秋三传”和“三礼”占据半壁江山，足见经书分量。下面试举一例。

《葛覃》之诗曰：“害瀚害否，归宁父母。”言女子之适人者，有省父母之礼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诗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适人者，不得复省其父母兄弟也，两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谷梁传》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礼也。”又各自为说如此……愚尝求之孔子之意，而知归宁之说非也。于《春秋》知之。《春秋》庄二十七年冬书“杞伯姬来”……而《春秋》何以书而讥之？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公羊传》曰“妇人为嫁曰归”，是也。（《诗说》卷中）

周惕考察《诗经》发现，《葛覃》与《泉水》《蝃蝀》《竹竿》等诗当中有关“归宁”的理解相互抵牾，矛盾点在于“归宁”是否意为“省亲之礼”，而后参考《左传》《谷梁传》，提出省亲行为不合礼制，宜解释为“女子出嫁”。这里我们不论周惕之说是否确切，且论其释一词而涵盖“春秋三传”之说，确证了其“以经解经”的治学方式。

“以经解经”的提出源于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总结，南宋黄震在其《黄氏日抄》有言：“字同义异，可破世俗以经解经之弊”，道出了治经专宗原典的局限性。明中叶以降，尤其明末清初之际，“以经解经”得到长足发展，习见于学者的论著当中。一些学者利用自身博闻强识、会通群经的特点，在解读经文时精心校勘经书，还原经书原貌，于经书中寻求本证，同时突破原典限定，以传作为补充，表达的经义更为丰富准确。周惕、士奇契合时代转型，治经之法应运而生，不仅开启了吴派“以经解经”的治学路径，成为后世阐释典籍的首要原则，还展现出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学者的治经范式。

创获有据继往开来

惠氏三代长于经学，并非不通史、子、集，周惕《诗说》一书虽着眼于经义，也包含了大量对春秋史事的讨论，士奇《礼说·地官》叙述农田耕作和土地制度问题，皆以《管子》作证。二人崇汉，但未专于汉儒经说，是谓“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先秦诸子或魏晋学说皆有所论，是者采择，非则辩证谬误，不墨守成规，也不盲目反对。正是这种辩证的态度，使得惠氏在治经的过程中有所创获，呈现出新的治经视野，其中以士奇《易说》最为突出。

士奇有言：“《春秋》本《周礼》以纪事，学者不明《周礼》，焉识《春秋》。”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互通互成的，《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存在许多祭祀、聘礼等方面的礼制，不懂礼制无法说清《春秋》。这种“互通互成”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易说》表达出的治学主张。首先，《周易》此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学、哲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此书自然需要学者具备极高的文化素养，从多角度解读以求挖掘出更多含义。士奇究解经之根本，从训诂入手，而后探求经义，征引诸典，广采京、郑、荀、虞之义，博取《逸周书》《汉书》《史记》之事，更将《荀子》《管子》《墨子》乃至《内经》等纳入其中作为佐证，形成了以史证《易》、以子补《易》的典籍互通局面。其次，士奇为官多年，督学广东期间，施行良政、注重教化，行事多为人赞许，最后却遭受天子罚修镇江城之结局，草草收场。告老还乡之后，致力于经学，居官行事的经历促成其在治经过程中对“经世致用”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易说》中运用大量史实解释《周易》经义，而历史的价值在于，所发生的事件当中透露着事件本身所涵盖的理念。士奇正是通过挖掘这种理念宣扬经义，表明自己的立场。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学者纷纷寻求新的治学门径。惠氏有声、周惕、士奇三世传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他们治经过程中流露出的崇汉倾向，以及注重“以经解经”的治经方式，确立了家族治学范式，影响了乾嘉后人经典诠释的发展路向，促成了乾嘉经学的繁盛局面。除此之外，惠氏士奇承继家学治经方式，于治《易》过程中又有所创发，做出了互通典籍以达经世致用的新尝试，展现了更高的文化视野，在经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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